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下)
貧賤夫妻百事哀（Ⅱ）
看了這些大字報，潘雪媛覺得工廠領導很可笑，因為他們要發動對她的圍攻，實在是很難發動的。王大明這個連阿拉伯字碼也認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 算做他們的一名群眾了。平時快吃午飯時有人叫一聲：「大明，看看牆上的電錶還有多長時間到12點。」他慢慢吞吞地走了過去，說不清大針在11、小針在12 究竟該算做幾點幾分，就擅著一個食指和一個小姆指回來說：「還差這一點點。」這樣的人，居然也成了工廠領導眼中的「積極份子」，也叫他讓別人代寫了一張大 字報。
不久，工廠就開始「揪黑幫」了。一位老師傅，一位丈夫在勞改農場的女工，都被揪成了「黑幫」，說他們反對廠長白某。
白某不怎麼識字，說話一急就打磕巴。他在批鬥這些「黑幫」的大會上說：
「你們反……反……反對我，就是反……反……反對共……共……共產黨！」
他讓一個地主的兒子用皮帶扣猛打這位老師傅和那位女工，一打就是一個血印。潘雪媛實在看不下去，會後不顧自身的安危，貼了一張大字報：
白××廠長：
黨號召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你為什麼在批鬥人的時候叫人搞武鬥？你還口口聲聲說你「代表黨」，你代表的是哪門子黨？我看，你只能代表你個人！
潘京榮
白某一見這大字報，暴跳如雷：「這大……大……大右派家……家……家屬，翻……翻……翻天了！」他要人揪斗潘雪媛，但是沒有一個人響應他的 「號召」，因為潘雪媛出身貧苦，歷史清白，她本人又不是「右派」，怎麼「揪」？結果白某親自出馬，把潘雪媛也劃入所謂「階級異己分子」、「歷史反革命」和 有些男女關係問題的「黑幫隊」，每天早請罪、晚清罪，在工廠內小廣場的烈日下翻滾汽油桶打銹。因為家裏有孩子，才准許她每天晚上回家，否則就會和其他「黑 幫」分子一樣，夜晚也在廠裡呆著。
五
至此，很多人好像一夜之間都變了，變成了潘多拉盒子裡放出來的凶神惡煞。無數的男女大學生、中學生都以穿著草綠色的上衣為榮，腰間紮著隨時可 以解下打人的寬皮帶，手裡拿著「紅寶書」，張口閉口「操他媽」。被「勒令」遣返回老家的「歷史反革命」和「地主公」、「地主婆」們成群結隊，身上貼著或掛 著標明他們「罪惡身份」的紙條或牌子，有些「地主婆」還被迫穿著往昔穿過的花花綠綠的旗袍，頭上被剃成「鴛鴦頭」，地上拖著她們沒法提得動的大包袱，身邊 走著押送他們的手執皮鞭的「紅衛兵」。這些「紅衛兵」常常在某一條街或某一個胡同打死男男女女多少人，製造紅色恐怖！
善良的人們相互之間的幽默沒有了，玩笑話也沒有了。用一張舊報紙包了鞋，也能被揪出來批鬥，因為報紙上有一條毛主席語錄；急著上茅房隨手撕一張廢報紙當手紙，也能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罪名是「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報紙擦屁股」……
在這天下大亂、玉石難分的日子裡，潘雪媛的心整天都提到嗓子眼。上班走在路上或身在工廠裡，時時刻刻都擔心被人揪鬥，回到家裏又時刻提防著有 人來抄家。每日每夜，她的每一根神經都繃得很緊。她的那根烏亮粗實的大辮子，也請院子裡的一位老太太絞去了；家裏珍藏的一幅齊白石的《海棠圖》，也由她接 受了院子裡好心而無知的孩子的勸說燒掉了，說是「反四舊」，免得讓外面來抄家的人亂扣罪名。
一天，她去文昌胡同的姨父姨母家看望老外婆，胡同口有一隊「紅衛兵」把守，不准進去。不一會，就有一輛拖著死人的卡車向外走，車上裝著八個死人，其中有的還沒有死，伸出車幫的手還在痙攣著。她連忙用手遮住為偉的眼睛，不讓這恐怖景象刺激孩子的稚嫩心靈。
一天，西城區二龍路所有街道工廠的人員，都集中到民族文化宮和民族飯店後面的35中學操場上開大會。開會前，雪媛所在的二龍路噴漆廠一位女同 事的丈夫，還在主席台上忙著貼標語，擺麥克風，搬椅子凳子。等正式開會時，會議主持者一聲喝令：「把xXX三反分子抓上來！」幾個早就準備好的打手立即上 前，抓的正是這位女同事的丈夫！他當即被扒光了上身，挨了一陣皮鞭，打得滿身血痕。
這時，雪媛和「黑幫」隊的一些人，也都被身邊的一些打手嚴密監視著。只要主席台上一聲喝令，他們隨時都有被抓上台去的危險。可是還好，直到散會，主席台上始終沒有發出這樣的喝令。儘管如此，精神高度緊張的雪媛覺得這一個多小時比一天還長。
而且這樣的大會接連不斷，說不定哪個人只為了一句話、一件事，就被突然揪到台上去……
六
在這恐怖貧病交迫的歲月，為數寥寥的幾個人——其中包括我的堂侄戴倜和我的老戰友苑春林——的關懷與探望，使我這位終日擔驚受怕的妻子沒齒難忘！
戴倜，我大伯父的長孫，只比我小兩歲。我們從光屁股年代起，就整天在一起玩。抗日戰爭第二年的春天，日寇侵佔了我們的蘇北故鄉，我們都逃往他 鄉，見面的時候就少了。1944年我參加了新四軍後，則更天各一方，那時我才16歲，他14歲。後來他的父母因貧病交困相繼去世，他帶著他的弟弟妹妹，勤 苦種地度日。全國解放後，他流落到蘇南常州當船工，後又進了工廠做工。「文化大革命」中，常州的「保皇派」與「造反派」也發生了武鬥，久久不能平息。他作 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據說奉周總理的召喚，與「造反派」的一些頭頭一起，到北京開會調解。這時我們都已是快40歲的人，相隔20多年沒見面了，但 他並沒有忘記我這個在十年前就被打成「右派」的叔叔。
一天開會之餘，他特地走訪新華社要見我。新華社傳達室的人員十分警覺地問他：
「戴煌是你什麼人？」
「是我叔叔。」
「他早被劃為「右派」，後來又勞改去了！」
「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那麼我的嬸母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戴倜生氣了：「就是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和他的家屬也總該有個去處吧？」
屬於保衛系統的傳達室的人，本來就自以為比一般人高三頭，豈能忍受外來的平頭百姓這樣的責問？遂大聲喝問：
「你是什麼人？！」
戴倜也大聲回答：
「我是周總理叫來開會調解武鬥的！！」
一聽這話，傳達室的人感到莫測高深，態度軟下來了，連忙說：
「好，我們給你問問。」
他關起小窗，拿起電話，向不知何處打起了電話。一會兒放下聽筒，打開小窗，對戴倜說：
「戴煌愛人的老外婆家，住在文昌胡同8號，你到那兒再打聽去。」
這樣戴倜才找到了文昌胡同8號。老外婆一聽說是我的侄兒來訪，高興得連忙給雪媛的工廠打電話。雪媛從未見過我們戴家老家的人，她立即向工廠請 了假，抱著為偉趕了回來。戴倜一見到潘雪媛，儘管他比雪媛整整年長十歲，開口就是「六媽，我終於見到您了！」握住了雪媛的手。接著又抱起三歲的小為偉，連 著聲叫「妹妹」，儘管為偉比他自己的孩子還小幾歲。接著他又解下身上的掛包，從包裡拿出常州特產的一大包大芝麻燒餅和酥糖，並拿了一些塞到為偉手裡：「妹 妹快吃，快吃！」
眼前的這種情景，激動得雪媛眼裡噙著淚花。自從我被關進那高牆大院之後，三年了，除了老外婆之外，從未有人對她如此熱切地關心過。「畢竟是我們戴家的人啊！」她想。
她把戴倜領到石駙馬大街28號自己的那間小屋子，向戴倜訴說我被抓進監獄的經過。戴凋聽得直掉淚，把小為偉摟得更緊。臨別時，雪媛打開小鐵箱，把幾次上街想賣而一直沒捨得賣的「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當年在朝鮮戰場上贈給我的一支金星鋼筆，送給戴凋做個紀念：
「收下吧，這樣你會老記著你叔叔的……」
苑春林，北京市政府汽車隊的隊長和黨支部書記。抗美援朝時，他在我們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做司機，曾常常在風雪中。炮火下為我開車。朝鮮停戰，他回到北京市政府車隊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我被打成「右派」又去北大荒勞動之後，就更沒有機會見面了。
1967年初秋，我從清河農場請假回京照料多病的雪媛和孩子，到石駙馬大街副食店去買醬油和鹽，突然有人從背後拍拍我的肩膀。我扭頭一看，原 來是苑春林！他沒有因為我這個老戰友成了「大右派」而躲避我，而是從後面老遠老遠的地方就認出了我的背影，並急忙地趕上前來。他拉著我的手，跟我回到我的 家，堅決要拉我和雪媛帶著為偉到他家去吃午飯，說是「老戰友多年不見面了，聚會聚會」。
雪媛正發著燒，不能去。他就抱起為偉，拉著我去了西單背後一條胡同他的家，讓他愛人給我們包了豬肉大蔥餃子，又買了些豬頭肉、叉燒肉和啤酒，美美地招待我們父女倆一頓。
臨末了，他又提著滿滿的一軍用飯盒的餃子，外加一布兜香蕉、蘋果和奶糖，把我們父女倆一直送回家，把他手中的這些東西輕輕地放在臥病在床的雪媛面前。雪媛連聲說：「您太費心了，太謝謝了！」
當時在我們看來，這些餃子、水果、奶糖，遠勝於山珍海味的禮品，特別是其中包含的情意。
「真是雪中送炭啊！」在苑春林同志告辭後，雪媛對我感歎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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