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爾伯格在描述與克勞馥一起用餐的情景時總是出入很大。有時他記得克勞馥說：「史蒂文，咱們拍咱們自己的東西，咱們一直相處得不錯，走吧，讓我們到外面去吃飯吧。」另外一次他說，克勞馥直接了當地對他說：「我不願意你在餐廳裡跟我坐在一起，人們會以為你是我兒子，而不是我的導演。」根據他們之闖發生的類似事件推斷，第二種情景似乎更有可能。

8個拍攝日的第一天，克勞馥上午8：45準時到達。她裹著一件貂皮大衣，後面跟著一隊人馬：私人理髮師、化妝師、服裝師，還有3個男人抬著幾個裝百事可樂的冰盒子。她當著60多名劇組人員的面，對那3個拿冰盒子的人呼來喝去。這裡沒有人再需要什麼涼東西了，克勞馥對合同的苛刻條件已讓環球公司充滿寒意。然而對她來說，這會兒就像她在華納兄弟公司那些輝煌的日子一樣，溫度高達55度。

這個星期前，斯皮爾伯格被謝爾林訓了一次話，謝爾林的樣子令所有認識他的人害怕，他穿著一身高級黑套裝，就偈他主持《迷離境界》時一樣。謝爾林告訴斯皮爾伯格：根據合同，沒有他的同意，斯皮爾伯格不能改動劇本中任何一個字。(這並不是事實，環球公司對這個系列劇擁有取捨權，當該片收視率下滑時，他們毫不猶豫地使用了這種權利。)

斯皮爾伯格感到自已又被緊緊束縛住了，他反抗著，他設計了一系列拍攝草圖：逐格拍攝、低角度特寫、升降機拍攝等，這些鏡頭使人聯想起《懸念》(Thriller)和《外界》(The Outer Limits)那類的恐飾片或懸念片，這些片子就像好萊塢消退作品海洋中的一個個德國表現主義的孤島似的玩意兒。斯皮爾伯格反反覆覆地運用這些片子中的某些拍攝方法，把一組漸慚放大的特寫鏡頭拍成慢鏡頭，使之造成一種感情上的壓抑感，後來這些手法成為他的一種固定的拍攝風格。

但當他第一天拍片，把按慣例不向大家公佈的拍攝活動解釋給大家聽時，他發現專業人員都對此表示輕蔑。在他們眼裡，斯皮爾伯格所設計的這些鏡頭，將會把人物拍得好像一個來自活報劇中的難受無比的醉漢。這些專業人員的拍攝，需要帶有強烈的電動閃光燈的燈光設備，要用中鏡把人物始終置於畫面中上部位。

在未經同意也無人制止的情況下，斯皮爾伯格拍了一個他自己的開頭，他先給那個被一隻帶鑽戒的手指碰轉的椅背一個中鏡特寫，然後鏡頭搖向瓊。斯皮爾伯格還在很多地方用了這種拍攝手法，如當艾森斯坦突然受傷但沒有繃帶包紮時，以及影片另一個高潮處，當克勞馥跌跌撞撞跳出窗戶定向死亡時。這是30年代蒙太奇專家斯萊沃克‧沃卡皮斯的一個有象徵性的手法。「我記得我是通過幾個不起眼的小道具來拍支架式吊燈的。」斯皮爾伯格不好意思地說。劇中轉變了的舒力文到達克勞馥辦公室的鏡頭，是《眼睛》一片中最令人難忘的鏡頭。

如果克勞馥在現場時能像她離開現場時那麼順從的話，斯皮爾伯格也許早就把片子完成了，可她總是表現得非常固執，用一大堆有關角色的問題向斯皮爾伯格狂轟濫炸。謝爾林的妻子後來回憶說：「當他們在拍攝瓊爬牆的鏡頭時，她不斷地喊著羅得。斯皮爾伯格一再向她保證不會出問題。」

斯皮爾伯格被克勞馥折騰得一身冷汗。巴瑞‧舒力文看到他氣得臉色發白，便把他叫到—邊勸他說：「不到不得已的時候，千萬別用這種事煩擾自己。」

斯皮爾伯格清楚，他除了接受克勞馥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他在舒力文的建議下印了一大堆台詞卡，使克勞馥透過蒙眼繃帶足以看清楚它們，以防她忘詞用。斯皮爾伯格還同意重拍她要求的每一個鏡頭，因為他知道拒絕她的要求會在劇組人員面前引發一種災難性的對抗局面。

隨著克勞馥把她的年輕導演完全置於她的控制之下，她開始放鬆了，她既給了斯皮爾伯格一副「手銬」，又給了他一瓶「香水」。她的成功表現在斯皮爾伯格自願每天早晨都將一個插著玫瑰花的百事可樂瓶放進她的化妝室。

贏得這位明星好感的日期被拖延了。在拍攝工作該結束時，還有兩天的內容投拍完。最後一天，塞克海姆加入進來，導完了最後的部分。幾天後，斯皮爾伯格把他租剪的樣片給塞克海姆看。這位製片人與斯皮爾伯格一同坐在剪輯室裡，每當看到超出規範的新鎮頭，嘴裡就發出輕微的噓噓聲。
「我們得給你的片子動個大手術。」塞克海姆最後說。

「他加入進來了，」斯皮爾伯格說，「並把那些按我的思路拍的東西換上了他的思路。」
　　
疲憊和沮喪導致了一個極端的決定。「我處在失望和麻木的狀態中，」斯皮爾伯格回憶說，「我從這次拍攝中學了很多東西，可我卻故意說：『噢，我不想讓這些膠片再壓著我的後背了。我要進行下一個項目。』我找到西德尼‧辛伯格說，『我再也不幹電視劇了，太難了，我辭職。』」
　　
辛伯格明智地拒絕了他的辭職，只是給他提供了一年的長假。「這樣我的工資就暫時不發了，我回了家，搞了一年寫作，這年我所做的事只是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