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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8日訊】

集體經濟神話的破滅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革命的意思當然並非毛澤東所鼓吹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而是指社會從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的深刻變化。但是回顧起來，真正稱得上革命變化的，卻是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然而它的革命性主要卻不是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不是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也不是使一部份農民先富起來，而是打破了農業集體化優越性的神話。起初之所以挾風雷之威全力推進農業集體化，主要理由就是它能夠提高農業生產力，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而核心則是提高農業生產力。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不但沒有提高農業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而且導致中國農業的破產，使全國人民長期食不果腹。一九五九年至於一九六一年餓死四千萬農民，不是由於歉收，也不是由於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而是農民被束縛在集體經濟的牢籠中。事實證明，農業集體化使農民淪為農奴，使中國社會降落到歷史水平線以下，是迄今為止最壞的農業體制。在鐵的事實面前，再討論土地私有制「也存在弊病」，而把它與最壞的農業體制比來比去，純粹是一種冷漠腐朽的經院哲學惡習。

黑龍江農民實行土地私有化

最近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發生的土地私有化風暴，比之當年私下醞釀於安徽省小崗村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意義更加深遠，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運動。

十二月八日，黑龍江省富錦市七十二個村莊的四萬農民向全國發佈公告，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要言不煩，這篇公告全文如下：

一、我們七十二個行政村四萬農民對該一百五十萬畝土地擁有所有權。以村為範圍，以農戶為單位，原被侵佔的集體土地全部劃歸全體村民平等佔有。

二、農民各戶對土地的所有權利包括使用權、收益權、繼承權、處分權，以及政府或開發商要開發時的談判同意權和要價權。

三、長安鎮東南崗村九百多村民已經率先收回該村被侵佔的九九六晌（約一萬五千畝）土地，並已在全體村民中平等分配。之前罷免了與官員勾結侵犯農民集體利益的原村長。其它所有村將陸續按此辦法收回並平等分配被侵佔的各村土地。各村民委員會和村民選舉的其它自治組織有責任支持農民的該項權利主張，有責任組織和帶領全體村民收回被侵佔的原村民所有的集體土地，並按人均平等佔有的原則分配土地。遇到官商勾結、強行徵購，各村委員會和自治組織有義務組織農民誓死捍衛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四、中共各級組織和各級政府，應本著當年實現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諾，像當年帶領農民土改，像改革初期支持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一樣，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支持和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各項權利。中央多年來關心農村、關心農民的優惠政策為什麼總落不實，為什麼總不能讓農民的處境有大的改觀，根子在於「惠而不政」。把土地徹底給農民，才是最見效、最真實的惠民政策。中國農村現在還根本不適合集體經營，什麼時候適合了需要了，我們農民自己會組織起來集體經營的。

五、農村集體土地應歸組成集體的全體村民所有。農民有權利共同決定對其土地的佔有形式。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佔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六、我們相信，就像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因為爭取到了土地經營權而使農村發生了偉大的變化一樣，農民爭取到的土地所有權將使農村發生更加偉大的變化。我們農民受夠了被掠奪，被欺壓，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命運。現在我們認為農民只有自己直接實踐權利，農民才能擁有權利，農民的人權才會提高。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最大的人權，真正擁有了土地所有權，我們農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國農村才能安身立命，整個國家才能安身立命。

這是一個歷史性文獻，歷史將記住這個文獻和四萬農民推選的代表：于長武，王桂林。

陝西農民收回土地所有權

時隔四天，十二月十二日，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又有七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他們是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六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五○年代修築三門峽水庫，佔據了他們共八十萬畝耕地。此後，數以十萬計被迫流落他鄉的移民經過了長達三十年的血淚抗爭，八○年代國務院劃撥了三十萬畝土地用於安置回遷移民。但其中的十五萬畝土地卻被渭南市及三縣各級官員佔有，公然進行私分，使移民人均耕地不足二畝，為了生存，被迫向佔地官員租種原本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幾十年上訪，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為此，三縣市的七萬農民決定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並告訴全國，要點如下：

一、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十五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

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佔私分的十五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

三、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

四、對幾十年來國家歷年撥發的數以十億計的各種移民經費，我們也要算帳，該劃歸農民的必須給農民，對涉及的貪污、挪用、侵佔等犯罪行為也要追究。

五、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

六、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麼法律什麼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

這也是一份歷史性文獻，歷史將記住這份文獻和他們的代表的名字：

大荔縣：馬連寶、許連中、趙德龍。

華陰市：張三民、陳思忠、郗新繼。

江蘇農民宣告擁有土地所有權

十二月十五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的二百五十戶農民也向全國公告，宣佈他們對自己的耕地、竹山和宅基地擁有永久的所有權。

省莊村地處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交界處，是著名旅遊區，有一千五百年村史，世世代代耕地、竹山權屬清晰，村民之間、人地之間、官民之間和諧相處。近年來，隨著旅遊事業的發展，他們的土地以「公益」的名義被強行佔有，用來蓋賓館、飯店、跳舞廳等。政府不僅收回集體所有的竹山，還要收回他們的莊基地，建設什麼「新農村」。儘管每次佔地農民都公開簽名反對，但他們的切身利益卻總是被人強行「代表」了。面臨著新一輪強制拆遷，他們忍無可忍，向全國發出公告，要點如下：

一、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

二、除非經我們全體農民共同同意，並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辦理手續，任何拆遷和侵佔土地的行為都是非法的，我們永遠不予承認。政府行政、執法應合乎天道人情，政策和法律應該為絕大多數人服務。

三、自公告發佈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人或任何單位應立即終止對省莊村全體農民宅基地、耕地的侵佔行為，並撤除其地上所有財產。逾期不辦理的，我們將根據全村農民的共同決定，直接採取行動，阻止侵權行為，誓死捍衛我們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權。

他們的代表如同富錦市和渭南市的農民代表一樣，也將和他們的公告一同被載入史冊，他們代表的姓名是：何夏偉，何夏明。

中共中央面臨新的考驗

當年安徽省小崗村自主實行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對於當時剛提出改革開放目標但尚無具體突破口的中央領導是一場考驗。後來他們確認了小崗村的方向，於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成了中國僵化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取得了八○年代改革的成績。現在的中央領導班子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廉政、建設新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等一系列目標，但是也沒有找到具體的合適的突破口。現在廣大農民以他們半個世紀的痛苦經歷、厚實的智慧和無畏的勇氣，為上述目標提供了一個最實在、最有效的突破口。對農民命運所系的合理要求支持還是鎮壓，是一塊試金石，考驗相關人員是站在人民和歷史的一邊，還是站在人民和歷史的對立面？

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遷

在這裡，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歷史。

中國古代有文字記載的土地所有制是井田制。井田制的基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土制度與「王道」配套：政府每年根據人口的變化調整每個家庭使用的土地等級，以保證「耕者有其田」；根據收成豐歉調整賦稅，以保證人人有飯吃，並實行對鰥、寡、孤、獨、廢疾者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老年人的養老福利制度。實行這種土地制度的西周處在農業文明初期，商品經濟和貨幣交換剛剛萌芽，財富的主要形式是糧食、布帛等使用價值，人們對於財富的佔有能力和佔有欲望受到財富形式的限制；加之當時的中國人普遍相信「昊天上帝」，民風淳樸，因而這種土地形式成就了三百年相對和諧的歷史時期。

隨著人口的繁殖和生產的發展，交換擴大。貨幣的出現使人們可以「無限地」佔有財富，人的需要和貪欲同步膨脹。淳離樸散，由原始公社制度蛻變出來的井田制開始解體。「王田」之間的爭奪導致各諸侯國的兼併戰爭；對王田的爭奪則導致土地私有制和建立於其上的「?產」制度產生了。孟子所說的「有?產者有?心，無?產者無?心」，揭示了私有財產與獨立人格和個人自由的關係。

中國的土地私有制，從春秋戰國開始形成，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傳統土地私有制的缺陷，就是尚未擺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陰影，尚未確立「私有土地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但是一般說來，在和平時代，除了最高統治者，其他任何人對於土地私有權的侵犯都是非法的。從農業文明進入工商業文明，除了在和平、公平的原則下適當調整土地所有權，以保證耕者有其田外，更重要的則是確立「私有財產和私有土地神聖不可侵犯」的現代文明準則。

土地私有和土地公有不僅是相對的，可以互相轉化，而且是並存的。在土地私有制旁邊，永遠都存在著道路、氏族土地和公共場所等公共土地。還有些土地，是私人和公共力量都沒有開發的，例如一些森林、河流、海洋、礦藏等等，它們是上帝或者大自然對於人類的恩賜。凡屬生產性的土地資源，只有私人所有才能得到最大效益和最合理使用，因而都應該歸私人所有。作為農業和住宅用地，兩千多年來私人所有制的成功，證明了其合理性。公元九年至二十三年，王莽一意孤行，悍然剝奪農民的私有土地，實行井田制，妄圖加強自己的皇權統治，從而使中國歷史降落到歷史水平線之下。王莽先生的「公有制」，具有反歷史、反人類的性質，其可恥失敗是注定的。接受王莽的歷史教訓，以後只要是和平時期，私人的土地所有權總是得到皇權統治者的尊重，作為社會穩定的基礎。

中共重蹈王莽的覆轍

再回顧一下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土地制度的變化。

中國五○年代以來實行的集體所有制，和八○年代規定的城鎮房基地國有化，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演一千九百多年前王莽的錯誤，再次使中國歷史跌落到歷史水平線之下。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導致四千多萬農民慘遭餓死；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導致農業長期落後、農民極端貧困和農村人口被束縛在惡劣的城鄉二元結構中；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翁彪兄弟的自焚悲劇，使千千萬萬失去土地和房基地的百姓流離失所；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千百萬人上訪和加倍幹警截訪的特色景觀；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中國上自國家主席，下到監獄囚犯，上自億萬富翁，下到街頭乞丐，沒有一個人擁有一寸土地所有權的今古奇觀；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政府官員的驚天腐敗和數以萬億的非法所得大量外逃；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房地產價格的持續飛漲和潛伏其中的災難性隱患。土地問題已成為當今中國最突出、最危險，及時解決之後也最能見效的頭號問題。

農民退出集體經濟的權利

由於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依據的是自願加入自願退出原則，中國農民在飽嘗了半個世紀的災難之後，宣佈自己的徹底覺醒，決定摒棄集體所有制，廢除耕地和房基地的集體所有制，使土地所有權從集體手中回到私人手中。考慮到人口和土地情況的變化，不可能也無必要恢復當年入社時的原狀，時移世變，農民們很容易就找到了恢復土地私有制的具體方案。村集體的作用，就是團結全體村民，誓死保護回到私人名下或者村民真正共有的土地所有權；遇到官商勾結，強行徵購，集體有義務保護每個人的土地私有權，以在事實上實現私有土地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理有固然而勢有必至，時難得而易失。順乎天道人心和世界潮流，從而流芳百世，還是違逆潮流人心而倒行逆施，從而遺臭萬年，是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的兩條道路。

轉自《爭鳴》２００８年１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