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7日訊】要寫獄中見聞，要寫申訴，還要為生計奔忙，本來，剛出獄不久的我很忙，但今日看了也是剛出獄不久的楊建利先生的《開展全民說真話運動》後，立時產生了一種難以抑制的、非得停下其他事情為響應楊先生說真話運動而寫點切身感受的衝動和激情。
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等，公元1949年之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殘暴行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因言獲罪，因說真話而死於非命和被假話害死的人太多太多了，多到要以百萬計，要以千萬計。假話、空話、鬼話可以大張旗鼓、連篇累牘地在各種媒體、各種場合堂而皇之，不知羞恥地大說特說，說得越多，還越能陞官發財。而說真話呢，則只能背地下小心謹慎、如履薄冰地說。並且，說得越多、說得越真，危險性就越大，就越有可能被投入牢獄。華夏大地，絕大多數人口將言而囁嚅，億馬齊喑。
第一次鼓足勇氣寫真話，是在18歲的時候。那時，因為入團夭折事件，我侵骨入髓地見證了共產黨黨團組織原來是掌握、操控在一夥卑鄙小人的魔掌裡。於是，頭腦頓覺清醒不少、思想急轉直下的我在日記裡寫下了平生第一句真話：老子堅決不入管理不好國家的黨！
雖然是偷偷摸摸地寫在日記裡，但我知道這是反動話，是捅天的事情。為了嚇退可能的告密者，接下來，我又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他媽的，老子寫的這些都是反動話，誰告了我，我就和誰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那時侯誰曾料想得到，在29年之後，在坐了兩年牢出來翻看這本唯一幸獲手下留情的日記本時，我驚異地發現，我寫有這兩句話的那半頁日記，竟然不翼而飛。這是否我落難被抄家的那天哪個「對黨絕對忠誠」的人幹的？我沒有證據，不好亂說。反正，我的第一句真話連同這半篇日記一起，人間蒸發了。
第二次寫真話，應該是在三年以後的1981年。那時，我是一個吃糧的兵。有一天，我在《解放軍報》上看到一篇批判白樺《苦戀》的文章，還有白樺所謂的「檢討」。那些批判的詞句，都是些打棍子、扣帽子的假大空的鬼話，白樺的「檢討」，當然也是為了自保寫下的違心話。而當時，正是報紙上大力提倡講真話的時候。葉公好龍，他們從骨子裡害怕真話，喜歡假話。義憤於此，晚上，我躲進被子裡，打著手電筒，寫下了「能說真話嗎——我看解放軍報對《苦戀》的批判」。
也是刑滿釋放後方知，我這篇平生第一篇成文的文章，也是第一篇寫真話的文章，也被國安抄去了。
寫第二篇講真話的文章，已是1998年的事。當時，我在收音機裡知道，好多人在以各種方式，要求中共給「六四」平反。讓故意殺人的人給被殺的人「平反」，這等於不僅不懲罰惡狼，還要把被惡狼咬死的羔羊送給惡狼吃。不行，我們應當追究殺人犯的刑事責任，死者才能得到安息，正義才能得到伸張。為此，我提筆寫下了題為《不能跪求殺人犯的平反》的文章。但那時還沒有安全途徑，也沒有膽量把它拿到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去見天日，我只能將其束之高閣，等待時機。
2005年開始在網絡媒體發表文章後，我想把這篇文章找出來發表，但找了幾次，就是沒有找到。尚關押在貴州省國安廳看守所時，國安曾向我出示一篇手寫稿，問是否我寫的。我一看，竟然就是我頭都找大也沒有找到的《不能跪求殺人犯的平反》。當時還真從心裡佩服國安：真不愧是翻箱倒櫃、掘地扒牆的專業人才。絞殺真話，他們總是很有一套、不遺餘力的。
自1997年開始當黨報記者、編輯後，雖然盡了最大努力避免寫假大空的黨八股文章，但我還是寫了不少違心的文章。關於這一點，我在法庭上曾大聲地向上帝作了真誠的懺悔。
2000年，中共教育部對中小學生實行所謂減負。作為黨報記者，我不能不採寫了一篇家長、學生等如何為此叫好的報道。但作為學生家長，我卻以「蘇逸」的筆名，在同一天報紙上發表了置疑減負作用的言論。哪篇文章是真話，哪篇文章是假話，自不待言。這並非我人格分裂，而是高壓之下大陸黨報記者的一個真實寫照：采寫假大空報道，署上真名實姓；要想撰寫可能觸雷的真情實感文章，往往只好隱姓埋名。
一個人如果有獨立思考能力，嚮往獨立人格和個性，內心不願說假話，那麼，在黨報這種狹窄得不能再狹窄的言論環境之下，你必然會被憋得慌。2005年5月我用「夜狼」的筆名寫下 ，並在海外網絡媒體發表了平生第一篇酣暢淋漓、大說真話的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國國籍》。
接下來，又發表了《生的平凡 死的可悲》等三篇大傾、大倒真話的文章。可悲、可歎之處正在這裡：明明是在大陸寫的真話，卻只能作賊似的「偷渡」到海外去發表；還大多是靠「外人」，靠「外人」辦的媒體發表。出口轉內銷，牆裡開花牆外香。那真心實話的芳香，絕大部分，都被一道道冥頑不化的高牆阻擋、攔截在牆之外了。多麼的令人於心不甘，多麼的令人扼腕痛惜。
哪一天，哪一月，那一日，真話的種子才能在我的祖國生根、發芽，長葉、開花？
公開地寫虛假、違心的文章時，我是「國家幹部」、「人民記者」；秘密地寫真實、稱心的文章時，我立時成了階下囚徒、「人民」公敵：因那四篇說真話的文章，我被中共司法當局判了兩年刑。
過去沒有看過，但在獄中時，我看到了巴金的《隨想錄》。誰知，大文豪讓我大大地失望了。包括五篇「說真話」系列在內的《隨想錄》，通本充斥著同志、戰線、解放、「四化」、新中國等等典型的黨言黨語黨思維。更沒有料想到的是，這位進過中共牛棚十年、被鬥爭過無數次，以提倡說真話、建文革博物館著稱的巴老先生在《知識分子》一文裡還寫下了這樣的真話：「輕視文化、輕視知識的舊社會終於結束了，我卻活到現在，見到了光明。」就是這種可歎可悲的真話文章，其中相當一部分還只能拿到香港報紙去發表。但儘管如此，因這是巴金的真心話，我還是認為，這比中共會議的那些官話、套話、假話受聽得多。
出獄以來，我已經寫了十來篇百分之百的寫真話的文章，並且，全是用真名實姓發表的。在黨報當編輯、記者時，一鋪開紙、提起筆，我往往就會想起「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的對聯，想起蒲松齡「以金盆玉碗貯狗屎」的譏刺。為此，我時常有編寫了假話、鬼話文章的不安和愧對筆墨紙張的內疚。如今他們敲了我的飯碗，這實質上是置我於死地卻讓我得到後生。鳳凰涅槃般的我不僅擺脫了編寫黨八股的痛苦，還有了顧慮相對少的、寫真話的條件。我的生計雖然較過去艱難多了，但我的嘴，尤其是我的筆，相對卻比過去自由了。因此，我一點也不後悔當初寫了那四篇說真話的文章。為了說真話、為了堅守良知而坐牢，雖然苦了自己、苦了家人，但這是有意義的——生活應該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不應該是沒有意義的！
楊建利先生希望人們不看中共假大空的新聞，對此，我深有同感，也深表贊成。中共各級新聞機構，不外乎黨首、官僚起居流水帳，無聊會議，以及肉麻透頂的歌功頌德馬屁玩意。那什麼「十七大」召開時，有朋友讓我懷著「別有用心」的態度去關注它。我說，聽不到一句真話人話的，我不願自己虐待自己的眼睛，不能自己折磨自己的神經。我當黨報記者時都惟恐避之不及，現在，哼，更不關注。
講真話需要倡導，需要號召，需要開展運動，需要冒著下大牢的危險，需要具備不畏強權的勇氣，這本身就是可歎可悲的。
自由象空氣一樣重要，但只有自由也像空氣一樣自然而然，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它又無時不處不存在的時候，你才擁有了真正的自由。《動物農莊》裡有這樣一句：自由就是毫無顧忌地說出1+1=2！
1+1=2是什麼？是常識、是真話。汪兆鈞的公開信是常識、是真話；我現在的文章是常識、是真話；楊建利的倡議仍然還是常識、還是真話。
社會是一把火炬，我們應該把它燃燒得光明燦爛，然後交給下一代。說假話可恥，說假話貽害子孫後代，讓我們都來堅持常識，都來說真話，都來爭取毫無顧忌地說出1+1=2的自由和權利！
──原載《民主中國》 20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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