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聽到被“教育學院”錄取的消息，我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從這個專業“生存”下來。因為我聽說“教師培訓”在加拿大雖說沒有像醫生律師那些“職業教育學院” 那麼難於高攀，但其學習一樣是高強緊密，尤其是在八個月的時間內要成功地通過十四五門課程的學習和四次實習才能畢業的要求，將許多新移民拒之于門外。在兩次實習之後，我明白了教育學院裏新移民一向鳳毛麟角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個實習，我被分配去了離學校三十分鐘車程的“安博”鎮的“聖佛蘭西絲”學校。按照加拿大的教育體系，“聖佛蘭西絲”算是“小學”，從幼稚園起最高到八年級（按照中國的標準，就是初二）。我被分配到艾瑪女士的六年級，雖然我的專業是教“科技”，但是實習其間具體教什麼，要等愛瑪老師的指示。
一踏進六年級的門，我就有點發暈：滿牆滿屋的“招貼” 大有鋪天蓋地的氣勢：標點符號乘法口訣語法規則世界地圖加拿大地圖……因為是教會學校，《聖經》禱告語句很醒目地貼在正前方，黑板正上方高懸著全班28個學生的名字和生日的卡片。在教室的末端，擺了一張桌子和電腦，加上一件書架兼衣櫃的擺設，就是艾瑪老師的“辦公室”。
原來加拿大的小學老師是沒有單獨的辦公室的，任何教學以外的事，比如打電話取郵件吃午餐偶爾和其他教師聯聯誼，都是在一個叫做“員工室”（STAFF ROOM）的大房間裏進行的，全校的老師共用此房間。後來我發現其實就算是給每位老師一個辦公室，也沒多大用處，因為老師和學生，幾乎是分分秒秒都在一起，就連課間休息、午餐、和放學的接送時間，每個老師都有不同的“看護職責”要做。直到所有的學生都安全地離開了老師的視線，老師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另一個和中國學校顯著的不同就是，每個年級幾乎就一個老師，除了法語以外，這個相當於中國的“班主任”的“課堂老師” （CLASSROOM TEACHER），要教包括數學英語科學體育藝術宗教社會學和電腦等等幾乎所有的課程——難怪我們要在四個月裏學習十多門課。也正因為此，每個班就像一個大家庭，“課堂老師”就是這個家庭的家長，她（他）不但要授業解惑，還要懂領導會經營，靈活多樣，把全班二十多個學生管理得有條有理。
我的第一個實習為期三個星期，頭一個星期“觀察”，後兩個星期裏每週代課量逐級增加。第一個星期，我每天坐在教室後面，聽艾瑪老師的課。艾瑪老師不愧為有十幾年教學經驗的老師，她一站上講臺，教室裏嚶嚶嗡嗡的噪音就會立即有所收斂。當教師的人都知道，維持良好的課堂紀律甚至比講好一堂課還要重要，尤其對我們這些預備出爐的“新手”，能否維持良好的課堂紀律是很重要的一個達標指標。
語言課上，艾瑪老師講授的是一本叫做“回歸的印第安人”的小說。聽學生們流利地回答艾瑪的關於印第安人的提問，我心裏就會不停地敲小鼓：這些東西我可真是不知道，但我也不能說因為我學的是理科所以就不知道吧。好在等我上講臺的時候，那本小說已經講完了，艾瑪老師讓我開始講詩歌。講詩歌我並不怕，因為我一向好文，我相信文學都是相通的；頭痛的是聽寫，我對自己的英語雖說還算有信心，但若具體到母音輔音長音短音的時候，口齒就沒有那麼流暢了。我不想誤人子弟，就對艾瑪老師講了我的顧慮。艾瑪老師先是鼓勵我試試，然後說如果實在有困難，聽寫就由她來。
有了艾瑪老師做後盾，我信心倍增，頭天晚上將幾首詩歌該查的查該讀的讀、翻來覆去弄得滾瓜爛熟，又加上自己對詩歌的理解，寫下了教案。第二天站在講臺上，也許是一個星期以來，已經和大部分學生都混熟了，不怕生了；也許是因為胸中有了點“墨水”，膽子大了；又或者是豁出去了的心理，總之我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冷汗直流。我鼓勵學生提問，解答了一些關於生詞和用法的問題；沒有人提問，我就問他們關於詩的韻律和象徵意義等問題。
學生們似乎習慣了“走馬觀花”的“速成“教學法，我的“刨根問底”的教法讓他們忙於應付；又也許是因為我這個校內唯一的“亞洲人”讓他們很好奇，一堂課下來，我的課堂紀律意料不到地好。連我自己都覺得要感謝神的照顧。課間休息學生們都出去了，艾瑪走過來對我來說：“IT WAS GOOD…LOTS OF INFORMATION （很好，內容充分）”。第一堂課，能得到實習老師的首肯，我感到非常欣慰。
第三個星期，除了語言課，艾瑪老師又給我加了數學和科技課。數學和科技，教學內容倒也罷了，難的是語言。我的理科的底子都是在中國打的，那些英文的名詞術語就要了我的命，尤其是生物學——連脊椎靈長甲殼軟體動物這些基本詞都得查。好在我對這種情形已有所預料，此時哭也無益，“兵來將擋”吧。每天晚上查生詞練發音，兩三門課的教案往往從下午四五點寫到晚上十一二點，第二天又得揉著眼睛起大早。但是第二天當我站在講臺上能夠侃侃而談的時候，又覺得這些勞累很值得。
當我的導師來聽課的時候，我講的是一堂八十分鐘的數學課。我設計了用遊戲、投影儀和課堂練習等不同的方式將長課短化，這樣學生們不會因為厭倦而開小差。果然學生們被我的各項活動忙得團團轉，顧不上跟我搗亂，課堂紀律也因此順順暢暢。我的導師最後雖然指出了一些小缺點，但總體的評語是不錯的。艾瑪老師也為我高興。
星期五是我的最後一堂課，艾瑪老師暗示我可以“TAKE IT EASY”（放輕鬆點兒），連教案也可以不用備了。因為我那天的主題是講“差異”，又因為我知道每個週末的課堂一向是半學半玩，於是我自作主張，帶了一些我中國的小收藏，準備來個“中國文化講座”。因為我注意到這個連黑人學生都寥寥無幾的學校，幾乎是清一色的白種文化，我不但是這個班也是整個學校裏唯一的中國人。在週五的語言課上，我從中西文的不同講起，然後簡單講授了中西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不同，展示了我帶去的中國錢幣剪紙京劇臉譜中國結等等小手工藝品，學生們的反映出乎意料地熱烈。就連艾瑪老師也抬起頭來聽我的講座，並且還不時問我關於中國的問題。三十分鐘的課結束了，全班28個學生擠到我面前，手裏舉著紙和筆，要求我將他們和他們家人的名字譯成中文。離開的時候，學生們將一張簽滿他們名字的卡紙交給我，正中間是他們給我的分數：A+
一個月後，我又回到了 “聖佛蘭西絲”學校做我的第二個實習，這次我有了一個搭檔簡尼，我們一起代八年級的數學、語言和地理。在體育館和走廊裏我經常可以碰到教過的六年級學生，每次他們見到我，都會過來親熱地和我擁抱，讓我第一次感到當一名教師的成就感。也正是因為有了那次成功的經驗，在教八年紀地理課的時候，我有時也會以教學生們一點中文作“魚餌”來維持課堂秩序或者“收買人心”。
簡尼的課堂紀律總沒有我的好，她甚至有些羡慕我的中國文化背景了。“She took such an advantage of her culture… (她充分地利用了她的文化……)”簡尼回過頭給搭乘同一輛車的辛西亞講述我們的實習經驗，一改往日愛爾蘭人的矜持與無動於衷，語氣中流露出難得的熱情。簡尼說的那個“她”就是我。我很驕傲，作為一名後備老師，也作為一名中國人。文章來源：【看中國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