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怎樣認識中國的改革

──著名經濟學者何清漣女士在新書《中國改革的得與失》發佈會上的演講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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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日訊】【編者註:本文是何清漣女士在五月二十六日紐約新書發表會上的演講,由曉彬整理,何清漣校閱。為便於讀者閱讀方便,編輯附加小標題。】

中國改革的二個階段

我今天要演講的題目就是怎樣認識中國的改革。現在回想起來,以1989年「六四」事件為一個分界線,中國的改革也可以分作兩個階段。八十年代的改革在經濟方面,中共當局通過放權讓利,把國家壟斷的那些資源慢慢的讓渡一些給民間,容許工人拿獎金,農民承包土地。這些措施在短時期內確實有比較大的刺激作用,老百姓也得到了一些好處,所以現在有些人又懷念起八十年代來,總覺得那是一個黃金時期。在輿論方面,當時以《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這幾個報紙為領軍,有一段時期可以討論政策,也可以討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看法,但是,那不是言論自由。我講一個背景,因為那個時候,統治者的正當性是要求理論上的正當性來證明的,鄧小平要掌權,他一定要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確的,而過去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主張的「兩個凡是」是錯的,所以需要理論、尤其是需要馬克思理論(來支持)。那麼到了九十年代就不一樣了。九十年代以後,「六四」屠城打斷了中國改革的進程,終止了原來那種理想主義改革,留下了兩個任務,一個就是政治民主化,還有一個就是新聞自由,這個一直沒有完成。而鄧小平痛定思痛,認為之所以有「六四」,就是因為當時有「走向未來」叢書、《河殤》等等一系列宣揚西方民主思想的書籍、影視片(的出現),以及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潮的進入。所以這道門在「六四」以後是關死了的。這時只有一條,就是發展經濟。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就開始啟動了九十年代的一輪改革。當時我已經到了深圳,根據我自己對深圳的觀察、調查、瞭解,我認為改革已經走到了一條不同的路上去,至少是和統治集團宣稱的不一樣了。

當時經濟改革在幾個重要領域推行,一個是深圳市率先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股票市場,比上海的股票市場還要早將近一年,有一個創立者是我的朋友,他們去日本考察的過程等等我都問過他們,原始股票要求公務員支持、按人頭分攤我都經歷過;其次就是我後來稱之為「圈地運動」的、政府的標準叫法叫做「 城市土地改革」。我後來發現這兩大改革出了問題的時候,國內沒有辦法發表我的東西,我寫的「中國股份制改革──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發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這是股票市場剛剛建立起來的1992年。

改革缺乏公正性

回過頭來談九十年代這一階段的改革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改革缺乏公正性,中國的社會分配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了過大的貧富差距,我在國內的《東方》雜誌寫了一篇關於當代社會貧富差距的文章,當時國內還有好多人反駁我,說貧富差距還不夠,現在的問題不是貧富差距,記得一個叫李平心的,還有厲以寧都談過這個問題。但是就在《現代化的陷阱》出來後的兩年,大家都已經公認貧富差距過大。形象一點說就是「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在深圳給我印象最刺激的是這樣一件事,1988年8月8號,我到深圳第一天,讓我去海城大酒樓參加一個晚宴。我悄悄問服務員晚宴花了多少錢,她說是一千二百多元一桌。這是八十年代。當時我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我的月工資才380元人民幣。內地的大學生畢業後的工資還只有七十幾元,再加上各種補貼,一年也就一千幾百塊。從那以後,這個情況時越來越惡化。衡量貧富差距有幾個指標,一個就是基尼係數。我當時找到一個民間研究所的資料,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5。基尼係數在0.1時表示絕對平均。中國在改革以前,因為不計算高級幹部的非貨幣收入,他們的保姆、廚師、勤務員等的工資,還有所有的其他的開支都不在他的貨幣收入裡邊。只計算貨幣收入,中國改革前的基尼係數是0.1多一點。但是就在我寫書的時候,也就是十幾年吧,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有0.1到了0.47,0.5是社會動亂的邊緣,貧富差距已經到了超過民眾的忍受界限的程度。多年來不管收入差距如何變化,中國政府公佈的基尼係數永遠是在0.47825到0.4732之間徘徊。它永遠不升上去,因為到了0.5,就說明中國社會已經到了社會動亂的邊緣。至於是不是已經到了社會動亂的邊緣,我們在海外的媒體上看得到。

那麼貧富差距為甚麼這麼大呢?其實還不僅體現在工資收入這一塊上,更重要的還因為貪污腐敗者的灰色收入。我的一個著名的觀點就是中國的制度開啟了權力市場化的大門,政府行為企業化。官員不是把自己看作公務員而看作商人。他手中的權力就是用來交換的商品。到他這兒來尋求公共服務的,他都全看作是來做生意的,所以有廣大的尋租空間。大家可以來看一下中國的腐敗是如何逐步嚴重化。我寫那本書的時候,深圳抓了中信實業銀行的行長高森祥,貪污了二百幾十萬元,四個情婦,大家就覺得很嚴重了。過了一年多,又抓了一個,就是王建業,貪污 3000多萬,人還沒有槍斃,無錫鄧斌案出來了,集資一億幾千萬元。就是說貪污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就像翻跟斗一樣,甚至不是成幾何級數擴大。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其中提到中國政府的腐敗演變過程,講中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個人腐敗,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政府各部門有「創收」的任務,比如醫療部門也要創收,這就變成集體腐敗。下級政府向上級政府多要點資源,比如多要點財政撥款,或要點甚麼政策,就需要去賄買,還有官位安排上的賄賂,政治保護關係的形成,等等,最後形成了制度性腐敗。

這篇文章就成了我個人一個命運的轉折,過去寫《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就給我記了一筆帳,有人就警告過我,叫我不要再寫了,到此為止。這篇文章出來以後,中紀委就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三個「理直氣壯」。第一個,「我們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不是制度化腐敗,腐敗只是個別官員的腐敗行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相信,我們的官員是好的或者絕大部份是好的,貪污腐敗只是其中極少數的害群之馬」,「我們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黨能夠戰勝腐敗」,這篇文章發表在12月下旬某日的《人民日報》上。中紀委的文章出來之後,一位曾邀請我去中紀委開會的熟人給我打電話,我就問他,你們出來的這個東西,你們自己相信嗎?這不就是像黑夜裡走路吹口哨,給自己壯膽嗎?他說,你就不要認真了,你的文章出來以後,責成我們要表一個態,那就這麼表一表態囉。

假改革之名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社會福利

現在我要講第二個問題,中國當局假改革之名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社會福利。中國的老百姓其實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政治自由、言論自由這些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只需要有口飯吃。問題是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改革確實是讓他們生存發生困難。最開始是朱鎔基要甩包袱,就是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先改革醫療保險。世界各國的醫療體系都有兩塊,一個是市場化的,另外一塊就是國家的公益服務。包括印度也是這樣。

醫療改革 而中國卻是政府政府放棄了在醫療上的公共責任,使得政府投入只佔整個醫療投入的30%,醫院需要自己創收。中國還有一個情況,就是醫藥不分家。國外的醫生只開處方,不靠賣藥賺錢。中國的醫生儘量給病人開藥,所以出現一個感冒沒有幾百塊、1千塊,就看不下來。因為醫生的福利、醫院的很多開支都靠這個收入。國內曾有一個報導,說是一個人在醫院開的一種針藥,花了二十幾元。後來發現在醫藥公司去買,只需要一元多就買了,醫院的價格是醫藥公司價格的17.8倍。向報社投訴之後,記者作了調查,發現這個高價格中有這麼幾塊,藥品生產成本不到10%,剩下的90%,醫院拿走60%,其他就是醫生、藥房人員的回扣。所以這些應該屬於政府公共開支的部份全轉嫁到患者頭上來了。同時,中國醫療保險的覆蓋面相當低。最新出的數據是 2005年的,2006年的還沒有出來,只覆蓋了不到50%的城市人口。農村人口只有不到70%加入了合作醫療,但是每年的醫藥費平均到人頭上只有十幾塊錢。這個醫療制度還有等級,高級官員可以享受很高的福利等級。農民和城市中的很多低收入家庭,有人生一場病就把多年積蓄花的乾乾淨淨,因病致貧的人占城市貧困人口的50%以上。農村裡的多數人生病以後,就是等死。

教育問題 至於教育問題,自從中國政府搞了產業化以後,讀一個大學對每一個農民家庭是一個浩劫。每一個學期開學之前,很多農民四處為子女籌款交學費,籌不到就自殺、上吊、喝農藥,這種事大家都看到過報導。

至於江西那個小孩鄭清明就為了交不起學校的欠款680元人民幣,就臥軌自殺了。就為大約80多美元就丟了一條命。中國的小學到初中,說是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義務教育有很多費用。就拿我兒子的經歷為例。他十三年前來美國,過來一年以後,我叫他比較中國和美國最大的不同在哪裏。他想了一下說,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國老師經常跟我們講:交錢,交錢。六一節要贊助,元旦要贊助,教師節要贊助,買校服要錢,天天就是錢錢錢。在美國,老師根本就不跟我們講要錢的事。這就是最大的差別。學校要學生贊助,並不是有多少出多少,而是上光榮榜,誰贊助的錢最多,他就排在第一名,這樣激勵小孩找家長拿更多的錢贊助學校。所以中國的教育已經成了教育利益集團憑藉自己手裡的壟斷資源掠奪民眾的一個手段。

至於大學的學費,有人統計過,從1996年到現在已經上漲了100倍。那時就已經是這個情況了:要找誰家最窮,就找家裏有一個上大學的。這個家裏肯定是家徒四壁,賣的甚麼也不剩了。我在威斯康星大學講了,美國大學的年收費平均佔人均GDP的10%左右,各州立大學以及眾多的普通大學也就是收費3000多元,而美國的人均GDP為3萬多元。中國的大學收費早就達到了8000—10000人民幣的水平,人均GDP才剛剛過了1000美元,也就是大學學費佔人均GDP 的100%,老百姓根本承擔不起。所以教育已經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住房改革 另外就是住房改革。在美國一棟房子的價格是家庭年收入的4-6倍,中國的這個比例早就超過了12倍。收入高的地區,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18-20倍,價格追逼香港、東京這些世界上房子最貴的地方,老百姓根本買不起。

所以中國成為世界罕見的沒有任何社會福利的國家。前天法國廣播電台採訪我,問,這次吳儀訪美國只關心兩個問題,第一關心人民幣升值,第二,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消費大國,把老百姓的儲蓄轉成消費能力。我說。第一個問題,人民幣升值事關中國國家安全,我就不在這裡講了。第二,中國政府早就想把儲蓄轉化成消費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高達80%,這是世界上沒有的一個經濟結構。為甚麼這樣?就是因為國內消費市場萎縮。但同時還有一條,國內的儲蓄存款早就超過了16萬億。美國從斯諾當財政部長起就要求中國提高消費,但是中國老百姓為甚麼不消費,很簡單,國家統計局的城市調查,還有北京市、上海市、 天津市、廣州市等地調查出來的結論都驚人的一致,老百姓加強儲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教育,第二是為了醫療,再就是為了養老和住房。就像剛才我講的就是因為政府放棄了基本責任,根本沒有公共投入,全部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來了。老百姓為了家庭獲得一點安全感,就拚命存錢。

別看有16萬億元,其實居民存款的68%是集中在7%左右的人手裡,其他93%的人才有那32%,而那32%大多數集中在93%這一部份人中的30%的人手裡,很多人如農民根本沒有存款。有錢的人,消費大頭早都已經不在國內了,這是國內消費率年年萎縮的原因。大家知道,日本的儲蓄率很高,但是它的消費率從來就沒有低於68%,它有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但是中國國內的消費率去年已經下降到50%了。所以我說布什也不是上帝,他要求中國提高消費,並不能夠做就能做得到的。

所以老百姓一是收入低,二是沒有社會保障。老百姓的利益被嚴重剝奪。改革誰得誰失,結果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政府的貪污腐敗

下面再講第三個問題,就是貪污腐敗。這些年來,我按照兩高即高等法院、高等檢察院的報告統計了一下,每年貪污的縣級官員基本上每年都有一千幾百名,最多在 1900多名,省級、部級、政治局委員都有,貪污腐敗的級別越來越高,案值也越來越大,這說明中國的反腐敗根本就沒有成效,而是淪落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前些天我正好寫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國的腐敗容忍度和腐敗安全度。腐敗容忍度在這裡我指的是公眾對腐敗的容忍度,在我寫《現代化的陷阱》的時候,中國公眾的腐敗容忍度是比較高的。那時老百姓接受調查時會說,當官的拿的是國家的錢,關我們甚麼事,他貪他的,只要不影響我們的工作就行了。所以老百姓不會舉報當官的貪污。一直要到當官的把工廠賣掉,工人沒有飯碗了,才起來抗議──當然這時已經晚了。這幾年公眾腐敗容忍度越來越低,有幾個指標可以衡量。第一,這幾年的腐敗已經影響到老百姓的生存,比如圈地運動,我當初描繪的90年代初期,那時還只是政府閒置的空地或者有比較合理的補償的耕地。但是從97年開始的這一波圈地運動,在城市裡是以居民的住房拆遷為主,在農村裡則強行征農民的耕地。這十年裡共拆遷了380多萬戶居民的住房,其中很多人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大家也知道,自焚的、自殺的、釘子戶越來越多,拆遷弄的很多人妻離子散。北京出了一部法規,叫做「關於禁止以自殘自焚方式上訪的規定」,把這種行為當作是要挾政府,要給自焚者刑事處分。你們可以在網上查到這個佈告的原件。有一位農民在金水橋自焚被抓進牢房關起來,要給刑事處分。農村裡一共有多少農民失去了土地呢?有一個調查,估計最低有6000萬農民因為征地失去了土地,這些人處於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成了三無農民。在無法生存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反抗。這是容忍度降低的一個標誌,因為政府的腐敗掠奪已經逼近了老百姓的生存底線。第二個標誌就是社會底層的反抗越來越多 ,2003年是58000起底層反抗,2004年是近70000起,2005年是78000起。90年代發生群體性事件,是要扣政績分的。那時的朱鎔基為了安撫民眾,確實把群體性事件當作一個很大的事來抓。但是這幾天居然看到這樣的報導,一方面是武警在和反抗的民眾對峙,另一方面的縣委書記和縣長們擺了桌子和飲料、瓜果,支著陽傘,在那裏觀看,若無其事,心安理得,已經把官民對峙看作一種正常狀態了。還有一個調查,近幾年來,對在中央黨校進修的地廳級學員中進行調查,每一年抽查300名。填寫問卷,回收率一般是百分之五十多,在三年以前調查時,他們把腐敗當作第五位問題,第一位問題是社會治安。這個也好理解,因為他們甚麼都有了,就是覺得社會治安還不好,畢竟他們家裏也不是有很多武警保護嘛,並且他們在聲色娛樂場所可能遇到危險。現在不一樣了,剛剛發佈的2006年12月的一個調查,他們認為腐敗是威脅到和諧社會的頭號大敵,這就是因為腐敗引起的社會反抗太多了,他們也覺得不安全了。

但是官員的腐敗安全度卻越來越高。這裡有一個指標,就是官員腐敗受懲率。這一點很難找到數據。但也被我找到幾個了,因為官員只有在他被抓到了才知道他是不是腐敗,那麼他有沒有受到懲罰,不公佈這些案件你就不知道。但是去年國土資源部公佈了一個數據。據國土資源部不完全統計,2003年全國共查處包括歷年遺漏案件在內的土地違法案件16.8萬起,有738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34人追究刑事責任(即坐牢)。按照這次公佈的「反腐」政績推算,每一起土地違法事件就算只有一位責任人,也該有16.8萬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獲利者,卻只有不到1%的違法者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受懲率不到1%。這樣一來,貪污腐敗很合算啊,所以有人說在中國做官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比甚麼都好。做官的貪污有99%的可能性不被抓出來,所以官員的腐敗安全度越來越高。為甚麼越來越高呢? 是因為這個制度提供了制度保護。大家知道有買官賣官的事情,中共自己做了一個調查,專門針對買官賣官的現象,甚麼職位甚麼價格,肥缺多少,瘦缺多少,大家都知道。而且這個官賣給你不是永久的,還要一個維持成本,就是逢年過節得向上司送「節禮」。如果沒有維持好,他可以把你平級調動,把你的位置讓出來,再賣給別人。一個在美曾的華人中國學者對我講過,說中國政府是有克服腐敗的意願的,認為我是不是被中國政府打壓的太厲害了,看問題有點陰暗。我馬上就把這個文件給他,我說這可是國家課題,是中國政府自己的結論。他們的結論是買官賣官的腐敗現象確實存在,但是建議取消對貪污腐敗官員的死刑,因為官員畏懼死刑就可能卷款潛逃,如果不判死刑,貪官的錢留在國內,還是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嘛。這個報告在網上刊登出來,跟了3000多個帖子,罵報告作者拿了貪官污吏的錢,所以為他們辯護。跑官賣官讓貪官們結成政治保護關係,也就是說我不能出事,我出事你就得跟著出事。所以中國早就出現一種情況,誰要是有可能出事,一般會有人提前打招呼,讓他趁早逃走。我記得深圳市福田區一個房地產公司總經理,攜帶2億美元出逃。我當時很奇怪,他怎麼能走得了?別人告訴我說,那是有意讓他走的,他走了好,如果他一抓起來,有多少人要進牢房。他安全,所有有關連的人都安全了。賴昌星的案件出來以後,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準備在深圳市抓腐敗案。廈門的人來跟張高麗傳經,說你抓甚麼腐敗,我們抓腐敗抓了這麼多,兩百多個官員,各個部門的頭都抓光了,工作陷於癱瘓,形象也不好,不要抓那麼多,保持適度就夠了。張高麗一聽,覺得這條經驗很寶貴,於是馬上就停止了他那抓貪官計劃。深圳市的官員們就很幸福的度過一道險關。概括而言,中國官員的腐敗安全度為甚麼越來越高?就是貪官們用貪污來的錢結成了一張巨大的政治關係保護網。

所以現在不斷有人問我,這麼貪污腐敗,這個國家怎麼還不倒台。我在《現代化的陷阱》裡有一段話,在第九章裡面,我說現在中國已經國是一個無法革命的社會了。你要按照中國民眾不滿意的程度來看,比李自成起義時的明末、太平天國時的清政府官員貪腐的程度、民眾怨恨的程度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甚麼沒有起義發生?很簡單,那時候是冷兵器時代,官府的官兵們不過是長矛大刀,民眾是有能力對抗的。現在的中共政權武裝到牙齒,不說核武器,就說常規武器、防暴警察、衝鋒鎗、機關鎗,還有毒氣彈,樣樣都有,還有500萬警察。我講一個真實的事,我有一個熟人在倫敦政治學院,他講到這樣一件事:一個中共的官員來演講,聽眾提了很多問題,最後問了一個問題:如果你們所有的措施都不行的時候,面對底層民眾反抗,你們怎麼辦?回答是我們有500萬警察,怕甚麼呀!如果一個政府是用這種方式來管制人民,那麼你說這個政權是不是走到了毛澤東建國時宣稱的反面?「人民共和國」應該改名,叫做權貴共和國就好了,「人民解放軍」早就不是解放人民而是鎮壓人民的工具,這一本質從」六四」時期開始暴露,到現在越來越明顯嘛。

中共政權走向崩潰這個過程還要一段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民受的苦還沒有完結,受到的掠奪越來越大,政府越來越不把行政不作為、採用的惡劣統治手法當作一種恥辱,所有的正面勸說已經沒有用了。我今天就談到這裡,大家如果有甚麼問題,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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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何清漣和程曉農發表新書<<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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