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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新: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真的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嗎?

周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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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日訊】一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刊登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導所加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為了貫徹這一“最高指示”,中共的宣傳機器對“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進行了精心的政治包裝,宣稱它是“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的根本途徑”和“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在這種背景下,很快,從烏蘇里江畔到天山腳下,從陰山漠北到瀾滄江兩岸,1623萬知識青年奔向那裏,在“廣闊天地”農村插隊落戶,開始了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一個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內容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在那個個人崇拜盛行的瘋狂年代,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都是懷著真誠的革命理想奔赴農村的,他們真地以為自己是在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去農村反修防修,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走一條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直到“文革”結束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真相方才大白於天下,原來,毛澤東和中共當年之所以要把千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去,純粹是為了解決城市勞動力大量過剩的社會問題,而不是真地為了讓他們去反修防修,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走一條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這一切都不過是哄騙那一代青年的政治幌子。

1966年夏季,隨著“炮打司令部”一聲令下,文化教育、工農業生產和其他各行各業,都受到猛烈衝擊。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紅衛兵運動和尾隨其後的“大串聯”,將“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國。

1967年初,伴隨各地“造反派”奪權任務的實現,“文革”的領導者著手建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控制下的新秩序。針對教育部門,首先向全國發出了停止外出串聯,大、中、小學開始“復課鬧革命”的號召,促使桀驁不馴的紅衛兵們回到學校,置於紀律的約束之下,此後各地學校陸續復課。

中學普遍復課後,一個嚴峻的問題很快便凸顯了出來:“文革”爆發不久,所有大專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時中斷,使畢業生的升學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發的大動亂造成1967年生產大幅度滑坡,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9.6%,其中工業產值減少13.8%。各地工礦企業大多苦於派性爭鬥,生產步履維艱,接納新工人入廠的工作無從談起。這樣,中學畢業生就業之路也變得異常狹窄了。

當時全國中學積壓的1966年、1967年兩屆初、高中畢業生多達402萬人,大批畢業生分配無門,終日無所事事,成為學校恢復教學和招收新生的障礙。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關於復課鬧革命情況的材料中,將畢業生分配作為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指出: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而今年畢業和招生人數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這不僅涉及教師和校舍問題,還需要解決這些學生是一批畢業出去,還是分批畢業的問題。進入1968年,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積壓在校的畢業生除1966、1967兩屆,又加上1968屆的598萬人,三屆畢業生(以後習稱“老三屆”)共達1000萬人。

如此眾多的畢業生積壓在校,他們的出路何在?在以後若干年裏,高中和大學停止招生,升學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個國民經濟又呈現繼續衰退的形勢,1968年工農業總產值在上年已經下降9.6%的基礎上,再降4.2%,只相當於1966年的86.2%。在這種令人沮喪的形勢下,對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單位而言,招收新職工根本提不上議事日程。“老三屆”畢業生實際上已經成為城鎮的剩餘勞動力。於是,在中共的導演和強制下,一場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上山下鄉運動便應運而生了。據統計,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萬以上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就意味著,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鎮人口在這種形式下被送往鄉村和邊疆。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給全社會帶來了嚴重消極後果。

大批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在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因為被迫中斷了學業,原本學到的一點科學文化知識走向退化。許多青年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視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層出不窮。農村的艱苦環境,因無節制的繁重勞動、營養不良而罹患各種病症並累及終生的青年,不可勝數。

上山下鄉運動不僅觸動幾乎每一戶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廣大農村,幾億農民受到它的影響。知識青年給農村帶來的一些新氣象,不足以彌補農民的實際損失。知青下鄉,在許多地方不過是壯大了當地剩餘農業勞動力的隊伍。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國家花了許多錢,卻沒有真正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文化大革命”以後,知識青年大舉返城。國家不得不為他們重新安排就業,以前的開支全部浪費。1978年,有人將上述問題歸納為“四個不滿意”,即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

1980年,中共終於明確指示停止讓城市青年下鄉種地的辦法,為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劃上了一個句號。儘管如此,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留下的嚴重後遺症卻至今沒有消弭。

“文革”結束後,下鄉青年陸續返回城市或留在當地就業,但在以後的歲月裏,他們中的許多人繼續被運動造成的後遺症所困擾:許多人找不到比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沒有住房。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為了返城與配偶離了婚(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官方不允許農業戶口的配偶一同進入城市),導致家庭破裂;而極少數留在農村的,雖然保全了家庭,卻註定要過一輩子遠離城市文明的貧寒生活。

80年代以來,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大批當年的知青成為企業大刀闊斧裁減的對象,淪為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一位在美國的中國年輕學者陳意新,寫過一篇很有影響的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史的論文,題目就叫作《從下放到下崗》,集中概括了一代知青走過的坎坷人生歷程。

上山下鄉運動留給一代知青(在多數情況下,還包括他們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體的創傷也永遠不會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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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3 1: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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