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員中，內政大臣與人民大眾的生活最息息相關。”有時內政大臣不得不處理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情，例如，義大利製作霜淇淋工人移居英國的條件；演出劇碼的審查；關於保護獵禽的建議；以及對汽車擋泥板的有關規定等等。最後，內政大臣還應當參加王子和公主的誕辰慶典，通常由他隆重宣佈王位繼承人和新國王登基。在議會開會期間，他每天晚上都必須用普通書法起草一份下院議事報告呈交國王；這項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邱吉爾任上才改由內政大臣經辦。

作為一名立志社會改革的政治家，邱吉爾一上任，即立刻著手進行了監獄改革。當時，英國的工人運動和婦女要求選舉權的運動不斷高漲，導致了英國監獄中的政治犯人數劇增，他們在牢房裏受到極不人道的對待。由於邱吉爾作過布林人的俘虜，使他對失去自由的人懷有同情心；同時，他也受到了要求對犯人實行較人道的待遇的社會輿論的影響。因此，他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滿一個月的時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項對“被捕前行為端正，未曾犯有‘欺詐、殘暴、猥褻或嚴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實行較好待遇的法案。在其後的幾個月中，他對實行強制性單獨監禁作出了嚴格規定，並在條文公佈前，將寫作了流行劇《公正》以揭露單獨監禁對犯人的摧殘的英國著名作家高爾斯華綏請到內政部，親自念規定給作家聽以徵詢他的意見。規定明確將對除慣犯以外的犯人的單獨監禁限制在一個月時間之內。

邱吉爾認為：“公眾在對待犯罪和罪犯問題上懷有的心情和脾氣，是衡量任何一個國家文明的最為可靠的試金石之一。”他將這一指導思想化為改革的行動。在夏末向首相阿斯奎斯提出的一份措詞強硬的備忘錄中，他概括地提到了一些改革議題，如：嚴格執行已由赫伯特‧格拉斯頓於1907年爭取通過的罪犯緩刑法所規定的期限；對年輕犯人實施“懲戒性緩刑”而不是關押性緩刑；廢除對負債者的判刑；實行對不同犯罪處以不同形式監禁的分類制度等。但很遺憾的是，由於政務繁忙，這些富有遠見的創議在邱吉爾任內並未能夠完全通過立法程式而得到實施。

邱吉爾還親自審閱被判處絞刑或長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謹慎地將結論記錄在備忘錄上。他發現了一些輕罪重判的案例並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勞合—喬治一起到特莫爾去視察，就對一位因在教堂施捨箱裏偷了兩先令而被判處3年勞役監禁和10年預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衛‧大衛斯實行了緩刑並予以釋放。

為了加強對礦山安全生產的管理，1910年邱吉爾主持制定了礦山法。這一法案對礦井的經理、工頭和檢查人員的培訓和任用均做了詳細規定，對礦井的通風、電氣與炸藥的使用、拖運及其機械系統均加以規範，並強行規定必須建立救護和搶救設施，大大加強了檢查人員的職權，以確保有關規定的實施；同時也擴充了內政大臣為進一步完善安全法規而發佈各種規定的權力。這些措施，為國家幹預建立了一種模式，並為以後的大量立法所反復採用。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對此給予極高評價，稱礦山法為“我們採礦界的福音”。礦工出身的老資格下院議員查理斯‧勞維克則說：“全國上下以極滿意的心情為之歡呼。”

為限定商店營業員的工作時間，邱吉爾提出了一項商店法案。儘管他為此花費了大量時
間，但由於店主們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堅決反對，在法案通過時，“其原制訂者的意圖所
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為店員們爭取到了每週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為已不再屬
於他的職責範圍之內的國民保險法得以在下院獲得通過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講中曾充滿自
豪地說：從此以後，“工人將用國家組織這塊巨大的盾牌和現代科學這把鋒利無比、銀光閃
閃的寶劍，把自己武裝起來，來對付（失業與疾病）這兩個不受歡迎的來客。”

儘管邱吉爾在維護工人權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對時而發生的“勞工騷亂”，出於政治的需要，在動用軍隊維持秩序時他也毫不手軟，為此邱吉爾遭到了大量指責。1910年11月，南威爾士礦工為增加工資的要求遭資方拒絕而舉行了大罷工。邱吉爾“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強大的員警力量”，並以南部軍區的軍隊為後盾，很快控制了局勢。邱吉爾警告礦工聯合會說：“一旦發生什麼事，就會毫不猶豫地授權動用軍隊。”幾乎與此同時，倫敦發生了婦女參政運動的遊行請願活動。面對約300名遊行者，邱吉爾調動了大約1200名員警部隊部署在議會周圍；對試圖衝破警戒線的婦女，員警們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