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7日訊】一、 浮出水面的主義之爭
隨著中共十七大的臨近，圍繞中國社會未來發展何去何從的問題，學界出現了一場不大不小的「主義」之爭。從目前情況來看，這場爭論還有持續與擴大的趨勢，這顯示著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新拐點可能到來。從中共建政的半個多世紀曆史來看，關於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性爭論也就是 1978年前後以胡耀邦為首發起的「真理檢驗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而早前1957年的「大鳴大放」事實證明是個「陽謀」，因而不具有真正探討問題的意義。那麼今天中國社會再次發生的「主義」之爭可能是1957年的再版？還是真理標準探討的延續呢？要定性這個問題，今天可能為時尚早，但從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來看，步1957年之後塵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否會有真理標準討論那樣的重大意義，也未必樂觀。雖然今日中國社會思變、求變與可變的形勢遠勝於1978年前後的時代，但畢竟如胡耀邦之類的開明之士卻不是總能碰到的，所以今日中國社會「主義」之爭將給中國帶來何種影響還有待時間來回答。
從今日中國社會出現主義之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困境，說明中國社會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如果說 1978年前後的討論是針對中共建政之後社會主義鬥爭實踐的一種反思，那麼今天的討論則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89年「六四」屠殺後，中國社會畸形發展導致的兩極分化、環境惡化、官場腐化、精神痿化的沉重現實的一種警醒。中國社會若繼續這種畸形發展，將既受到來自社會內部矛盾激化的挑戰，也面臨著文明世界的質疑。如何化解自身的矛盾，使社會保持平穩、和諧、持續的發展？如何讓自己不成為人類大家庭中的異類，而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這是中國當前面臨的重大抉擇。
面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選擇，體制內一批學人在中共十七大來臨之際，自發地表達出他們的憂思與展望，進而引出了一場圍繞「主義」的爭論。這場爭論肇始於去年底，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先生在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上，發表了《民主是個好東西》；接著，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今年的《炎黃春秋》第二期上，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在這兩篇文章中，前者以民主價值的普適原則，來闡述了中國融入人類主流文明的必然；後者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西方一些共產黨組織與時俱進，建設起民主社會主義的事實，來昭示中國共產黨應該借鑑其它共產黨發展的路徑，選擇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從而將中共領導與民主轉型結合起來。這兩篇文章都極其明確地展示了民主在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價值以及對解決中國目前困境的重大作用。從理論創新的角度而言，可以說這兩篇文章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建樹，它們不過是常識的重複與對時弊的矯正而已。然而對於一個背離常識、顛倒黑白的社會，這種常識的重提在某種意義上就具有革命性的價值。
與俞可平、謝韜先生對應的是一批中國社會以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宗自許的人士，他們急不可耐地起來維護馬克思主義可能面臨的挑戰。不過從目前能看到的他們所召開的一系列批判性的討論會來看，他們除了一種本能的捍衛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宗而恐懼任何可能的質疑外，並沒有提出任何有力的論點，更沒有針對中國時下面臨的問題拿出什麼建設性的意見。他們是典型的為捍衛而捍衛，這種捍衛常常不是為了正確與否，而是捍衛就代表著正確，所以他們為此更多祭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棒，來掩蓋他們理論的貧乏與顯示他們現實的力量。這很讓人想起當年真理標準討論時的「兩個凡是」，當年真理標準探討的意識形態意義卻碰到了政治正確的「凡是」的鐵壁。事實上今天所謂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宗，也是建立在兩個凡是基礎上的——凡是他們註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才是正確的，凡是維護現存統治秩序的才是正確的。這樣的批判表面上是對主義的捍衛，實質上是對既得利益的捍衛，甚至只是對自己飯碗的捍衛而已。這種對俞、謝重提民主常識的跳罵，本質上是對可能到來的社會變革的恐懼與本能抵制。從反對者毫無理論支持的批判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種理論的探討，更多的是一種為飯碗與私囊而言說的作派。由此可見，這場所謂的主義之爭，本質上是一種理論探討與既得利益的較量。這跟1978年時期的真理標準探討面臨兩個「凡是」的設防如出一轍，不過區別在於，那時候中國還真正存在著一批愚昧盲從的馬克思主義者，但現在這些起而「捍衛」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又有幾人是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
除了上面所言的體制內的「主義」之爭外，中國從「八九民主運動」之後還成長著一支體制外的理論力量，這支力量由於不受飯碗屬性的限制，他們更能站在中立、公正、道義的立場，因而也常常更能接近真理，更能精闢而直白地闡述出中國社會發展應該的路徑。這支力量以鮑彤、朱厚澤、張祖樺、劉軍寧等等一批優秀學者為代表，他們從各自不同路徑都求證出憲政民主是中國的不二之路。趙紫陽先生在後期軟禁中的反思，也事實上達到了這種認識。
可以說，俞可平與謝韜先生的民主之論是體制內學人基於體制和平轉型的期望而將現有中共官方的所謂正統理論與現代文明價值嫁接的一種嘗試，是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與文明理念發展趨勢的一種調合，他們力求在完全民間立場與完全官僚利益立場間走出一條兼顧的道路。然而即使是這樣，他們面對的仍然是體制中既得利益勢力的群起攻擊。當然這場爭論還沒有落幕。一方面，《人民日報》以答讀者問的形式間接否認了「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指出「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民主社會主義都不適合中國國情」，文章同時還為再次出現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制定了一個毫不含糊的底線－「絕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北京日報》同樣以答讀者問的形式反駁指出：「對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化問題，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而西方國家共產黨的變革與轉型，則被形容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對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的自然回應」。可見中國這場以理論為外在表現形式的爭論，還將進一步深化下去。
二、 中國社會的問題是路徑不是目標
誠如前面所言，中國社會浮出了「主義」之爭，但事實上這是現實既得利益集團對社會變革探討的本能抵抗，因而這場爭論不是純粹理論的探討，而是社會既得利益集團假借起理論外衣來對真正理論探討實施的阻止。這從外在來看，是一場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目標的爭論，而事實上中國社會應該說早已經解決了目標問題，需要探討的是路徑問題。
半個多世紀以來，或者更遠地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與人類文明接軌，改變專制統治、實現憲政民主，就是一批先賢志士的追求，並且也曾成為一個時代的潮流。對民主的價值，中共在爭奪政權的民主革命時期是充分承認的，在那時要不要民主的問題是中共對國民黨鬥爭的武器，民主在當時不容置疑地成為中共代表天下百姓追求的目標，並因此奠定著其奪權的合法性。看看笑蜀先生所編的《歷史的先聲》，我們就充分認識中共奪權時期對民主目標的明確。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時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再看看1944年5月17日中共黨報《新華日報》發表的《民主即科學》，該文說：「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能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今天我們只要打開中共奪權時期的《新華日報》，滿眼儘是民主的倡導，那些「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要真民主才能解決問題」、「一切光榮歸於民主」、「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民主的才是合法的」，等等文章，一再昭告著世人，民主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目標，是中國共產黨追求的目標。
記得在延安郭沫若圍繞李自成攻破明京城而快速滅亡的史實而寫了《甲辛三百年祭》，為此黃炎培曾跟毛澤東談到怎麼跳出歷史治亂興亡循環怪圈時，毛澤東曾非常自豪地說找到了跳出歷史怪圈的法子，那就是民主！並信誓旦旦地闡述中國革命追求民主實現的目標。可見民主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爭奪政權時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問題，對這一目標的明確，成為理所當然的共識。然而在中共奪取政權半個多世紀的今天，民主反而成了個需要爭論與探討的問題，並且還可以跟「反黨」、「反社會主義」掛勾。今天俞可平、謝韜他們因為談論民主，還將面臨群起攻擊的危險。這種現實是否說明今天中國社會缺少了對民主的理解？中國今天社會迷失了對民主的追求呢？答案肯定不是！儘管半個多世紀來，在中共極權的愚民統治下，中國的確缺少對世界民主進程的全面瞭解，但是在人類傳播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這個民族再怎麼封閉，也應該比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有了很大的進步，國民的民主文化素質有了很大改善，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是在今天的中國，半個多世紀前追求的民主目標反而需要進一步爭論了！這顯然讓人懷疑爭論的真實性。
事實上從中共現任領導人來看，他們也並不缺乏對民主價值的認識，不存在對中國社會發展走向民主目標的懷疑。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2004年在法國國民議會演講時說到：「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生在2005年12月1日接受《費加羅報》訪談時說：「請你記住兩點，第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改革、開放、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作保障，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
從中共歷史與今天的領導來看，對民主作為社會發展的必然目標，不應該有什麼爭議。然而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今天成為爭議，其中看來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現實利益問題。應該說中國今天對民主目標的爭議，本質上說是沿襲前例與推進改革的爭論，是維護既得利益和不公正的社會制度跟追問社會不公而努力恢復社會正義的改革之間的爭議，也是要民主還是要專制的爭議。雖然這種爭議以質疑民主的形式披戴著不同的頭飾，假扮出理論的爭執，通過混淆目標來阻止路徑的探討，但最終必是以維護現有制度、保障既得利益為旨歸。所以今天中國何去何從的目標問題是個偽命題！是為飯碗與私囊而恐懼社會變革、阻止社會走向文明的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狗急跳牆製造出來的爭論。中國應該、也必將走向憲政民主，這是早已為中外歷史所證明的，是不容置疑的目標！
從中國早已明確的目標卻一再引起爭論的事實，我們看到中國走向民主所面臨的阻擾，從而知道中國實現民主路徑的艱巨。也就是說中國民主問題不是個目標問題，而是個路徑問題。
三、路徑的核心是力量
從民主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目標這個不成為問題的問題爭論，我們可以看出實現目標路徑的艱難。實現目標的路徑，在今天我認為根本上就是個力量凝聚的問題。在理論的爭論成為一種掩蓋實質利益訴求的裝飾時，如果仍然將理論的澄清作為中國啟動民主改革的航標，那顯然正中既得利益者混淆視聽、阻礙改革的下懷。中國今天無論民間學者，還是普通百姓，對社會不公而引起的對權力監督的願望可說非常強烈，對腐化的痛恨直接引導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在中國經濟畸形掠奪式的發展下，帶來普通公民權利被權貴廣泛的侵害，形成農民無地種、工人無崗上、居民無房住、病者無錢醫、學齡無錢上、環境受污染、資源被榨乾的社會極端不公現象。在這種不是流血、勝似流血的殘酷現實面前，任何一個稍有頭腦的人都會深感這個社會因權力壟斷而帶來的災難。尋求一種可以制約權力、監督權力、讓社會回歸公正的民主，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普遍共識。面對這種共識，只有那些對百姓敲骨吸髓的權貴集團及其代言人，才會漠視民意，為了一已之私、一夥之利而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仍然對中國民主目標說三道四。面對這些吸血成性之徒，光靠說理是不夠的。中國民主力量必須充分凝結，只有足夠強大的民主力量，才能最終走出實現民主的路徑。
應該說中國今天不僅僅有廣泛的民間追求民主的基礎，也應該具有推行民主改革的社會現實條件，畢竟大的災難還沒有最終引爆，社會還沒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中共這時還能主動推動改革，人心還可以得到凝聚，天下百姓還有一定的忍耐與等待時間。相反如果再一味拖延，或為那些偽裝的對民主目標的質疑爭議所困擾，患得患失，那麼災難隨時都可能發生，到那時形勢將不可收拾，社會將玉石俱焚，中華民族又一次錯失和平走向文明的良機，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國今天民主改革的時機不僅是已經成熟，簡直是熟透了。就在這樣的形勢下，今天還有學者因為談論民主而遭到圍攻，可見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多麼的卑鄙與反動！當然，面對極權政體下的官僚集團，他們受制於人性的罪惡，也深陷於制度性犯罪的泥淖中，指望他們主動改革、推進民主顯然是痴心妄想。當然我們不排除極權體制中一批良知人士如俞可平、謝韜等等對民主的呼求，也不排除胡溫對民主的嚮往，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一個極權統治團夥的捆綁下，任何個體不管他理論多高，或是權勢多重，都很難掙脫出來，獨撐改革大旗。所以面對這種對民主體制性的抗拒，中國任何嚮往文明、期盼社會長治久安、祈願民族幸福昌盛的人，願意做一個有尊嚴與自由的現代公民的人，都應該團結起來，共同為推進中國民主而出力獻策，為結束極權統治而奮勇拚搏。可以說中國今天民主的腳步有多大，取決於中國民主抗爭的力量有多大。
在民主的旗幟下不分體制內外，不分官場民間，不分學商工農，一切追求民主者都是同盟，一切致力民主推進者都是社會的進步力量。通過最廣泛的團結，將一切阻礙中國民主進程的權貴集團推倒。一個民主、自由、文明、富強的新中國將會真正來到！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