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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明﹕苦難的歲月

王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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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4日訊】本文是寫的是我親身的經歷。在大陸一九六O年左右,我接到家信返鄉,看到父母、弟弟、妹妹飢餓在床,無力走動,心如刀絞。就想:中國幾十年革命,共產黨當了政,現在怎麼這樣了呢?揭開鍋蓋,鍋內全是樹皮草根混雜起來燒出的食物,翻箱倒櫃找不到一粒糧食。為什麼呢?父親在床上蠕動了一下子,有氣無力的說:「大明呀,你不要找啦。我們吃糠咽菜還算好的。有些村莊的田地裡連草根樹皮都吃光了,社員只好在家等死。」

我質疑的問:「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對農村不是很好嗎?」「是很好,可是,」父親喘一口氣,緊縮眉頭說:「可是地方幹部不顧百姓死活,為了自己陞官發財,硬說畝產千斤、萬斤。交不齊公糧,就強迫俺們把口糧拿出去啊。連大鍋飯都沒有了,各個生產隊的小鍋也空了。而且農民社員不准另起鍋灶,我們在家悶著挨餓啊。地上的莊稼不准我們去收割。你姐姐餓的受不了,到地裡用手扒了兩隻紅芋(山芋),被生產隊長活活打死了,告狀無門,沒人受理呀!二個外甥也活活餓死在家中……」

我低頭無語,看到那種慘痛的場面使他的心碎了,你用什麼甜言蜜語,謳歌奮進的詞語也打動不了,彌補不了被撕裂的心。我臨走告別時把自己幾年的積蓄幾十元錢和僅有的二十斤糧票交給父親。灑淚辭別父母和弟妹返回自己的崗位。

其實真的只是地方幹部的過錯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文,鼓吹畝產萬斤,人民日報上發文章,沒有共產黨的最高指示,人們敢做嗎?能做嗎?自此才人為的造成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千萬人,還不准人說。其實那三年氣象局有據可查,基本沒有大災害,可是中國大陸卻民不聊生,飢荒遍野,屍骨難收。

我萬沒想到一上班就被領導宣佈下放到市委農場勞動。「下放」是勞動改造思想的意思。我無可奈何第二天捲捲鋪蓋到農場報到去了。

這個農場有蔬菜組、農田組、畜牧組,都是來自全市各地方的幹部和知識份子。我和四位同伴被分到畜牧組,趕放黃牛。每天把欄杆一開,這群牛就像野馬一樣漫山遍野尋找草料。光禿禿的土地又哪有草料呢?牲畜和人一樣沒有吃的,一頭頭死去了。半年過去了,我才知道已被領導掛上了「右派」的帽子,沉重的思想包袱壓的我喘不過氣來。陰沉的世界裡,我敢怒不敢言。

幾年後,我「平反」了,可是不但幾年的痛苦沒有補償,反而得感恩戴德感謝黨。即使這樣,頭上的這頂右派帽子還被拿在黨手中,由「群眾」監督,一旦言語不對,又被戴上了。我言聽計從,不敢亂說。領導叫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記得當年全廠的口號聲:「打倒王大明!」那一陣陣刺耳的口號聲嚇的我渾身發抖,站在人群中低頭不語聽從審判……

我記得深秋的一個夜晚,幾個戴紅袖章的小青年闖進家中,翻箱倒櫃的找所謂「反動材料和反動書籍」。我的一間小屋子被徹底翻個底朝天。瓶瓶罐罐、衣物行李甩的滿地都是。一張祖傳字畫和一隻清代末年的清花雙喜磁罐也說成是「四舊」帶走了。山河一片紅,紅彤彤不准存在所謂黑的封、資、修的事物。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統統被扼殺在社會主義搖籃裡,遺棄到另一個世界。

我記得自己脖子上掛著幾斤重的牌子,被強迫遊街示眾。牌子上寫著:「打倒右派王大明﹗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王大明﹗」遊行隊伍沿街怒吼。我被脖子上掛的[牌子壓的抬不起頭來,歪歪倒倒,步伐踉蹌走在人群前頭。烈日高照,汗珠像雨水般沿著額頭往下淌,兩隻眼睛被汗水滲透的模糊看不清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

那時全國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有多少屈死的冤魂在神州大地飄蕩。

文革過去,「四人幫」垮臺了。冤假錯案有些得到了平反,然而人的青春、心靈的創傷、身體受的折磨又如何賠償?更何況多少人喪命,多少家庭被拆散,這種種痛苦如何補償?而黨還在大講:我黨一貫偉大光榮正確。幾十年浩劫,真過去了嗎?

得到平反,我憂愁的眼裡有點笑意。然而接下來的又是什麼?黨從來沒放鬆對人民的思想緊箍,也從來沒放棄暴力血腥和謊言。「六四」過去後,中共社會人吃人的社會,腐敗透頂的社會。我深深感受到,這個社會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平等,沒有人權可言。

如今中共治下,誰官大誰有權,有了權就可以為所欲為,荒淫無道。翻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沒有像今天這樣腐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瞞上欺下,胡作非為。群眾順口溜說得好:當官手有權,腰纏萬貫錢,二奶懷中抱,煙酒千萬元﹔麻將桌上座,東家來付錢﹔門前喊告狀,再等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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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4 4: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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