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周宇新:毛澤東一生謀的都是權

周宇新

人氣: 47
【字號】    
   標籤: tags:

【大紀元3月17日訊】「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1949年後出生的中國人,許多都是從小聽著這首「東方紅」長大的。

但事實上,毛澤東從來就沒把人民當回事,甚至連人民的死活都不顧,這樣的人怎麼可能「為人民謀幸福」呢?!

那麼,「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一生謀的究竟是甚麼呢?在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的回憶錄《我的伯父周恩來》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會議的伯伯,出去接了一個電話,再進門時臉色灰白,他揮揮手說:散會散會!沒了往日的鎮定,轉身帶著小跑往電梯方向趕。

衛士長張樹迎扶著伯伯走進電梯,他明顯感到總理的全身在發顫:『到游泳池。』他的聲音也微微發顫。張樹迎心裏—震,一定是毛主席那裏出事了。

果然,一進游泳池,毛主席臥室的門窗大開,平躺在床上的毛澤東主席臉色發青`,嘴唇發紫,彷彿已經沒了呼吸。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經到了,只是冷漠地遠旁站著。伯伯進去後立即向緊張焦急的醫生詢問情況,判定病情,緊急調來了吸痰器。經過吸痰,毛主席的臉色漸漸恢復了血色,大口喘著氣;又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睜開了。

伯伯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著主席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

這句話,站在伯伯身邊的張樹迎聽得清清楚楚,他內心無限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

看完這段記述,許多讀者都會注意到以下兩點:一個是周恩來衝口而出的那句話:「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另一個是周的衛士長張樹聽到周的這句話後的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

那麼,毛的「心思」究竟是甚麼?很顯然,那就是權力!再沒有比能經常接觸毛的人更清楚這點了,所以當毛從昏迷中剛剛甦醒過來時,周才會情不自禁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 周的衛士長張樹聽到他的這句話後才會無限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

無獨有偶,林彪在他的筆記裡也曾寫過:「他(指毛)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佔多數否。」

事實也確乎如此。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以及喜怒哀樂始終指向一個中心:權力。奪取最高權力,獨霸最高權力,鞏固最高權力,耍弄最高權力,是貫穿毛澤東一生的主題。

毛澤東對權力的慾望是沒有盡頭的。剛起家時,他一門心思想的是如何扳倒對手,奪取黨的最高權力。這個目標實現後,他的目標隨之轉變為如何取代蔣介石,奪取整個中國的最高權力。等到他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後,他又開始與斯大林、赫魯曉夫較勁,與美英等西方強國爭高低,圖謀當上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甚至奪取主宰整個世界的霸權。

毛的第一次權力鬥爭發生在1921年。

作為中共在湖南的領導人,毛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發展黨員。但除了親戚朋友外,他發展的人並不多。那時在湖南參加中共的人,包括劉少奇等都不是毛介紹的,而是在長沙活動的另一個共產黨人賀希明介紹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轉入共產黨的。賀曾任過長沙知事,頗有聲望。他沒去中共「一大」,是因為中共在長沙的聯絡人是毛,而毛非常妒忌賀。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後,毛盤問他賀是怎麼介紹他們去蘇聯的。

毛正式成為湖南中共黨的首腦之後,立刻就著手把賀從黨的圈子裡趕出去。賀當時主持一個相當大的演講廳,叫船山學社,青瓦朱門,牆邊幾株古樹,氣宇軒昂。毛宣佈要用這個地方做黨的工作,率領一幫人搬了進去,讓賀的日子很不好過,最後不得不離開——既離開學社,也離開黨。趕走賀之後,在毛的領導下,湖南黨沒有委員會,只有毛髮命令。

這以後,毛角逐黨內權力的勁頭一發不可收拾,胃口也越來越大。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共」後,斯大林要求中共建立自己的軍隊,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在這種新的形勢下,毛澤東為了抓住槍桿子,建立自己的地盤,增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借「秋收暴動」的名義,拐走了當時在長沙附近的三支中共武裝,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將部隊帶上了井岡山。

上了井岡山後,毛曾多次寫信給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管轄井岡山一帶的特別委員會,但均未獲批准。朱德與毛會師後,毛再次給上海中央寫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開「代表大會」,自己當上了書記。

不久,毛要黨授權的信,從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6月26日遞上了斯大林的辦公桌。斯大林看好毛,毛有軍隊,有根據地,又是老黨員,在中國知名度也最高。於是,毛的要求被滿足。11月,中央的通知到達,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書記,管轄朱毛紅軍。「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但不久,在政府軍緊追不捨的險境中,毛就急不可待地發動了對朱德的權力鬥爭,取消了以朱德為書記的軍事委員會,剝奪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把 一切權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裡。

毛的專制獨裁,使他在紅軍中很不得人心。結果,沒多久,1929年6月22日,朱毛紅軍的黨代表們在福建龍巖舉行大會,辯論朱毛問題,並投票選舉。會上,毛被選掉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朱德重獲軍事指揮權。毛曾威脅說,「若你們來武裝解散前委,我有一個班的兵力,還可以抵擋。」

8月21日,根據莫斯科駐華代表的指示,在上海負責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給朱毛紅軍寫了封信,決定重新起用毛,接到信後,朱德服從了。毛留下朱德當名義上的最高指揮官,部隊也繼續叫朱毛紅軍。俄羅斯檔案記載,1931年2月,朱德對軍事指揮官發脾氣時說,他不過是「毛手裡的玩物,沒有任何權,毛只是耍他。」

1930年初,莫斯科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統一組編紅軍,彭德懷率領的部隊此時已發展到一萬五千人,與朱毛紅軍相等,彭被編為與朱毛平行的一個軍。

毛澤東一心要把彭的部隊抓過來,但彭軍遠在幾百公里之外,他鞭長莫及。恰好此時上海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給他創造了兼併彭德懷的機會,因為彭德懷剛於7月25日奇襲打下長沙,離南昌不遠。

8月19日,毛給上海中央寫信說,彭的形勢十分危險,他決定放棄打南昌到長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說毛朝著他來了,派人告訴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過來要彭去配合他打介於南昌、長沙之間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軍到達永和的當天,8月23日,毛立即宣佈兩軍年合併,成立第一方面軍,毛自己當總頭目(總前委書記、總政委),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僅僅是副總司令。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中央,兩軍的合併是為了再打長沙。當時,朱德和彭德懷都反對再打長沙,但毛堅持要打,因為如果不打,他就沒有理由要上海中央同意他與彭合併,把彭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毛利用二打長沙,全國報紙會大登特登的機會,把本來只統領一個軍的自己,吹成全國紅軍及根據地的領袖。8月23日圍城開始那天,毛通電宣佈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指揮全國的紅軍和地方政權。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誠意,在紅軍岌岌可危之際,停止了第三次圍剿,調走了軍隊。中共於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擴張,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莫斯科指定毛為這個國中之國的首腦,相當於「總統」,還按蘇聯規矩給他戴上一頂非中國習慣的頭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同時又是「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些職務宣佈的當晚,一個親信來看毛,向毛道喜,一進門他就喊,「毛主席!」毛說,「你改口真快,是第一個。」就是從這個人的嘴裡,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語匯中一個盡人皆知的詞:毛主席。

國中之國成立前後,毛身邊來了一批由蘇聯培訓的中共高官。毛在他們面前依然擺出獨裁作風,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周恩來剛來時,一次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毛照舊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請他讓位,由周主持。

1932年5月,毛伸手要權,提出在紅軍中設立總政治委員,由他擔任。7月25日,周恩來答應了他的要求。

1932年夏,蔣介石首先集中兵力進攻中央蘇區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紅軍協力支援這兩個紅區。毛的任務是率領中央蘇區的紅軍北上進攻若干城鎮,以牽制一部份政府軍。毛遵命攻擊了幾個地方,但一遇強敵就停下來。中央要求毛積極出擊,「呼應配合」,毛則保持觀望,按兵不動。

蔣把紅軍趕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際,下一個目標輪到中央蘇區。莫斯科的戰略是迎頭反擊,但毛再次拒絕執行,堅持要「分散」部隊,躲避蔣軍。

10月初,一次緊急會議在寧都召開,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中央蘇區的八個領導人都出席了,大家一致指責毛不服從命令,擅自行動,犯了「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與會者開展了從未有過的兩條路線鬥爭。在上海的中共領導博古等人,給寧都會議發電報,稱毛的行為「不可容忍」,再不能讓毛指揮紅軍,甚至建議開除毛的黨籍。結果,寧都會議撤掉了毛的紅軍總政委職務,由周恩來接任。到了1934年初,毛又丟了蘇區政府「總理」的職位。

長征初期,失寵的毛一直忙著分化中央,爭取同謀的活動,特別力爭兩個他從前並不喜歡的人。一個是綽號「紅色教授」的王稼祥,一個是接任他「總理」職位的張聞天。毛跟這兩個人早先都幹過仗,現在他竭力拉攏他們,因為他倆都對一把手博古心懷不滿。於是,以毛為首,這三個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反對李德、博古的「三人集團」。

這個「三人集團」一塊兒行軍,謀劃著怎樣奪權。路窄時一前一後,路寬時並排抬著,讓他們的頭湊在一起好說話。「三人集團」決定,他們的目標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軍權給毛,黨權給張聞天,三人中唯一的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則從政治局候補委員晉升為正式委員。三人的位置都安排好了,他們就要求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蘇區為甚麼垮臺。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政治局委員跟軍事領導人等二十來人,在貴州北部的遵義城開會。會上,毛等三人把中央蘇區垮臺的責任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

中共黨史稱這次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的領袖地位,其實會上毛既沒有成為黨的領袖,也沒有被授予軍隊的領導權。不過,毛在這次會議上也獲得了成敗攸關的的突破:他終於進入了中共的決策核心「書記處」。遵義會議一結束,毛就左右書記處做出決定:「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開過三星期後,毛跟張聞天結伙用陰謀手段讓張取代博古當上了中共的第一號人物。從此,毛當上了張聞天的幕後操縱人。不久,毛又用權謀搞了個「三人團」,由他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使他從此在軍事指揮上與周恩來平起平坐。

抗戰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機,凡是有點愛國心的人,無不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毛此時的所思所想、一切所為仍是為了兩個字:權力。

嘴巴上毛把抗戰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還動不動就指責國民黨消極抗日,其實當年真正消極抗日的根本就不是國民黨,恰恰是毛自己和他領導下的中共。藉著抗戰這個千載難逢的契機,他一方面在背地裏積極擴充中共的勢力範圍,不斷與國民黨搞摩擦,為抗戰勝利後與蔣介石爭奪國家統治權做準備。另一面則玩弄權術,清除異己,逐步建立和鞏固了在中共黨內的個人獨裁。就像《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樣,抗戰期間的毛,「打政敵,打蔣介石,不打日本」。

與日本的全面戰爭打響之後,斯大林命令中共積極參戰,嚴厲告訴中共不跟國民黨合作不行,不能給蔣介石任何藉口不抗日。中共的將士們也滿懷熱情要打日本,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也想積極抗日。但毛澤東卻不這樣想,他不把中日戰爭看作是中國抗擊日本,而是三國逐鹿,如他多年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所說:「蔣、日、我,三國誌。」在他看來,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蔣介石的大好機會。生前,他多次說過,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時,曾為日軍當年的侵華罪行道歉,毛卻說:「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毛的戰略就是把蘇聯軍隊拉進中國,為他打江山。在這一天到來前,他竭力擴大中共軍隊的地盤。與日本開戰後,毛堅持紅軍不打正面戰場的戰鬥,只在側面做游擊隊協助,蔣介石同意了。其實毛連側面襲擊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揮官們等日本軍隊擊潰國民黨軍繼續往前推進時,在日軍後方佔領土地。毛還命令他的部隊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大力收編潰散的國民黨軍隊。總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擴軍佔地,「讓日本人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毛不斷地給指揮官們發電報說,「要以創造根據地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為主」。日軍席捲過山西時,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創立我們的根據地。」

毛的政策引起了中共將領的不滿,他們想打日本。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打響了它抗日的第一槍——平型關戰役。雖然這是場小仗,打的也不是戰鬥部隊,但畢竟是共產黨軍隊首次(在東北以外)擊斃日本人。要是依了毛,這一仗根本打不起來。林彪1941年在蘇聯治療槍傷時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在日本軍隊跟國民黨軍隊開戰時,我不止一次請求中央同意出擊日軍。但沒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張打了平型關那一仗。」

毛反對打這一仗,認為打是「幫了蔣介石的忙」,無助於擴張共產黨的地盤。但公開場合,為了宣傳,毛又把平型關之戰誇張成一場巨大的勝利,以此證明中共比國民黨更熱衷抗日。

除平型關戰役之外,八路軍還打了幾場小仗,都是做國民黨軍隊的幫手。這個過程中,毛不斷制肘,要八路軍集中精力佔領地盤。

1940年5月,抗戰到了緊急關頭,蔣介石和中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為了幫蔣介石減輕些壓力,把民族利益置於一黨利益之上的彭德懷準備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破路戰役,取名為「百團大戰」。7月22日,他命令八路軍準備於8月10日起事,並把計劃兩次電報給毛。毛沒有回答,毛慣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電毛仍無回音,就不再等,下令8月20日動手。

「百團大戰」是抗戰時期中共打的唯一一次大戰,使得日軍不得不把進攻蔣介石的一個師調回來,暫停奪取通向華南的兩條鐵路,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士氣,因而贏得了國人的一片好評。但毛的反應卻截然相反。他憤怒至極,一方面是八路軍因此遭受了日軍的沉重打擊,更重要的是他覺得「百團大戰」減少了蔣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影響了他與蔣爭權的戰略計劃。為此,它成了彭德懷在以後的歲月裡挨整的一大罪名。

在1938年下半年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第一次明確告訴中央全會,蔣介石始終是敵人。中共現在就要準備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政權,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張旗鼓地在敵後發展,必要時堅決打國民黨軍隊。

毛為打內戰開綠燈後,中共軍隊放開手來在敵後與國民黨爭奪地盤,屢佔上風。到1940年1月,八路軍從抗戰開始時的四萬八千人發展到二十四萬人。新四軍也翻了三倍,成為三萬人。一個個敵後根據地建立起來,晉察冀擴大到兩千五百萬人口。是年22日,中共給莫斯科的報告說,在內戰中,「勝利一般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了六千人,山西一萬人。」3月,在斯大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又全殲六千國民黨軍隊,在華北佔據了絕對優勢。10月初,新四軍在黃橋一舉殲滅了一萬一千國民黨軍隊,擊斃兩名將領。

八年抗戰,兩千萬中國人失去了生命,但毛卻把它變成了一個擴充實力,與蔣介石爭權的良機。結果,在這場民族自衛戰中,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政權被極大地削弱,毛領導的中共則乘機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萬人的大軍。抗戰開始時,國共軍隊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戰結束時是三比一。

抗戰期間,毛不但在黨外處心積慮地與蔣介石爭權,而且通過一系列權謀,在黨內如願以償地確立了自己作為老大的地位與名分。

為了貫徹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斯大林用飛機把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臨走前,斯大林召見他說,「現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戰結束後我們再來打內戰。」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跟斯大林的意見一致。在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這一政策的代表。會議決定八路軍一定要跟蔣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參加的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的統一領導。毛要八路軍不接受蔣介石的指揮,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見,不敢一味堅持。

中共領導人知道毛的真實想法,不願由他繼續做領袖。莫斯科這時要中共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政治局會議推選在未來「七大」作政治報告的不是毛,而是王明。共產國際的規矩是黨的第一號人物作政治報告,這等於說眾人心目中的領袖是王明,不是毛。

雖然毛這時已是中共實質上的領袖,莫斯科也認可他,但他的身份還沒有固定下來,還沒有個第一把手的名稱。在中共高層人物中,毛也不具備無可爭議的權威。

此時,毛失去了對中共核心「書記處」的控制。王明回國,項英出山,書記處如今九個成員都到齊了,其中五個站在毛的對立面。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項英討厭毛,張國濤仇恨毛,博古跟周恩來也因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個人是張聞天、陳雲、康生。

說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見過斯大林,與各國共產黨領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宮的場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說他野心勃勃,也是一個無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蘇聯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許多在蘇聯的中共黨員送進監獄,甚至送上刑場。別看他長了張娃娃臉,但這個三十二歲的年輕人氣宇軒昂,充滿自信,自知他的話具有莫斯科的權威,對毛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此後幾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時念叨王明如何回國奪了他的權。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他一次也沒提過當時發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殺」。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蔣介石把長江重鎮武漢作為臨時首都。18日,王明趕去那裏做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博古作他的副手。他們跟蔣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中共軍隊指揮員也到那裏去跟國民黨聯絡會商,一時間武漢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後來耿耿於懷地把他當時在延安的地位叫作「留守處」。

在1938年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大多數人再次支持王明,確認他在即將召開的「七大」作政治報告。政治局決議說,要抗日就必須要「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中共軍隊必須「受最高統帥及軍事委員會的統一指揮」。決議還說,「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軍閥及其走狗漢奸托派等才企圖打倒國民黨。」

自西安事變以來,斯大林就懷疑毛是「日本奸細」。共產國際內跟毛打過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來。此時,毛的前途危機四伏。

毛這時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王稼祥在王明回國後當上了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1938年6月,張國濤投靠國民黨,被開除出中共後,毛電召王稼祥返國,目的是帶回一句共產國際對他的地位表態的話。王離蘇之前去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起黨內不團結,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話:有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隨後,毛利用這句話,消除了來自王明的威脅,鞏固了他的地位。

王稼祥8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電召王明等人回延安開中央全會,「聽取共產國際重要指示的傳達」。上一次中央全會還是長征以前開的。四年來,不知有多少「共產國際重要指示」,毛從來沒有召開全會傳達過。當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臨時首都武漢遭到日軍進攻的緊急時刻,毛澤東卻要開大會,把中共領導從武漢,軍事將領從戰地統統召回,齊聚遠離抗日戰場的延安。王明質疑這種做法,建議要開會到武漢去開。毛強硬地宣佈,「我就坐鎮清涼山,哪裏也不去!」 王稼祥打電報給王明說,服從中央的意見,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王明只好在9月15日來了。在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話,毛跟著就把在「七大」上以頭號人物作政治報告的身份,從王明那裏奪了過來。王明沒有抵抗。中央全會29日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等於向中共高層宣佈莫斯科要毛做他們的領袖。

打倒王明的進程開始了。由於共產國際明令要團結,毛不敢當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擊。毛故伎重演,把會議拖長,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離開,然後讓他缺席受「審」。當時蔣介石把戰時首都移到重慶,定好10月8日召開國民參政會,王明屆時將去參加。毛等的就是這一天。

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中央全會,開了將近兩個月,不僅武漢陷落,廣州被佔,中共在敵後的根據地也受到了大舉圍攻。電報緊急飛來:「此間情況甚緊,望彭德懷會畢速歸。」但毛扣住彭和其他軍事將領不放。

10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對手都等不及了,先後離去:周恩來、項英、博古、王明。他們前腳走,毛後腳就攻擊他們,特別指責王明「聽蔣介石的話」,甚至把長征前蘇區肅反的帳也算在王明頭上,儘管那時他根本就不在蘇區。

國民參政會結束後,毛將王明召回延安,給了他個統戰部部長的職務。這好像是個重要職位,其實實權掌握在毛的人的手上,王明行同軟禁。

1941年到1945年期間,毛又別有用心地發動了「延安整風」,目的之一就是叫整個中共領導層對他匍匐稱臣,使他永遠不再需要莫斯科的認可。

1941年秋,毛召開一系列政治局會議,要所有過去反對過他的人,引起過他不快的人,都卑恭屈膝地譴責自己,唱他的頌歌。大多數人,如張聞天、博古,都乖乖地照辦。周恩來當時在重慶。只有一個人拒絕從命,他就是王明。

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過著小媳婦的日子。10月,他有幸看見季米特洛夫給毛的電報,裡面問了十五個嚴厲的問題,包括:中共準備採取甚麼實際行動打擊日本,以阻止日本與德國夾攻蘇聯?手上有了莫斯科對毛不滿的證據,王明膽子壯了,抓住這個機會打算東山再起。政治局會議上,他拒絕表態說毛一貫正確,反而批評毛的抗日政策,說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澤東在黨的大會上辯論,說他決心與毛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毛本來計劃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態臣服後,召開已延遲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順地當黨的領袖。毛做事實上的中共領袖已經七年,但一直還沒有正式頭銜。經王明這麼一鬧,毛的如意算盤便散了架。如果倔強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論爭,辯論抗戰政策,輸的準是毛。毛不敢在這時開「七大」。

王明在1941年10月向毛挑戰之後,突然病倒了,住進了醫院。王明說是毛澤東給他下毒。這有待查證。確有證據證明毛給王明下毒的,是王明準備出院時。那時王明仍不屈服,在醫院還作詩表示要「不低頭,」“爭氣節」,說毛「一切為個人,其他都不管。」甚至直點其名:「毛澤東製造毛澤東主義,建立個人黨內專制和個人軍事獨裁。」這樣一個敢於反抗的王明,出院後準會給毛帶來無窮的麻煩。毛決心除掉他,派人給王明下了毒,只是並沒毒死王明。

這時,毛感到危機在即,採取緊急措施。3月20日,他秘密召開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會議,把自己正式任命為政治局兼書記處主席。決議給毛絕對權力,說中央的任何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王明被趕出書記處。毛就這樣第一次當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當得鬼鬼崇崇,沒有向全黨宣佈,也對莫斯科保密。這件大事在毛的一生中都是國家機密,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後來,在共產國際的多次干預下,毛、王雙方各自讓步,但歸根到底是毛得勝。莫斯科要毛放王明去蘇聯,但毛硬是把他扣在延安,要怎麼整治他就怎麼整治他。「延安整風」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把王明塑造成頭號壞蛋,幹部們成天譴責王明,但他們大多連王明的面都沒有見過。毛怕雄辯的王明在大庭廣眾下開口,總是不許他出場。在一個聲討王明的大會上,王明的夫人跑上台去說那些指責都是誣陷,提出用擔架把王明抬來,讓他澄清事實。在座的當然沒有人動。於是她哭著撲到毛的膝蓋上,要毛主持公道。毛坐在那裏,任她痛哭流涕,像石頭一樣紋絲不動。

1943年,毛在給王明下毒時,還整治了周恩來。毛不滿足於周聽話、忠實,還要再大大恐嚇週一番,使他不敢有絲毫貳心。在整風中,毛把周領導的地下黨打成特務集團,周面臨當特務頭子的危險。毛召他從重慶回延安時,他踟躇著不敢回去。毛6月15日發給他暗帶威脅的電報:「成都、西安兩地望勿耽擱,一則求速,一則避嫌。」周七月份一到延安,毛劈頭給他一頓指責,還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營心在汗。」周膽戰心驚,馬上在「歡迎」大會上連篇累牘地歌頌毛。11月政治局會議上,他一連罵了自己五天,說自己「犯了極大的罪過」,是王明的「幫兇」,說自己從前當領導是「篡黨篡政篡軍」,還稱自己「猥瑣」,有「奴性」。他在黨內到處演講,大講他本人和其他領導如何給黨帶來災難,毛又如何從他們手裡挽救了黨。自此,周恩來被毛完全馴服。

1945年初,輪到彭德懷挨整了。毛召開「華北座談會」,旨在破壞彭的威信與聲望。會上毛欽定的人物一個個朝彭身上潑污水。至此,毛已經挨個兒整治了中共領導人中所有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強使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

正是靠整風,毛澤東第一次樹立了對他的個人崇拜,而且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毛本人親自導演的,最重要的步驟都發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1943年。

這一年,毛親手控制的《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登著大字標題「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一年,毛擔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大禮堂正上方鑲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頭像。這一年,中央黨校發給每個學員一枚毛像章,為後來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賣給家家戶戶。這一年,著名的毛頌歌「東方紅」要人人傳唱。

也是在這一年,「毛澤東思想」這一說法問世,它首次出現在王稼祥的文章裡。捉刀人其實是毛。王的妻子朱仲麗記得那是陽光燦爛的一天,毛到她的家來了,先說了些關於打麻將的俏皮話,然後叫他丈夫寫篇文章紀念中共成立二十二週年。毛明確地說,「你以前和我交換過的那些意見,我看都可以寫進去。」王稼祥心領神會,廢寢忘食地寫了這篇文章,中心是:「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 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 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章寫好後交給毛審閱,毛打電話答覆:「寫的很好,準備叫《解放日報》發表。」發表後成了人人必須「學習」的文件。

那時的延安,在每天的會上,一個簡單公式被反復捶打進人們的腦子:只有跟著毛,才能無往而不勝。長征中最大的敗仗土城之戰,明明是毛指揮的,現在成了「違背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的結果。毛反對的平型關戰役成了「貫徹毛『誘敵深入』等作戰原則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個人崇拜樹立起來了,名正言順當中共領袖的時機成熟了。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離上屆「六大」整整十七年。毛把「七大」往後一推再推,以便滴水不漏地控制大會。

所有「七大」代表都經過反復篩選。整風前有五百來名代表,半數被打成特務,自殺的、精神失常的難以記數。幾百個新代表被選入,各個都保證聽毛的話。

「七大」會堂最醒目之處,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條大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毛被選為所有最高機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主席。自中共誕生以來,他第一次公開地有了黨的領袖的頭銜。二十四年的努力如今總算開花結果,如願以償,毛的激動可想而知。感情激動時他容易顧影自憐,他又開始嘮叨過去的「受歧視」,「坐冷板凳」,眼淚直在眼眶裡打轉。

毛澤東成了中共的斯大林。

當上了老大後的毛,不容黨內任何人對他的權威進行挑戰。此後幾十年裡,敢於挑戰毛的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相繼被他整死。

同國民黨的內戰剛勝利在望,毛便躍躍慾試,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勢力範圍內插一腳。他找來了美國記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派她周遊世界,替自己宣傳。臨行前,毛給了她一套文件,囑咐她「轉交給全世界的共產黨,特別是給美國、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看看」。斯特朗遵命寫了篇文章〈毛澤東思想〉,外加一本書,題為《中國的黎明》,頌揚毛「用馬克思、列寧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方式解決每一個具體問題」,「整個亞洲可以從中學到比蘇聯更多的東西」,還說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響了有些歐洲政府戰後的模式」。這些話明擺著在奪斯大林的風光。

1949年11月,毛建國後第一個國際性的共產黨會議「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在會上大談「毛澤東的道路」,一次也沒提斯大林或者蘇聯的榜樣。劉說,「中國人民走過的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應該走的路」,「這些地區的革命人民不可能不走這條路,誰要想迴避它誰就將犯錯誤。」毛還違反了他曾對蘇聯許下過的不進行任何組織工作的諾言。11月23日,劉少奇向大會宣佈將成立一個「聯絡局」,總部設在北京。毛的意圖是用這個機構作為指揮別國的工具。

毛深知,要爭奪共產主義陣營與整個世界的霸權必須有足夠的實力,因此,中共政權剛一建立,他就千方百計向蘇聯索要援助——幫中共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和一個全面的軍事工業系統。斯大林在世時賣給毛五十個工業項目,加上赫魯曉夫後來又賣給中國的九十一個大型項目,使得毛得以在1953年6月 15日推出了稱作「總路線」的中國工業化藍圖。鮮為人知的是,這些項目是以軍事工業為核心,毛的工業化實際上是「軍事工業化」。

毛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至多再長一點時間內,實現這個目標。他反復交代的是要「快」,「提前完成」,「超額完成」,說速度是「靈魂」。為甚麼這麼急?毛有一個說不出口的理由:他要在他活著的時候,中國就變成軍事大國,使他在全世界「說話有人聽」。

1955年,毛終於成功地使赫魯曉夫同意把核技術提供給中國。這年的4月,蘇聯正式簽約幫助中國搞兩個發展原子彈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應爐和一台迴旋加速器。中國成為核大國就此起步。一組組中國科學家立即赴蘇受訓。12月,在蘇聯科學家協助下,1956年至1967年中國12年發展核工業的大綱訂出,毛的喜悅就不用說了。他對秘書說,他很高興,1949 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巔,氣概沖天地說要「把地球管起來!」

斯大林死後,毛為了坐上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把交椅,不斷地與赫魯曉夫爭權。他甚至在公開場合當著大家的面輕蔑、侮辱赫魯曉夫。後者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毛是個「自大狂」,「毛認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認為上帝是他的特使。」1960年,赫魯曉夫還對來羅馬尼亞參加五十一國共產黨會議的彭真說,「你們想支配一切人,你們想支配世界。」他還對其他蘇聯領導人說,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樣,一個模子裡澆出來的。」

1968年11月,毛對澳大利亞毛主義黨的領袖希爾說,他認為「這個世界需要統一」。「蒙古人、羅馬人、亞歷山大大帝、拿破侖、大英帝國,都想統一世界。今天的美國、蘇聯,也想統一世界。希特勒想統一世界,日本想統一太平洋地區。但是他們都失敗了。照我看,統一世界的可能性並沒有消失。」“我認為這個世界是能夠統一的。」

毛顯然認為這個角色非他莫屬。他說美國、蘇聯都不行:「這兩個國家人口太少,到處打起來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他們都怕打核戰爭。他們不怕別的國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個國家人口最多呢?哪個國家的領導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國,自然是毛澤東。他夢想著在不久的將來如願以償。

正是為了實現統治世界的野心,毛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核武器。1966年10月27日,中國在本土進行了一次攜帶核彈頭的導彈試驗。沒有任何一個核國家敢這樣做,因為稍有偏差就等於自己往自己人民頭上扔下一顆原子彈。這枚核導彈在中國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飛行軌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鎮。這種類型的導彈在不攜帶核彈頭的冷試驗中,曾屢出差錯。三天前,毛指示做這次試驗時說,「這次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失敗了也不要緊。」他不在乎原子彈掉在自己人民頭上。幸好發射成功。這當然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1967年6月17日,中國氫彈爆炸成功。野心勃勃的毛對核試驗人員說「我們不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這樣一種趾高氣揚的心態下,毛把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他授意中共官方自吹自擂地宣佈,「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還不惜血本把小紅書推銷到一百多個國家去,聲稱「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 世界人民最愛讀毛主席的書」,「喜得這紅寶書,就像久旱逢甘露,霧航見燈塔。」中國對外人員侵巢而出,逼著人家頌揚毛。

在毛的眼裡,接見外國政要意味著他在世界舞台上繼續放光。因此,毛喜歡接見外國政要,見他們一直見到臨終。身體糟到透不過氣來,就在旁邊小桌上的報紙或書底下,放一跟輸氧管,靜靜地往他噴氧氣。

1974年,毛生前最後一次努力要爭做世界領袖。這次毛仰仗的不是軍事實力,而是中國人民的貧困。他重新劃分「三個世界」,把貧困作為第三世界的定義,這樣一來他便是當之無愧的第三世界的領袖。

毛澤東的一生,不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始終圍繞著一個中心——權力,而且他的喜怒愛恨也無不與個人權力的得失緊緊相關。

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毛受到黨內的嚴厲批評,被奪去了軍權,此後一段時間,情緒十分抑鬱。當時鄂都的紅軍指揮官龔楚在回憶錄裡曾對此做了十分生動的描述。

1934年9月上旬的一天,龔楚正在研究地圖。

「忽然特務員跑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我連忙放下地圖,跑到大門前,毛澤東帶著兩個特務員剛在門外下馬,我便請他到我的辦公室休息。他那時臉色發黃,形容憔悴。我問他,『主席不舒服嗎?』他回答到,『是的,近來身體固然不好,精神更壞——』

洗過臉,抽著煙,,他接著說到,『我現在來鄂都督導蘇維埃工作在此將有相當的時間住。』——

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誠懇地說,『我們是井岡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時便來談談——』因此,我在晚上有空時,便到他家中去。

從旁觀察,毛澤東居處,除了我常到外,沒有甚麼人來往。中共的高級幹部更沒有一個人來過。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他的抑鬱和淒涼之感,是可以想知的。

九月間,我收到了十塊銀元的營養費,買了一隻大母雞,兩斤豬蹄,先派人送到毛澤東處,作為晚上消夜時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時才去,賀子珍將燉好的母雞和豬蹄端上,我們痛快地吃了一頓後,便滔滔不絕地長談起來。

當談到我過去受處分的事,他說當時並不贊同給予我以處分,但周恩來過於刻薄,才鬧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龔楚還說,毛對其他領導人也「表露著深深的不滿」。酒後傷感,他喟然長歎道:「『現在,可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說時竟淒然淚下。這時他有點輕輕咳嗽,臉部更加瘦削而枯黃,伴著一盞熒熒的荳油燈,神情顯得非常頹喪。」

此時正處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即將開始之際。但無論是紅色政權的失利,還是即將到來的與才生下不久的兒子的生離死別,都不足以使毛落淚,只有失掉個人權力才有這樣的力量。

毛一生都記恨寧都會議上那些反對他的人,特別不放過周恩來。儘管當時周為毛緩頰說好話,但他畢竟同意撤了毛的職,而且取代毛當了紅軍總政委。毛上台後,周做了一百多次檢討。四十年後,身為總理的周,剛別確診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國、日本談判,卻不得不一次次嚴厲指責自己,罪狀之一就是寧都會議。

1958年8月13日,毛心血來潮,破天荒進了家餐館:天津的「正陽春」。他不僅在餐館門口下車,還在樓上餐廳裡打開紗窗,探出頭去。「毛主席!毛主席!」人們開始驚呼,很快,數萬人擠在樓前的街上歡呼雀躍,喊著「毛主席萬歲」。秘書擔心毛的安全,建議他離開,用身材相彷的警衛戰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絕了。他來餐館就是為了被人看的。他知道他不會有任何危險:來前沒人知道,餐樓離人群很遠。環繞餐館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參觀別處時一樣。毛幾次在樓上窗前亮相揮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的激狂。毛事後對中共高層不無得意地說:「我在天津參觀時,幾萬人圍著我,我把手一擺,人們都散開了。」毛儼然已是上帝。

嗜權如命的人最害怕失去權力。

李志綏大夫回憶說,毛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性失眠。與一般人不同,毛神經衰弱的最終根源,在於他對喪失自身權力的危機感。共產黨中沒有幾個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葉以後,中共內部發生的問題不斷增加。每當他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威脅時,毛就會長期失眠,在苦想應對戰略和得到最後勝利的數週、數月中,睡眠變得非常混亂。

從一九五八年初起,毛又產生了一種非理性的懷疑恐懼。當年,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曾模仿中南海的室內游泳池,在成都金牛壩為毛興建了一座結構上完全一樣的游泳池。但毛在成都時,從來不在這裡游泳,卻不斷要手下人去游,而且要他們告訴他,在這裡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甚麼不同的感覺。試游過的人都安然無恙,毛卻仍對這座游泳池抱有一種非理性的恐懼,老覺得池子裡被下了毒。

到文革爆發時,毛的懷疑恐懼終於發展成了明顯的迫害妄想症。

毛的被迫害妄想症使他無法久居一地。發動「文革」的前後,毛甚至懷疑自己的住處被人安裝了竊聲裝置,對它也失去了安全感,動不動就要變換住所。1966年7月,毛回到北京後不久,一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號樓。沒住幾天,毛說這裡有毒,搬到了釣魚台國賓館。這裡蓋有數棟別墅,樹林蔥蔥,有一個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組的辦公室設在釣魚台內。汪青、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和其他小組人員早已遷入。毛住到附近的十號樓,江青往在十一號樓。又沒有住多久,毛仍覺不安全。於是搬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這裡住得比較久,到接近年底的時候,搬到中南海室內游泳池。

在追逐權力的道路上,毛可謂過五關斬六將,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對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但造化弄人,終其一生,他也沒能滿足自己永無止境的權力慾,成為夢寐以求的世界領袖。因此,臨終前的毛,經常沉浸在一種傷感的心境中。

毛一生中所讀、所聽的最後一首詩詞是庾信的《枯樹賦》。在這首賦中,作者為一度茂盛的大樹枯萎凋零感懷傷情。按詩人的原意,大樹所以沒落,是因為在移植中傷了根本,作者藉此感慨自己飄零異地的身世。但1975年5月29日,毛對註釋詩文的學者提出異議,說大樹的遭遇「不是移植問題」,「是由於受到了急流逆波的沖蕩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殘所造成的」。以樹喻人,毛當然想的是自己。幾天前,鄧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剛逼著他屈辱地當眾認錯,說「我犯了錯誤」,取消了針對他們的政治運動。而毛在1976年7月還不得不放鄧回家。就在這時,他讓秘書把《枯樹賦》給他讀了兩次,然後自己開始背誦,用微弱、吃力不清的聲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傷感之情:「—-前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淒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此時,幾乎所有毛的黨內對手都已魂歸西天,多數人的死都與他有關。然而,這些人的死對他來講又都有點「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長莫及的蘇聯,劉少奇、彭德懷死了,毛不敢公諸於世。林彪逃出了國境,差點就安然無恙,而且留下一道擺脫不了的暗殺他的陰影。周恩來的死激起天安門廣場的大示威。鄧小平呢,還活著,享受著天倫之樂。

毛自我感覺是個失敗者。幾十年苦苦追求也沒有稱霸世界。原子彈有了,可是「有彈無槍」,已有的導彈能把它射過邊境就不錯了。巨額投資的中國軍工產品質量差得一塌糊塗。毛1975年接見海軍負責人時伸出小指頭,萬般遺憾地說,「我們的海軍只有這麼大!」毛會見基辛格時,扳著指頭數著說:「世界上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我們落後。美國、蘇聯、歐洲、日本、中國,我們是倒數第一。」福特總統訪華時,毛對他說,「我們只能放空炮」,「罵罵人」。

毛因未能實現做世界領袖的雄心而傷感。他的傷感不是為他的國家和人民。為追逐他的夢,為鞏固他的權力,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造成了七千萬人的死亡,對此他沒有表示過任何遺憾。他心頭只有他自己。

毛後期很愛哭,任何使他聯想到征服中國的輝煌——像看宣傳電影中共軍隊進北京——和現在的失意,都能叫他淚飛頓作傾盆雨。他身邊工作人員常見他「激動得淚如泉湧」。自我憐憫,這就是毫無憐憫之心的毛臨終前最強烈的情緒。

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毛最擔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因此,他對被趕下台的政要充滿了異乎尋常的同情。

毛只見過埃塞俄比亞的塞拉西皇帝短短一面,沒甚麼交情。可是,這個皇帝被軍事政變趕下台,1975年死在監獄裡時,他卻著實傷心了一番,不斷說,「做得好好的一個皇帝,為甚麼要把別人推翻呢?怎麼會落到這個下場呢?」

對因水門事件下台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毛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同情。

甚至對自己一生的老對手——蔣介石——的死,毛也寄托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傷懷。

為了防止蔣捲土重來,毛屠殺了數以百萬的中國人。1975年4月5日,八十九歲的蔣介石死在台灣。毛私下竟為他舉行了一場個人的追悼儀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點點東西,沉默莊嚴地把張元干的送別詞《賀新郎》的演唱錄音放了一天。這首詞只有幾分鐘長,反復播放便形成了一種葬禮的氣氛。毛時而靜靜地躺著聽,時而用手拍床,擊節詠歎,神情悲愴。詞裡寫道:

目盡青天懷今古,
肯兒曹恩怨相爾汝!

這兩句的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懷古往今來和國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種卿卿我我談論兒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蔣談心。

詞的最後兩句,原文是:「舉大白,聽金縷」,表示滿腔悲憤,無可奈何,只能借飲酒寫詞來消愁。為蔣送葬後幾天,毛仍唸唸不能釋懷,下令把這兩句改成「君且去,不須顧」,重新演唱錄音。這一改,使送別的意味達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成了生離死別。毛向蔣介石做了最後的告別。

1976年9月8日,毛從昏睡中醒來,喉嚨一陣咯咯咯響,他想說甚麼話。在毛身邊工作了十七年的理髮師兼服務員的周福明把一支筆塞進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髮師舉起的紙上艱難地畫了三條歪歪扭扭的線。喘息了一會兒,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床上點了三點。理髮師猜到毛要甚麼,原來他是要看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從來沒見過三木,對他也沒甚麼特殊的興趣,此時對三木的掛念,緣自自民黨內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要把三木趕下台。

關於三木的材料拿來了,毛看了幾分鐘,就又昏迷過去了。這份關於又一個政府首腦將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後的讀物。

1976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了。他的腦子直到臨終都保持清晰,清晰的轉動著一個念頭:他自己,和他的權力。@(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評論
2007-03-17 10:47 P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