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日訊】今年是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有幸碰上幾位當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先生、及右派分子的後人；今將多次訪談摘記述如下。他們認為一九五七年是中國進入專制、獨裁、黑暗、封閉的狀態的分水嶺。因為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不僅是幾十萬右派分子和他們家屬的災難，也是我們民族的災難；這場運動造成了知識分子徹底的整體失語；以致對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幹了那麼多指鹿為馬的荒唐事，沒有人敢出來說話。知識分子，包括大科學家、大文豪，也在助紂為虐，錢學森居然說：只要充分吸收太陽能，畝產就能達到幾萬斤。郭沫若、巴金都是「大躍進」吹鼓手。因為說真話沒有好下場，假話盛行。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大徵過頭糧通行無阻，於是餓死了幾千萬人。彭德懷良心未泯，說了幾句實話，引發了反右傾運動，抓了三百八十萬右傾分子。劉少奇本來支持「大躍進」，但對於餓死幾千萬人，也不得不承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然而，這句話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反思反右運動，時不我待
當年的右派，現時最年輕的也七十一歲了，老的則八九十歲；官方公佈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六萬人，現在大約還剩下一半。再過十年，可能就死得差不多了。所以，必須抓緊反右五十周年的機會來反思。但很多人還是心有餘悸，不敢說話，把痛苦、災難深埋心中；有的人怕影響孩子，因為孩子還要靠那體制吃飯；有的知識老化，不會上網，對外界不瞭解。以致有許多反右運動的受害者、知情人，直到今天也沒有為反右說一句話、寫一篇文章。
「他們不說，我就自己說。」七八十歲了，再不說什麼時候說？去年，山東大學史若平、李昌玉老師登高一呼，天下景從，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公開信，竟有超過一千三百多人簽了名（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53）。用馬克思的話，就是「我說出來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然而那些號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卻恰恰忘了馬克思這句話。
反右運動打擊了什麼人？
近年十分活躍的網絡作家鐵流先生，原來叫曉楓，是《成都日報》記者。他說：「我是童工出身，十五歲出來打工。本來是黨的依靠力量，可是黨也不放過我，因為一篇所謂干預生活《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就把我打成右派分子。這篇文章八千八百字，被關押了二十三年，相當於一個字關一天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還差一點被殺掉。」太多血淋淋的事件發生在他的身邊：一九六二年被送到四一五築路支隊即四川省公安廳的勞改隊。一九五八年成立該築路支隊時有一萬多名右派，到文革解散時只剩下了一半，其餘除被打死、槍斃和逃跑之外，都是死於公傷、饑餓和過度勞累。
當時有個「馬列主義聯盟」反革命集團案，「首犯」周居正、楊應森被槍斃了。周居正是一九四五年的中共地下黨，一九四七年他領導重慶學生反饑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大遊行，被國民政府抓了關在重慶渣子洞；他在獄中堅持鬥爭，．．．．．．周居正沒有死在國民黨槍下，卻以反革命的罪名死在他拚死為之奮鬥的政權的槍口下。他不過是給黨委提幾條意見，就被打成右派；接著開除黨籍、公職，送去勞教。在勞改隊裡因對饑餓、勞累表示過不滿，加上當時蘇聯共產黨二十一次代表大會肯定了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有人跟著說了句「我們也要有馬列主義聯盟」，被同是右派的姚某告發；四川省公安廳突然在築路支隊宣佈戒嚴，一舉抓了二百多人，用逼供信的辦法，一個咬一個，咬出了六十九個。
周居正臨刑時，監刑官問他還有什麼話留下來？周居正說：「告訴我家裡人，要相信黨，一定要跟黨走。」從周居正的遺言看，他何曾反黨？然而，周居正死後，他兩個兒子備受歧視、侮辱，一個以鐮刀割喉，一個跳了嘉陵江，都死了，直至今天當局仍未給他平反。
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子
楊應森當過志願軍，是解放軍瀘州步兵學校教官，因建議「軍隊國家化」被打成了右派，一九六四年三月被槍殺。臨刑那天，楊應森因為手被反銬，讓和他關在一起三個月的鐵流幫他把洗得發白的軍帽戴上：「曉楓，我要走了，你要保重。」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楊應森都做到了。鐵流先生講到這裡，哽咽流淚，雖然事過四十年，仍難抑悲痛之情。
有資料表明，夾邊溝（位於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勞改農場）當時餓死很多人，最高峰時一天死六十四人；都是些科學家、教授、醫生、作家。夾邊溝的大規模死人，最終驚動了北京，因為死者中有些是高幹親屬。中央派內務部長錢英下去調查，發現右派分子們住的洞穴僅容一個人爬得進去；裡面沒有取暖設備，當時氣溫是零下三十度。那些右派又餓又凍，一個個骨瘦如柴。於是北京指示「搶救」，沒死的讓家屬領回家。在「搶救」過程中仍然不斷死人，一天也死二三十人的；有人餓久了，一吃東西反而「脹死」；有人就死在回家的火車上；有人走著走著，就倒下死了。五十多萬右派分子可以說是中國的民主精英，是思想解放的先驅。這些人就這樣被摧殘、被虐殺。但當局仍不承認反右是錯誤、是罪惡，只說是「擴大化」。
李昌玉是山東大學附中的退休教師，他十五歲入共青團，十六歲半參軍，對黨忠心耿耿，以成為「布爾什維克」為榮。然而「革命大家庭」卻在肅反時，把他當作反革命小集團的首領揪了出來。以致他在一九五六年考入山東大學後還耿耿於懷，趁著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之機，寫信要求平反，結果成了右派。後來摘了帽子，又被指「翻案」再給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了二進宮右派。
他們當年中文系五六級的一百零五名學生中，打了八個右派；「改正」時，找出十個人的材料。原因是名額夠了，於是那兩個成了漏網之魚。其實當年許多單位都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廣西省有個荔浦縣，該縣機關，包括縣黨委、縣政府的幹部，有百分之七十被打成右派。個人禍福、政治際遇、家庭離合，甚至肉體的存廢，在指揮反右運動的毛澤東、鄧小平、彭真眼裡，都是一文不值，可以任意處置的。
三代親共，不得好報
俞梅蓀爺爺俞頌華二十七歲時帶著為他當翻譯的二十一歲瞿秋白，考察蘇聯，見過列寧，是中國的第一個海外記者。一九三七年，他又去了延安，見過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後來瞿秋白也秘密住過他家。俞梅蓀父親俞彪文受家庭影響，也認同共產黨；他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工作時，不肯跟國民黨去香港和台灣。上海一「解放」，俞彪文奉派到北京籌辦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五七年僅僅對保險方針提了一點意見，就被當作右派批判，俞彪文跳樓自殺時年僅三十一歲。俞梅蓀奶奶原也靠近共產黨，是上海銀行接管委員會、肅反委員會的成員；但因俞彪文的關係，被迫退休。在俞梅蓀母親下放北京農村勞動後，年僅四歲的俞梅蓀和一歲的弟弟，備受歧視；其弟曾自殺未遂，至今還在精神病醫院，反反覆覆，一個青年一生就這樣毀了。
類似俞家這樣幫過共產黨，卻給共產黨搞得家破人亡的例子俯拾皆是，康心如一家、黃炎培一家，遭遇都非常悲慘；康家康心如、康心之、康國傑一門三右，黃家黃萬里是右派；共產黨之反骨負義、恩將仇報，古今少見。
積我幾十年的觀察所得，中共幾乎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過不去。你有好的生活，它把你破壞掉；你有好的家庭，它把你拆散；你有好的學問，它叫你去掃廁所；你有好的思想，它把你批臭；你有好的身體，它把你摧垮，甚至殺掉。小到中南海花圃，大到北京城牆，必拆之而後快；上自文化、道德、倫理，下到戲曲、音樂、圖書，不毁之不得安生；如今沙塵滾滾，森林絶跡，江河污染，農村凋敝，滿目瘡痍，哪一樣不是偉光正的「德政」。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今天仍然盛行，專制和獨裁還籠罩在中國上空、謊言和恐懼仍盤踞在國人心頭．．．．．．
轉自《動向》２００７年３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