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4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聯結收看
胡平：我補充一點，就像這次就有一句話很流行。其實這一句話是在十來年前，大陸一個政治學者劉軍寧就在文章就談到過：德國的國王要建設，但就要拆一家平民的房子，那家平民堅決不幹，結果也就沒有拆。
雖然是普通老百姓，他的房子破破爛爛，但「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所以這句話在這個事件中到處流傳。所以從過去的例子、現在的例子都清楚的證明，在這個問題上你必須要尊重當事人的被拆遷，他們自己的意願和利益。
主持人：我也經常在美國聽說，比如說國家要修路了，那麼修路的時候可能正好路過某人家的房子，如果他不願意拆的話，那政府也沒有辦法。它只能說，那我就繞著去修，修長一些路。
說到這兒，我想到這個重慶的市長王鴻舉他說：「這個事件它不涉及到開發商的利益，它是涉及到百姓的公共利益。」
那麼如果提到公共利益，大家會覺得，那你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影響大家的利益嗎？那你還是做著有點不對。你覺得他說的這個事件，它是不是代表公共利益？另外，即使是公共利益的話，他能不能這樣做？
胡平：這有兩個問題。第一，誰來定義「公共利益」？不是說你是市長，你說什麼是公共利就是公共利益，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退一步講，即便是公共利益，當你和一些個人的私人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也不是說你就是至高無上，別人就通通都得讓路，沒有這個道理。包括通過的「物權法」，它也是肯定了對國家的財產、集體的財產，和個人的財產都要同等的加以保護。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就是說，你抬出「公共利益」來說，你本身並不意味著你就有這個權利，就可以不顧別人的利益。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來定義「公共利益」，這顯然不是你政府說了算。
在中國這個問題之所以過去這麼嚴重，關鍵就在這個問題中間，作為老百姓那一方，他沒有一個平等的和對方討價還價的這麼一個權利。關鍵問題在這裡。
陳破空：我補充一句話，「公共利益」可以說就包括了拆遷戶本身的利益、包括民眾的利益，完整的公共利益。開發商單純的利益絕不是公共利益，政府單方面的利益也不是公共利益。
所以在西方哪怕是修路的時候，不要說遇到一棟房子，哪怕是一棵樹，如果是以前的主人有遺囑說那棵樹不能移動，最後公路都得繞道走，就為了那棵樹。所以連“樹”都有權利，還不要說“人”。
所以剛才說到公共利益的問題，我們可以看效果。美國的拆遷，台灣、香港的拆遷是如此的規定嚴格，而且絕不搞強行拆遷、暴力拆遷。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台灣、香港和西方國家的建設是最好的，規劃的是最合理的，環境最優美，環境保護最好。
而中國強行拆遷、暴力拆遷，號稱是為了「城市形象」，號稱是為了「公共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文物是大量的被毀掉，像四合院或者是古典的民居都被毀掉，規劃是最混亂。
就說廣州市越建高樓、越建高架橋、越建機場，道路越堵塞，整個中國城市都塞車。所以從效果看出來，這些暴力拆遷、強行拆遷並沒有帶來公眾利益，而是損害了公眾利益。
主持人：剛才胡先生談到了這個「物權法」，那麼「物權法」剛剛出台，很多人對此都是褒貶不一的。那麼這裡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說在過去中共的《憲法》中，它沒有提到保護私人財產；但是在「物權法」中，它明確提到了要保護私有財產。那麼這是它第一次說，你怎麼看它這個「物權法」的通過呢？
胡平：「物權法」的通過之所以引起各種不同的反應，見仁見智。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不錯，這次「物權法」它明確規定了要保護人們的私有財產。
但是這誰定出來的？是共產黨定出來的。而共產黨就是靠侵犯人民的私有財產起家的，等於說你強盜去頒佈一個「禁止盜竊法」，這本身就成了諷刺。
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那麼第一，你共產黨過去那麼多年、幾十年共產，你全錯了嘛！你就該認這個錯，就該認這個罪，你就該賠償。可是到今天為止呢，共產黨對於它過去共產，去共地主、富農的產，共資本家，乃至共一般小小的這些工商業者，甚至你有點稻田都被共掉。
對這個事犯下的這種濤天罪惡，以及為了共產而武裝奪權，造成了那麼多人的流血犠牲，它都沒有做任何承認錯誤，沒有認這個錯、沒有認這個罪。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怎麼能夠相信你會做這個「禁止盜竊」的法律啊？你就是個強盜嘛！
但另一方面，人民也許會想了，不管怎麼說，它過去從來都不認這一條，現在認這一條了，那麼它畢竟給了人民保護自身利益，多了一個武器。所以從這個角度，總比沒有好。
像這次這個事件，「釘子戶」事件，一下鬧到這麼大，剛好跟「物權法」通過就有關係。而且你可以看的出來，官方、開發商那邊之所以現在遲遲不容易下手，顯然也就說目前這整個氣氛對它不利。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物權法」未嘗沒有可以肯定的地方，因為它多少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反對那些侵犯私有財產的這麼一個武器。
但話又說回來，正因為它是強盜自定出來的，它自己還沒認那個錯呢，對不對？在中國大家也知道，「黨大於法」、「權大於法」。而過去導致這種人民的權利，特別在拆遷的問題上，人們的權利這麼受嚴重侵犯的，政治結構、體制還沒有變化，你不能指望這個事都解決了。所以就這一點而言，我們依然也不能以為「物權法」出來一切就會變好了，也不能抱著這種看法。
主持人：所以我看就有評論員說：「共產黨連自己的《憲法》都不遵守，那你還指望它遵守這個「物權法」嗎？」
胡平：所以從這一點來批評它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另外一方面從老百姓來說，我們總多了一種說法來保護我們自己，不用白不用，所以肯定要用它的。
主持人：那好。我們現在有一位紐約何先生的電話，我們接一下何先生的電話，何先生請講。
何先生：我想講幾句。我這個事情是真人真事，我這個學生是五十年前的，現在她丈夫已經死了，她本人現在也快六、七十歲了。她的名字叫萬劍英。她現在被逼遷到郊區，她只有一個女兒。
我幾次回到上海去開同學會，她都沒有參加，已經病得不能起來。回到上海去調查，請上海市政府去調查去，還有其它的幾位同學現在回到那裡，我這裡不講了，怕受到牽連。
主持人：謝謝，何先生。我們看到何先生他的例子和他所說在上海的學生的例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陳破空：我想他上海的學生就是被逼了成精神病，這也是在中國的秘密，而何先生現在可以說話，而且住在那裡，這個有法院替他主持公道，我相信何先生如果是正確的、合理的話，我相信他會贏到這個官司。那麼我想剛才補充一下這個胡先生說的話就是關於「物權法」。
在「物權法」在國內宣傳的很厲害說是石破天驚的變化，說中國是翻越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道大關，還有左派又說是違憲等等爭論的故意模糊。實際上「物權法」是一個什麼？「物權法」就是回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前也就是說這個重新承認私有財產了，重新承認土地私有、土地可以買賣了。
這不是一種進步，這是一個恢復。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可悲的是今天把恢復當成了發展、把恢復當成增長、把恢復當成進步、把恢復當成崛起，所以說今天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恢復而已，但是恢復都是如此的艱難。「物權法」通過激烈的爭論，搞了十七年，而七次提交兩會。
今天兩會又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而會場外還有一些左派的官員和左派的專家學者在外面反對，就說連恢復都是如此的艱難更不要說中國進步了，所以看到這個政府和這個黨是多麼的保守，而這種保守力量不僅瀰漫於中共黨內而且瀰漫於學術界、新聞界、輿論界等等。所以要指望這個黨要推動中國的進步那會是非常難上加難。
主持人：好，謝謝。那觀眾朋友今天我們的話題是「萬眾關注『釘子戶』」歡迎您打我們的熱線號碼來提問發表意見。我們的熱線號碼是：646－519－2879。我們也為大陸的朋友準備了一個免費的號碼：179710－8996008663。現在我們再接一下紐約楊先生的電話。楊先生請講。
楊先生：幾位好，這個問題我想問跟那個陳先生商榷一下。剛才陳先生講是恢復，就說現在「物權法」是恢復到四九年的時候，我覺得好像還不夠，因為他如果恢復到比如說四九如果是零點的話，他恢復到零點的話，那就是應該就是以前有財產的人，現在讓那些擁有他原來有的財產。
而現在重新組合以後，比如說把張家東西槍來歸他自己了，改姓這個王了，然後他現在頒布一個「物權法」說這個東西是姓王家的，以後你們誰再怎麼樣都不允許動王家財產。
現在等於是百分之一的人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國有財產而這個百分之一都是有權有勢的人。然後四九年以前，人家那些有財產的人都被他剝奪了以後，現在人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只占有百分之一的財產，那這個「物權法」我覺得好像還是有相當大的欺騙性，這個想跟陳先生商榷一下。
主持人：這個觀眾朋友問的問題，他所提到的問題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因為在這個「物權法」中還提到了一個公有財產的問題，那我們知道公有財產是當時四九年的時候共產黨奪權之後，它把很多私有的財產來收歸為公有。那麼現在公有財產的它應該是為人民所有，那麼這個分配應該由人民來分配，那麼究竟誰來代表人民？是如何分配的？那請陳先生回答一下。
陳破空：首先我這個謝謝楊先生，因為楊先生說比我更精確，這個你的定義非常好。因為我說的恢復只是從法理上，中共在這個「物權法」的法理上承認對土地私有也好、物權私有也好，回到了四九年以前的基本法理。但是在行動上、在具體落實上，當然遠遠沒有恢復所以楊先生補充非常重要，這是一點。
另外來講，我想這次重慶釘子戶吳蘋說了一句話說的非常好，他說：「我非常有信心維護我自己的私有財產，如果我都不能維護我的私有財產的話，那麼剛剛通過的所謂的「物權法」就是一個笑話。」的確如果「物權法」不能得到執行、不能夠得到公眾的監督執行的話我想它就是一個笑話。
另外，就是剛才主持人提到公有權財產的問題，當初中共收了私人的財產也好、收了公家的財產也好壟斷著，它們說是收歸國有，實際上是收歸私有就是黨有，說這個支配權成了共產黨的各級官僚，不僅在前三十年他們如此支配了整個國家、支配了整個財產，農民開始分到土地後來公設化，不僅要把他們的土地交出去、把他們的根交出去、把他們的農具都要交出去，他們一無所有真正的成了一貧如洗，完全沒有立錐之地了。
到了七八年、七九年搞所謂的土地連產承包專制的時候，不是把土地分割給農民而是把土地租給農民，就說是中共政府或者官員成了一個最大的地主，它們來把土地租給農民而且租還是三十年的簽約說「連產承包責任制」承包經營，三十年後續不續約還要中共政府來決定。它們強取了豪奪整個國家資產，洗劫了整個國家資產而且繼續的監控了老百姓，不願意任何一個東西分羮老百姓。
所以今天來說還沒有把財產落實給老百姓，就說中國古人歷來講的「耕者有其田」這樣一個基本的原理都沒有實現，就不要說跟現在的先進國家相比就是跟半個世紀前的蔣介石、一個世紀前的胡雪巖，或者多少百年前多少多少千年前的君主那些政府來比，都是不如的。所以這個可以看出，我們今天所處的共產黨時代的確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代。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2007/4/ 7:46 A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