邵建：胡適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批評

【大紀元12月3日訊】胡適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批評是通過對陳獨秀的批評完成的，因為陳是一個信奉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共產黨人。陳獨秀秉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解釋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胡適的看法則正好相反。在針鋒相對的兩種看法中，誰的看法更具合理性呢？

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自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始，到了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所有國民小學第一、二年級的教材，俱用白話文。以此通令為標誌，前後三年時間，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博弈，便獲得了根本性的勝利。這大大縮短了運動肇始者的預算。1923年，胡適寫信給美國的韋蓮司，說：「說到中國的文學革命，我是一個催生者。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這件事差不多已經完成了。我們在 1917年開始[這個運動]的時候，我們預計了需要十年的討論，到達成功則需要二十年。可是就時間上來說，[現在]已經完全成熟了，這要感謝過去一千年來無數無名的白話作家！」

在胡適看來，「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比宗教更為保守」，因為「當一種社會上的事物，深入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之時，它就變成非常保守的東西了」。語言正是這樣一種東西。就胡適本人而言，他也是個保守主義者。不過因了美國幾位留學朋友的刺激，轉取了一種激進態度。還沒回國，便碰上了陳獨秀他們這撥更激進的朋友，遂使這場運動以激進的方式展開。結果，三年時間，語言這個最保守的對象在現代中國就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那麼，變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陳獨秀和胡適各有不同的看法。

1923年，陳獨秀在《科學與人生觀序》後的一封信中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陳獨秀的表述固有他的道理，我們一眼就可以看透其後的思想資源，那也是我們幾十年來最熟悉的一種哲學理論。

但，胡適很直截了當地表示了對陳的不認同。「獨秀這番議論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立場說的」，經濟史觀作為一個角度並非不可以，但問題在於，在陳獨秀那裡，抑或在陳獨秀以後漫長的歷史階段，經濟史觀成為一種歷史決定論，成為對一切歷史（人物、事件、現象）進行解釋的終極之因。這一點，二、三十年代的胡適看得就很清楚。「歷史事實的解釋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一個『最後之因』就可以解釋的了的」。即以白話而論，一千多年以前，臨濟和尚的徒弟們開始用白話來記載他們老師的禪言，這和「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有什麼關係？白話在上千年的過程中產生了那麼多的傑作，到了明代，出了一個李夢陽，提倡文學復古，於是文回秦漢，詩回盛唐，這又和「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有什麼關係？文學史的變遷代有升降，而絕不相沿。如果論及原因，胡適認為「其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都不能用一個『最後之因』去解釋說明」。

可以看出，陳獨秀和胡適的不同是兩種歷史觀的不同，一種是「唯經濟史觀」（後來它有我們更熟悉的名字「唯物史觀」），一種是多因雜陳的「反唯」史觀，且不管你「唯」的是什麼。它們之間的分歧，也就是「一元」和「多元」的區異。胡適是個多元論者，他之不認同陳獨秀，不在於陳的經濟角度，而在於對方把其他角度排斥後使這個角度變成了單一的「唯」。這樣，歷史就變成了決定論的歷史、宿命的歷史，在這樣的歷史格局中，人則成為歷史藉以實現它自己的工具。

反對一元論，反對決定論，持這樣的歷史觀勢必是一個反必然的偶然論者。1927年，胡適到英國，一次和英國比爾德教授泛論歷史，胡適提出了這樣一個見解，「歷史上有許多事是起於偶然的，個人的嗜好，一時的錯誤，無意的碰巧，皆足以開一新局面。當其初起時，誰也不注意。以後越走越遠，回視作始之時，幾同隔世！」胡適舉的例子是造字，西洋人和中國人開始造字同出於會意象形，後來一趨字母，一趨表意，很難說不是偶然的。然而，幾千年以後，兩大系統的文字就截然不同了。胡適又舉了個婦女纏足的例子，開始不過是宮廷中一二人的作始，後來貴族婦人傚法，再後來平民亦傚法，最後就成為一種「當然」，而這種「當然」和經濟也沒有關係。因此，接過話頭的比爾德教授，實際上表達了胡適要表達的意思：「史家往往求因果，其實去題甚遠。有許多大變遷，與其歸功於某種原因，如經濟組織之類，遠不如此偶然與模仿說也。試問纏足能以經濟組織來解釋否？『之』字變成『他』，能用經濟來解釋否？」

回到白話文運動，胡適梳理了一系列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最後，針對陳獨秀奉為圭臬的「最後之因」（即經濟），胡適作了很精彩的解構：

治歷史的人應該向這種傳記材料裡去尋求那多元的，個別的因素，而不應該走偷懶的路，妄想用一個「最後之因」來解釋一切的歷史事實。無論你抬出來的「最後之因」是「神」，是「性」，是「心靈」，或是「生產方式」，都可以解釋一切歷史；但是，正因為個個「最後之因」都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所以都不能解釋任何歷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拿「最後之因」的法寶解決一切歷史之後，你還得解釋「同在這個『最後之因』之下，陳獨秀為什麼和林琴南不同？胡適為什麼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後之因」可以解釋胡適，同時又可以解釋胡先骕，那豈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釋一切歷史的「最後之因」，都是歷史學者認為最無用的玩意兒，因為他們其實都不能解釋什麼具體的歷史事實。

胡適的歷史觀一以貫之，晚年的他在台灣關於白話文的一次講演中，再度重複了上面的意思：

現在有一些講歷史的人，常常說：「歷史是唯物的」，這是用經濟的原因來解釋一切歷史。又有些人主張用英雄觀念來解釋歷史，甚至於用「性學」的觀念來解釋，就是說歷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於性的問題不能滿足而發生的。這些解釋都為歷史的一元論。

而胡適認為，歷史上許多大事的來源，包括當年的白話文運動，「也都是偶然的，並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論解釋。」（同上）

可見，胡適用力反對「最後之因」，其實是在反對「一元論」。

案：胡適和陳獨秀在歷史觀上不同，最可見他們在1923年為「科學與人生觀」大討論所寫的序與（往來）書信。當胡適對陳獨秀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時，陳希望胡適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即用它來解釋一切問題或所有問題。胡適一則回答陳獨秀：「我們雖然極歡迎『經濟史觀』來做一種重要的史學工具，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思想和知識等事也都是『客觀的原因』，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與此同時，胡適也明告陳獨秀：「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胡適很清楚，這一步一進，他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他卻是實驗主義的信徒（儘管這兩個都是來自西方的主義有很為相近的地方）。陳獨秀在最後的回信中，也很乾脆，以列表方式直接把他的歷史「一元論」闡發殆盡，這一元便是「經濟」之一元，在它的統攝下，則有「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他也指出，在歷史「多元論」的譜系中，經濟和制度宗教思想等就不是統攝關係而是並列關係。以比喻的說法，制度宗教思想等在經濟面前，是「經濟的兒子」，而胡適之卻把它們「當作是經濟的弟兄」。陳獨秀坦陳：「這本是適之和我們爭論之焦點」。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青年》中最重要的兩個人，不是因為別的，而是思想路徑不同，最終分道揚鑣（儘管他們的私誼始終存在）。他們的分手，意味著20世紀2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分化，也意味著《新青年》的精神解體。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