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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日子裏】1989年

溫哥華小男人

93年10月8日,穿上我老婆給我買的嶄新的西裝,口袋裏揣著公務護照和鐵道部兌換給我的10美元路上用的零花錢,揮手作別兩眼熱淚,已經懷有三個月身孕的老婆,意氣風發地登上了開往非洲的飛機。(CHRISTOPHE ARCHAMBAULT/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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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9年從上海的一所大學畢業的,那個年頭還有畢業分配這麼一說。換句話說,一畢業,國家就給你一份工作。工作有好有壞,但是,說實在的,比起現在的大學畢業生焦頭爛額的到處遞簡歷、找工作,我們那時是幸福多了。而且,更沒有學費這一說,宿舍也是免費的,國家每個月還給幾十塊錢的助學金,加上我每學期的獎學金,還真是沒有花了家裏多少錢。現在中國的大學學費這麼貴,所以我經常想,換到現在,我可能已經上不起大學了。

1989年是敏感的年份,就在那一年我們畢業的前夕,中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六四天安門事件」。這件大事對我們應屆畢業生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所有人沒有進大機關的,全部都分到了基層。我呢,就被分回到了我的家鄉,山西南部一個城市的一個鐵路部門。

我在大學裏所學的專業是「電力牽引和傳動控制」,說白了就是現在到處都可以見到的電力機車。可是,我畢業那年,我們家鄉別說是電力機車,就連內燃機車都沒有,只有在電影裏才能看到的蒸汽機車。所以,你可能也猜想到了,我的專業根本無用武之地。一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機會摸一摸我心愛的電力機車,專業就算是荒廢了。後來在中國每次坐火車出差時,只要是看見前面的牽引機車是電力機車,就幻想著自己是司機。

常言:「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又云:「東方不亮西方亮」。就因為學非所用,所以整天就暗地裏琢磨如何才能換一個新環境。當然這種想法也不能告訴別人,否則領導知道了就會覺得我是不安心本職工作。就這樣經過了差不多一年時間,機會真來了,鐵道部給了我們鐵路分局一個名額參加一個英語考試。考試通過的話,就被送到外語學院學習英語,然後派到海外工作。

因為我是我們單位唯一擁有國家英語四級證書的大學畢業生,幹部處就將我的名字報給了北京鐵路局(我們家鄉的鐵路分局歸北京鐵路局管轄)。北京鐵路局的人還真牛,跟我們幹部處的處長說:「這個考試很難的,跟托福一樣,你們報上來的人行嗎?」處長一聽,摀住話筒,小聲問我:「托福考試聽說過嗎?」我趕忙回答:「聽說過,聽說過。」處長這下子壯了膽,挺直了腰桿在電話裏高聲地對北京的牛人說:「我們小高(本人姓高)的托福考試成績是很高的!」就這樣讓我去北京參加入學考試了。

或許你會認為我與處長的私交不錯,可是在這之前五分鐘,我並不認識他。所以說,打從內心我一直感謝他,在關鍵時刻幫了我一把。我自認為我是一個被生活善待的人,因為我總是在關鍵的時候碰到好人。對於他們,除了感激,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只願好人一生平安,上帝保佑他們。

接下來的一週,就是沒白天沒黑夜的複習英文。我從來就沒有像那一週那麼刻苦過。近乎瘋狂般的學習,我女朋友心疼地勸我休息(後來我出國前我們結婚了,12年後我們又離婚了,原因是她死心塌地的愛上了別人。她是一個好女人,是我沒有善待好她,長歎!)

接著就是參加入學考試。整個鐵路系統共招20個人,我考了第10名。在外語學院進修時,我修了五門課:聽力、口語、作文、精讀與泛讀。教我們口語的是一位美國老太太,年輕的時候在好萊塢混過,演過的一部電影在中國還公映過,叫「噩夢」。這一年的進修機會是如此寶貴,老師教的好,我自己也很用功,畢業時全班排名第一。

後來的事情就順利了,92年底我被通知參加坦讚鐵路翻譯班出國前培訓。93年10月8日,穿上我老婆給我買的嶄新的西裝,口袋裏揣著公務護照和鐵道部兌換給我的10美元路上用的零花錢,揮手作別兩眼熱淚,已經懷有三個月身孕的老婆,意氣風發地登上了開往非洲的飛機。

那一年,我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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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6 7: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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