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
一位母親臨死前的最後願望：吃一塊乾糧
我們到達山東省會濟南時，正趕上省裡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而召開的全省五級幹部（省、地、縣、公社、大隊）大會，於是我們大家都作為出席五級幹部會議的一員，參加了這次會議。
我們新華社這次下放到山東的幹部分兩個隊，分別包了魯西北的兩個重災縣：一個是惠民縣；一個是沾化縣。領隊的分別被任命為地委委員兼縣委第二書記。我們是惠民隊的，領隊的任豐平是新華社秘書處處長。他是1938年參加抗日戰爭、行政12級的老同志，被任命為淄博地委委員兼惠民縣委第二書記。另一位是新華社電務處處長張連生，被任命為淄博地委委員兼沾化縣委第二書記。與此同時分配到惠民縣的30多名下放幹部，分別包了兩個重災區中的兩個重災公社，分別任區委委員和公社副書記以及包隊(村)幹部。我先是被分配到胡家集公社皂戶楊村當駐隊幹部，後來又調到大於公社大於大隊當駐隊(村)幹部。全省五級幹部會議期間，我們分別被分配到出席會議的惠民小組和沾化小組，大家見了面，並一起參加大會聽報告和分組討論。
主持大會的是新任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他當時是華東局第二書記，還兼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原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因為「五風」問題嚴重，已於10月被撤職。當時安徽的問題，特別是淮北和皖東地區的問題也很嚴重，死人不少，但「蓋子」還沒揭開，中央還認為他那裏不錯呢，所以撤掉舒同第一書記職務之後，就派曾希聖來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
曾希聖新官上任，從安徽調集地瓜蔓等代食品來支援山東。不久，安徽問題的「蓋子」揭開了，曾希聖也被免職，由山東省長譚啟龍任第一書記。
五級幹部大會的主要內容是：以貫徹執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為中心，進行整風整社，檢查和糾正「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生產風、幹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風。會上首先傳達了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信》，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和省委常委、農村工作部長張新村分別作了檢討。他們在分析全省農村形勢之後，著重檢查了自己犯錯誤的原因和危害，比較實事求是地講了山東的實情，以及面臨的嚴重困難。他們的檢討是絕對保密的，會上既不准作記錄，也不准外傳。分組會討論和向我們介紹情況時，又講了許多重要「機密」。我這裡僅是摘錄當年我的日記本中追記的幾個有關片段：「山東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時間) 非正常死亡達69萬多人，這是張新村在大會檢查時談到的。多慘!」大會的一位領導說：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 (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省委領導在談到當前形勢時說，今年(1960年)農業生產又比去年減產，而且幅度很大(20%— 30%)，糧食徵購任務完不成，城鎮供應十分緊張，不少地方已經出現脫銷斷糧問題。入冬以來，浮腫、乾瘦病日趨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採取緊急措施，形勢將更加嚴峻。從現在起到明春青黃不接，這段時間將是最大難關。當前一些重災區的中心任務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產、保社會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這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在分組討論舒同和張新村的檢討時，我們分別參加淄博地區(後來改為惠民地區)和惠民、沾化兩縣的討論。他們一方面在學習討論中央《緊急指示信》，揭發批判省委的「五風」問題，同時聯繫實際揭發檢討本縣、本社、本單位的問題。
惠民地委第一書記王成旺不久前才從外地調來，他向我們介紹了淄博地區情況。他說：山東是全國出了名的重災省份之一（被中央點了名的），山東的形勢不大好的地區重點是在魯西北三個地區(惠民、德州、聊城)，其中又以惠民地區尤為嚴重。惠民地區地處魯北平原，北瀕渤海，是個老區，抗戰時期是渤海軍區所在地。這裡交通極為不便，全區不通鐵路，甚至一條像樣的公路也沒有，經濟貧困落後。這裡幾乎沒有任何工業，是一個純農業區。近兩三年來，山東的自然災害頻繁，惠民地區更加嚴重，由於引黃河灌溉引進的黃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區土地鹽鹼化，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再加上在舒同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大刮「五風」，反右傾搞浮誇，賣過頭糧，全地區災上加災。去年以來不斷發生糧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談到惠民地區災情嚴重到了何等地步時，王成旺書記引用了不久江西省慰問團來區慰問時一位負責人概括的話：「惠民地區已經山窮水盡!」的確，這句話一點兒也不過分。惠民給他們的印象是滿目荒涼，人民生活極端困難，沒有糧食，草根、樹皮成為百姓的主要食物。代表團在訪問一位老太太時，問她有多少錢，老人家摸了又摸，掏了又掏，掏了半天從腰中掏出僅有的3分錢。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在一起閒談時，只有兩個話題：一是談論死人的情況，不是說這家死了人，就是說那家死了人；二是談論自己幾時死，還能活多長時間，能不能過了年等。有人說，活著挨餓受罪，沒有盼頭，不如早點兒死了好。王成旺說：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災情,不但沒有得到控制，而且還在進一步發展。入冬以來，浮腫病、乾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
在小組討論中，我的筆記本上記錄了以下幾個片段。
惠民縣北鎮（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書記說：全公社近4萬人，今年以來(不到一年的時間)已經死了1000多人，只生3個孩子(不到萬分之一)。入冬以來，病號、死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看來明年春天將會更加嚴重。
麻店公社書記說：全公社大部份社員群眾都得了水腫、乾瘦病；4594名中青年婦女(16—45歲)，有2188名閉經，占總數的476％，子宮脫垂的84 人。他說：由於沒有吃的，營養不良，3歲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僅不會走、不會坐，連頭都抬不起來。很多社員群眾頭不梳，臉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沒奔頭，沒有活下去的信心。
單寺公社高家生產隊的社員說：「糧沒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裏黑了，哪裏住，走投無路，沒了辦法，就等著死。」有的外出投親靠友，有的乞討他鄉，有的賣兒賣女，有的兩口子鬧分家，有的婦女丟掉家裏男人和兒女去改嫁。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到處是一片悲慘的景象……
幾年來，年年如此，一年不如一年，沒飯吃，沒柴燒，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們無心生產。談到社會治安時，群眾說：這幾年來社會風氣極端反常，好人受打擊，老實人吃虧；有些地方是壞人當權，橫行霸道，老百姓受氣，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說：「三隻手吃飽飯，兩隻手餓著干」，「共產風吹散了心，浮誇風要了命」，「受苦受難被活活餓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麼天堂呀，都下地獄了……」他們在會上發言時，有的邊說邊流淚，有的泣不成聲，會場裡引起連鎖反應，以至於聽會的人個個淚流滿面，有的痛哭失聲。他們是在揭發控訴「五風」帶來的災難!
「五風」刮得好慘哪!共產風把農民刮得一貧如洗，浮誇風要了那麼多農民的命，瞎指揮風剝奪農民的一切權利，強迫命令風使農民成了農奴，幹部特殊化風催生了一批新的統治階層。「五風」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洗劫，是歷史的大倒退!
有人聽說我們是從北京來的，是從中央國家機關來的，便悄悄問我們：這些情況黨中央、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他們(指地方領導)為什麼不向上級報告呢？
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結合傳達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發表了重要講話。他主要是在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從理論上進行分析探索，重點講了要弄清的五個問題：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與一平二調的區別；二是要弄清共產主義與平均主義的區別；三是要弄清大集體下的「小自由」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四是要弄清政治掛帥與物質保證的區別；五是要弄清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關係。曾希聖這個洋洋數萬言的長篇報告，理論色彩很濃，不僅可以聽，而且還可以記，會上打印出來之後還可以摘抄。在討論中大家普遍認為，曾老的講話很重要、很好。從理論上對農村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和分析，應當說是頗有建樹的。理論固然重要，但理論不能當飯吃。與會者、各級領導最關心的是眼下日益嚴重的災情，救災的中心是如何解決老百姓吃的問題。為此，曾希聖決定從安徽調點兒糧食和地瓜干、地瓜蔓等代食品給山東。但是，後來事實證明安徽的災情並不亞於山東，安徽已經自顧不暇，無力支援山東了。
12月25日，在濟南市職工電影院，山東省長譚啟龍在全省五級幹部會議結束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主要講了以下五個問題：
一、正確認識當前形勢。第一，對當前全省形勢要有正確的認識：既要認清大局，也要認清小局；既要認清困難，也要認清有利條件。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的三種形勢。第二，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勢的原因：山東的問題主要是由於舒同同志的錯誤領導所造成的。他雖然已經檢討了，但並不等於全完了，沒事了，大家還可以繼續揭發批判。但對各級領導來說，這畢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體情況，各級領導有各自的具體問題。舒同同志的檢討代替不了各地的具體情況和各級領導應負的責任。第三，扭轉形勢的關鍵，是靠黨的政策。既要有堅強的決心和本領，又要相信中央政策的正確性。要很好傳達貫徹黨中央為扭轉形勢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發動群眾，政策一旦為群眾所掌握，就會產生強大的精神和物質力量，形勢就迅速扭轉過來。
二、要切實抓好救災工作。要保證實現毛主席提出的「五個月扭轉形勢」，當務之急是要搞好生產救災工作。要抓好「四保」（保人、保畜、保生產、保治安），其中首先是「保人」。全省幾千萬人吃飯活命是件天大的事，今後五個月是困難最嚴重的時期，要盡一切力量減少水腫、乾瘦病的發展和非正常死亡。目前形勢很緊張，還有30%的人口生活沒有著落，有的是沒有安排，有的是安排了沒有落實，問題很大。這是重中之重，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各地必須盡一切力量，千方百計做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做好冬季生產和明年的備耕工作。
三、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緊急指示信》的各項政策，強調：(一)領導要有堅強的意志和決心；(二)要堅決徹底兌現；(三)要徹底改正違背三級所有制的一切錯誤做法。
四、深入開展整風整社運動，糾正「五風」，肅清影響。強調：(一)整風整社必須圍繞當前生產救災進行；(二)整風整社必須採取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兩頭擠」的辦法，要加強領導，充分發動群眾。(三)整風整社要有步驟分批進行。從現在起到明年五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點是三類社，用一個半月的時間；第二批重點是二類社，用一個月多點時間；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個多月的時間。
五、制訂1961年農業生產計劃，爭取1961年農業大豐收，扭轉形勢，改變面貌。明年全省糧食計劃播種面積為9000萬畝，產量為230億斤—250億斤；棉花900萬畝，產量為270萬擔—300萬擔；花生600萬畝，產量108億斤；烤煙100萬畝，產量110萬擔；麻65萬畝，產量65萬擔。明年全省糧食徵購任務為56億斤。
從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縣召開了縣、區、社、隊四級幹部大會，傳達貫徹落實中央《緊急指示信》精神，進行整風整社。會議重點是：揭發批判「五風」問題，揭發批判以惠民縣委第一書記孫銘春為首，背離黨中央指示，大刮「五風」所犯的嚴重錯誤。
這次會議開了整整半個月，我們自始至終都參加了。會議仍然規定，揭發的問題不報導、不外傳，也不准作記錄。我只是根據會議討論的主要內容，在會議結束那天寫了一個綜合材料，記錄在我的日記本上。現摘抄如下：
餓死人的情況過去不准說，更沒有人敢統計。這次在揭批「五風」時的4000人大會上，做了個初步統計：去年(1960年)一年的時間(實際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時間)，惠民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3萬多，現有的浮腫、乾瘦病人10多萬。
據各組討論時說：去年春天這裡的情況極為悲慘，人們長期吃不上飯，飢寒交迫，病的病，死的死，已經到了窮途末路、難以為繼的地步。有位小組代表在發言時說：這裡的人們過日子有三種現象：一種是盼著過。他們盼著好年月，盼望著黨中央和毛主席能夠知道這裡發生的深重災難，早日得救！另一種是挨著過。他們對目前生活沒有辦法，挨過一天是一天，有了吃的就吃，沒有就拉倒，挨到哪天算哪天。第三種是等著死。他們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覺得沒有希望了，特別是一些由浮腫發展到乾瘦的病人，他們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知道自己沒救了，就等著死了。
大家在發言時普遍講到去年冬春，尤其是新年前後最慘，死人最多。過年時(新年期間)不但沒有吃上餃子，而且連頓飯都沒有吃上，一些人就是在那個時候餓死的。有的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死了人，有的人家餓死了大半，有的人家死絕了。人死了，沒有棺材，沒有人抬，用車推。直到現在有些人一想到當時的那種悲慘情況就想哭。去年開春以後，開始有了野菜、樹葉等吃的了，特別是夏收以後情況好轉了些，但秋季又減產。連續兩年多了，人們元氣大傷，勞力減少，體力虛弱了。入冬以來，由於吃不上飯，營養不良，浮腫、乾瘦病在發展，非正常死亡又在增加。現在全縣農村適齡婦女，幾乎全部絕了經，部份嚴重的子宮脫垂，喪失了生育能力，已經基本沒有新出生人口，許多農村已經是幾年沒有出生過孩子。
說到保畜，農民都知道牲畜的重要性。可是一講到這些，人們就都傷心不已。這幾年的共產風使牲畜遭受到嚴重損失，人們顧命都顧不上，哪裏還顧得上牲畜。當人們對生活失去信心，特別是當他們吃不上飯的時候，莊稼人雖然打心眼裡疼愛牲畜，但此時他們不是盼著牲口活，而是盼它們死，對於未來誰也不願意去想了。本來在共產風的摧毀下，牲畜數量已經普遍大幅度下降，去年一年的時間又死了一半，有的村只剩一兩頭，不少村已經死絕了。
在分組討論的基礎上，李宅公社黨委書記在大會上的發言，最深刻、最沉痛、最具有代表性。下面是我當時在筆記本上的記錄摘要：
他說：「去年春天大部份地區都是兩三個月沒有吃到糧食，很多人死得很慘!全縣一年的時間死了3萬多人，相當於現在一個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說：一年的時間死掉一個公社。各個公社的情況不同，有的公社達11%；各生產隊的情況也不同，有一個生產小隊160口人，死了60口。大批人員死亡使無數完整和睦的家庭受到嚴重摧殘和破壞，死去父母的成了孤兒，死去妻子的成了鰥夫，死去丈夫的成了寡婦。不知道有多少和睦家庭被破壞而妻離子散，有的一家人各自領各自的糧，各吃各的，多少感情很好的夫妻為吃而分家，多少翻了身的農民又回到了過去痛苦的深淵。家家庭院破落，家裏一貧如洗，屋子裡除了幾床破被子，就是幾把毛草了。院子裡，甚至大街小巷到處是人糞便，婦女和小孩頭不梳、臉不洗，沒心過日子……人們飢不擇食，只要是能解餓的東西見著就吃，甚至偷、搶，人到飢餓而不知羞恥!人，只有當他餓急了的時候，才知道糧食對人是多麼重要！而今餓死的絕大部份都是老實農民，甚至是在戰爭年代，為我們奪取天下出生入死、立過戰功、負過傷的復員轉業軍人……」
接著，這位公社黨委書記講了這樣兩件催人淚下的事例：有個生產小隊幹部，去年春天幾個月沒有糧食吃，全家五口人餓死了三口，當他娘已經奄奄一息了，還對她的兒子說：「兒呀，給娘一塊乾糧吃吧!」當兒子把唯一的一個糠餅子給了娘，娘看了看說：「兒呀，為啥不給娘一塊乾糧（糧食）餅子呢?」兒子說不出話來，哭了！娘明白了，臉上也流出傷心的淚水。在她快要嚥氣時，用微弱而顫抖的聲音，斷斷續續說了最後一句話：「兒呀，千萬……不要……忘記你娘……是—怎麼死的……」說完，就嚥了氣。
還有一個生產隊社員，因為抵制「五風」，被幹部扣了全家五個月的口糧。為了不致全家都餓死，他動員妻子和自己離了婚，然後讓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嫁到前莊求生。他和妻子本來感情很好，家庭和睦，此舉實屬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此後，他非常想念妻子和孩子。每當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眼淚就沒法控制，妻子對現在的丈夫沒感情，非常想念他，但不敢來看他。現在他妻離子散只剩一個人，家徒四壁，不僅生活艱難，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病情嚴重，骨瘦如柴，給他什麼吃也沒用了，估計也不會活多長時間了。
大家聽了李宅公社書記的揭發，感到講出了廣大農民的心裏話，許多人流出了同情的淚水，會場上一片抽泣聲。他們說，像這樣的事例不知有多少，但過去連說也不敢說，如果不是反 「五風」，這些事根本沒有人敢反映，一直壓在心頭。這次會上揭批「五風」的發言，把大家帶回到令人心寒的那段歲月，今日一吐為快。因此，儘管現在災情仍很嚴重，生活還十分艱難，但大家知道中央發了《緊急指示信》，表明黨中央和毛主席已經知道了下面的一些真實情況，並採取果斷措施開始解決問題，所以他們普遍感到雖然為時已晚，但總算是把問題的蓋子揭開了，感到有了奔頭有了希望。這一切，意味著農民窮困潦倒的悲慘生活已經到了盡頭，農村開始出現了新的轉機。
萬戶蕭疏人似鬼
西馬虎、皂戶楊、朱老虎，是1960年冬天我到重災區山東省惠民縣農村後蹲過點的三個村子。當時我在這三個村的主要任務是瞭解災情，救災「保人」。我在這三村住的時間比較長，情況瞭解得比較細，並且當即作了筆記，下面是部份筆記摘抄。
全省五級幹部大會在濟南開了整整一個星期，12月25日才結束。我們離開北京已經一個多星期了，大家心裏都很著急，想儘快到災區第一線，到受災的群眾中去。會議一結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離開濟南，中午到達當時淄博地委所在地張店。在地委招待所用過午餐，下午3時乘大卡車北行，從張店去北鎮（當時惠民縣委所在地）。離開了張店，很快就進入黃河下游沖積平原。這裡地廣人稀，空曠的原野上目無遮擋，一望無際，到處是一片片白茫茫的鹽鹼灘地。一路上人煙稀少，偶爾看到幾個推著獨輪車的農民在運地瓜蔓。時過冬至，夜長晝短，下午5點鐘一輪紅日就已經落入地平線，茫茫田野，雲霧瀰漫，四處無聲，死一般的寂靜。這令人感到難以言喻的淒涼晚景，很快給人一種到了災區的感覺。晚7時，擺渡過黃河，到了北鎮。從張店到北鎮，說是160華里，車行了3個多小時。
北鎮是黃河岸邊的一個新興小城鎮，原屬濱縣。大躍進時搞「一大二公」，什麼都是越大越公越好，於是就把惠民地區和淄博地區合在一起了，地區所在地設在張店。與此同時，也把惠民縣同濱縣合在一起，北鎮就成了惠民縣委所在地。在此之前惠民地區所在地是在北鎮，惠民縣委所在地在惠城。此後不久，又恢復原來的地、縣建制，北鎮仍為惠民地區所在地，而惠城仍為惠民縣委所在地。
北鎮招待所是一排排紅色磚瓦平房，看來是新蓋不久，似乎沒有住過人。屋子裡空曠潮濕，沒有生火，冷得很，凍得我一夜沒怎麼睡著，當了一夜「團長」，早上早早就起來了。這裡每天兩頓飯。早飯9點，每人兩個地瓜面窩頭，白開水就鹹菜；晚飯下午3點，也是地瓜面窩頭就鹹菜。在北鎮招待所住了兩天，頓頓如此。地瓜面窩頭北京沒有，過去是很少吃到的，黑中發褐，很瓷實，硬得像塊磚頭，表面有些光亮。剛吃時，咬到嘴裡有一股湯藥味，難以下嚥。頭一頓吃不下去，後來就不夠吃。雖然吃下去胃不好受，但沒得吃只好如此，逐漸也就適應了。可老百姓連地瓜面也吃不到。
在北鎮待了兩天，聽聽惠民縣領導簡單介紹情況，然後研究我們下去的具體地點和任務，以及我們的生活安排。我們到惠民的，先安排到兩個公社的兩個大隊：一個是桑落墅；一個是惠城公社翟家大隊，我被安排到翟家大隊。
惠民縣委第一書記孫銘春簡要地向我們介紹了一下情況。他說：惠民縣是重災區，縣委準備新年前召開四級幹部大會，傳達中央《緊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級幹部大會精神，糾正「五風」，進行整風整社。現在還有一段時間，大家可以先下去熟悉情況，搞點調查研究，然後回來參加四級幹部會。他說：當前已經進入隆冬季節，從現在起到明年4月，正是災情最嚴重時期。由於連年減產，吃的緊張，代食品也很少，有些人家已經斷炊。現在農村浮腫、乾瘦病和死人的情況還在進一步發展，死人不斷增加，情況十分緊急，當前首要任務是千方百計保人!
12 月29日，我們來到了惠城公社，第二天到這個公社災情最重的翟家大隊，當晚我們住在大隊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這個大隊的重災隊西馬小隊西馬村，全稱是西馬虎村。這裡離大隊隊部只有兩華里。翟家大隊黨支部書記郭玉山用他的自行車把我的全部行裝馱到西馬小隊，一路上我們邊走邊看邊談。這裡的土地已經一片荒蕪，到處是白茫茫的鹽鹼灘，有的寸草不長。所有的樹木已經全部砍光，有的樹根已經被挖走，有的還殘留著伐根。地裡沒種莊稼，大部份已經拋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墳丘。走進村裡，都是泥土房，有的多年失修已經倒塌，有的只剩下殘垣斷壁。村子裡聲息皆無，一片寂靜。這一切，與當年的雞鴨成群、犬吠雞鳴、人歡馬叫的農家景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倍感荒涼淒慘!
下面是我當時的一段日記：「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農民家的南房，這個屋子是沒有人住的三間空房子，窗戶沒有糊紙，頂棚塌下來了一大塊，炕上只有一塊破席頭。會計給我背來一大筐麥秸，外屋灶堂上沒有鍋，鍋在大煉鋼鐵時被砸了，灶台也塌了，不能燒火。我知道麥秸是好東西，用它鋪炕可以隔涼。天黑了，沒有燈，也沒有人來，我孤獨一人，早早就躺下了。毛衣棉褲都沒有脫，還戴著皮帽子，厚厚的被子上面壓上毛毯、大衣等全部行裝。實在太累太睏了，但怎麼也睡不著。到了下半夜，剛迷糊了一會兒，就被凍醒了。我摸了摸腳，冰涼，已經凍麻木了，不敢再睡下去。屋裡漆黑，什麼也看不見，耳邊北風呼嘯，敲打著窗欞，沙沙作響。不知怎麼，想到白天聽說的這個村死人最多，頓時毛骨悚然。我想也許我現在住的這個屋子就死過人呢，想到這些真有些害怕。天剛剛放亮我就起來了，發現被頭和帽子前面，已經掛了一層白冰霜，放在漱口杯子裡的濕毛巾也已凍成了一個冰坨子，拿不出來了……」
按照中央對萬名下放幹部一再強調的，必須實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要求，我起來之後，想幫房東掃院子，可怎麼也找不到掃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這家已經家徒四壁、一無所有了。天已經大亮了。可老百姓都還沒起來，於是我就在村子裡轉轉，轉了一圈沒看到一個人影，也沒看到炊煙，依然是聽不到雞鳴，也聽不到狗叫，甚至連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靜。沒有什麼事可幹，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隊部食堂去吃早飯。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條，按要求，我們必須在公共食堂中與農民同吃，中央《緊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條強調「公共食堂必須辦好」、「政治到食堂，幹部下伙房，是辦好食堂的關鍵」、「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但是，我們到惠民之後，才知道惠民全縣的農村公共食堂，因為沒有糧食難以維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於是，我們到哪兒去吃飯，成了縣委和下放幹部領導的一大難題。最後研究決定的原則是：有條件能到社員家裏去吃飯的，就儘量爭取到社員家裏去吃；實在不行的，就暫時分別集中到所在大隊部吃飯。根據這個決定，我想為了實現「三同」，儘量爭取到農民家中去吃飯。我把這個意見和西馬小隊幹部們說了，他們說：這很難辦!我看沒哪一戶能同意。一是因為他們自己都沒有吃的，拿什麼給你們吃，即使給他們錢和糧票也得現去買；二是買回來又怎麼吃呢?給你一個人單做單吃又有什麼意義呢?在一起吃，你那一點點糧食定量，連你自己都不夠吃的，又讓人家全家怎麼吃?他們為難，你也為難。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時間長了，不但救不了大家，把你們也搭上了。
翟家大隊雖有個幹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幹部們都帶著自己的口糧回家吃去了。那套炊具還在，只是暫時停辦而已。這次為了解決我們的吃飯問題，根據公社指示，又重新開伙了。這樣，我們這個小組的8名下放幹部，工作分散在附近各隊，大部份住在農民家裏，少數住在大隊部，早晚兩餐都集中到翟家大隊食堂來吃。 「三同」最難解決的是同吃問題，最好解決的是同住。因為死人太多，空房子不少，只不過是條件很差，現在只好暫時將就一下。同勞動問題，現在正是冬閒季節，救災第一，根本談不上什麼勞動了。按照全省五級幹部大會精神要求，當前的中心任務是保人，保人就必須解決食品和代食品問題，縣裡要求我們在四干會前，集中力量，到重災區邊救災，邊進行調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馬小隊，原有48戶人家，不到200口人。會計告訴我，今年以來已經死了21人，現有浮腫、乾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腫轉成乾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計其中有七八個人過不了舊曆年關。全村絕大部份適齡婦女都已經閉經了。支部書記郭玉山告訴我，這裡是老區，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是要人有人，要糧有糧，作出過很大貢獻。這個小村在戰爭年代，參軍的就有10多人，犧牲3人，傷殘和立過戰功的有五六人。至於擔架隊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兒童外，幾乎是全民皆兵。這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犧牲，最近幾年，特別是去冬以來，大部份都已經不在了。這一帶，今年春天，有四個月的時間沒有吃到糧食了，那種飢餓的情況實在悲慘!樹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蝟、癩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飛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氣的，都吃！他說，今年入冬以來，又是這樣，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個活物！十幾頭大牲口，已經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著它死，甚至想辦法讓它死！莊戶人家誰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說沒了耕牛，明年怎麼種田呀?接著他唉聲歎氣地說：「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這些也沒有用……」
我的房東姓尚，主婦是一位30多歲的婦女。她說：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還有一個兩歲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餓死了，現在還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難。不久前公共食堂因為沒有糧食，散伙了，叫各戶自己想辦法。家裏有什麼辦法呢？國家救濟說是每人每天 8兩地瓜干，實際上2兩也拿不到。家裏沒吃又沒燒，沒辦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撈湖菜，摟草籽……
我到她家屋裡一看，真是一貧如洗。沒吃沒燒，屋裡很冷，炕上躺著一個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嚇人！大腦殼、小細脖，臉色蒼白，額頭上青筋暴露，一雙大眼睛深陷，面部沒有任何表情。他媽媽說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現在兩歲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來就遇上了災難，到現在不用說會走，就連頭也抬不起來，看樣子……」這個女人說著說著流下了眼淚，以至於泣不成聲。我邊勸邊走到孩子身旁，打開被子一看，渾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頭很大，幾乎佔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窩裡散發出一股難聞的屎尿氣味，臭氣熏天!
面對令人心酸的悲慘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們是吃農民種的糧食長大的，而今農民的孩子卻在死亡線上掙扎著。想到這裡，我心中實在難以平靜，終於控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熱淚簌簌而下！他們竟然窮困潦倒到如此地步，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這孩子的爸爸和媽媽都說孩子沒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兒了。事實很清楚，什麼浮腫病、乾瘦病，都是營養不良。其實治這病很簡單，給他點兒吃的，增加點兒營養就行了。但是這裡的農民連飯都吃不上，談何營養!
糧食緊張是帶有普遍性的，首都北京雖然供應也很緊張，但比起其他地方還是好得多。雖然糧食和副食供應都憑本、憑票，但樣樣都還能有一些。比如：每人每月2兩糖、半斤點心等基本上都能保證。我來山東災區之前，家裏聽說了這裡吃不飽飯，大家都為我的身體擔心。我離開那天，家裏人把全家節省下來的幾兩糖果和幾塊點心包好，塞到我的背包裡，囑咐我說實在餓急了就吃一塊。那時規定下放幹部不能搞特殊化，要與災區人民實行「三同」，但這是家裏人的心意，就偷偷地帶來了。下來已經20多天，大家一直都在一起，沒有機會吃，所以一直沒有動。這次我把它拿出來偷偷給了房東，叫他們給這個孩子吃。他們一方面非常感激；另一方面，又不好意思。他們說，到了這個地步，已經晚了，吃什麼都不行了，還是你留著自己用吧。我說：我留著沒用，還是快給孩子吃了吧，試試看或許能解決點問題。就這樣，他們總算是收下了。此後不久，我就離開這個村子了，後來究竟起沒起作用，我也就不得而知。不過我想可能不會起到什麼作用，但這畢竟是我和家人的一點心意。這件事按當時說是「違反紀律」的，因為當時規定下放幹部絕對不准搞特殊化，不准帶吃的，所以我一直沒敢向任何人講，一直埋藏到今天。我對那時的一些說法和規定，始終不大理解，這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件區區小事而已。
村幹部告訴我，我的房東是個出身成分好的老實莊稼漢，他家生活條件在全村來說還是比較好的。原來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幹部把這個意見跟他們透露了，他們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飯有困難，因為他們都沒的吃，給我吃什麼?即使我的那份口糧全交給他們也解決不了問題。他們說，黨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們的情況，關心我們，又從身邊派幹部來幫我們克服困難，共渡難關，這我們就非常感激了！他們的定量，按當地脫產幹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飽，那點定量又怎能解決我們全家的問題？他們明確表示，不希望佔我們的「便宜」，不忍心讓中央下放幹部跟他們一樣挨餓。後來我又親自去了，當面向他們表示要與他們同吃，有難同當，不怕挨餓。這位主婦聽了之後，感到很為難，也沒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讓我到廚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隻缺了口的破鐵鍋，旁邊有個類似沙鍋的瓦罐。她說：現在不只是沒糧食吃，沒柴燒，連口像樣的鍋都沒有了。家裏原來的鐵鍋，大煉鋼鐵時被搶去砸了，以後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鍋飯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飯吃。可是鍋沒了，沒錢買鍋，也買不到，只好用這口破鐵鍋先對付著。說到這，她傷心地哭了。大隊書記郭玉田說，現在幾乎是家家戶戶都缺鍋，供銷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鍋，最小也是 「三印」的，家庭用的飯鍋（五印的）沒有貨，這是公共食堂解散後出現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大難題。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後就再沒提和他們一起吃飯的事了。
談到公共食堂問題，社員普遍對它沒有好感。有的說「早就該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還死不了那麼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他家的鍋被搶去砸了的情景時說：「我們全家男女老少，傷心極了，大哭一場，打那以後，就沒吃上一頓像樣的飯。」當聽說中央《緊急指示信》中，還有一條規定「要辦好公共食堂」時，他們心有餘悸，膽戰心驚，生怕再辦。看來，公共食堂剝奪了農民吃飯權，大傷農民的心，沒有一個人說它是好的。他們列舉公共食堂的罪狀，實際上是控訴！
他們對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為我不久前在農村吃過幾個月的公共食堂。
1958 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們在河北省徐水縣和寧津縣（後來劃歸山東省）搞人民公社調查，那時也搞「三同」。我們都在生產隊食堂吃飯，每天交一斤糧票、兩毛錢，農民在食堂吃飯不要錢。那時有些領導的確昏了頭，報上宣傳水稻畝產上萬斤，十幾萬、幾十萬斤，糧食多得不得了，連毛主席都說吃不了怎麼辦?於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開肚皮吃飽飯」，甚至秋收時地裡的糧食也不收了，損失浪費十分嚴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莢爆裂掉在地裡爛掉。後來又提出了減少種植面積，少種、高產、多收，實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種糧食）。那時因為剛開始吃公共食堂，糧食問題還沒有暴露出來，還能夠吃飽肚子，不至於挨餓。即使如此，如果讓農民講真心話，他們對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滿意的，打心眼裡不贊成。可是，官方的宣傳機器卻把公共食堂說得那麼優越，那麼好，硬是把它強加在農民頭上，說是社員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說公共食堂怎麼怎麼好。一句話，說它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共產主義萌芽」、「誰反對，誰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誰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進行批判，甚至鬥爭」。我記得那時有一位社員說了一句：「大鍋飯就是不如小鍋飯好吃。」人家批鬥他說：「這是資本主義思想。」他不服氣爭辯說：「這是事實，不信你試試看，小籠包子和大籠包子哪個好吃?大鍋麵條和小鍋麵條哪個好吃?大鍋炒的菜和小鍋炒的菜哪個好吃?」 他逼著一些人當場回答。等了好一會兒，沒有人回答。這時一位年輕人站出來喊：「大籠包子好吃，大鍋麵條好吃，大鍋炒菜好吃!」於是後邊一群人也都跟著喊： 「大籠包子好吃!大鍋麵條好吃!大鍋炒菜好吃!」有的質問說：「聽到了沒有，這是大家的意見，怎麼，你還不服氣嗎?『一大二公』，『大』就是社會主義的，大就可以放開肚皮吃飽飯……」有人對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問我，你說大鍋飯好吃，還是小鍋飯好吃?我說：「你們說哪個好吃?那是你們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裏還得吃我們的小鍋飯。」
剛開始辦食堂時，儘管大鍋飯不好吃，但還都能管飽。不僅食堂管飽、隨便吃，有的還把飯打回去餵豬、餵貓、餵狗，浪費極大。可是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進入 1959年冬天就不行了。因為糧食供應出了問題，對此人們沒有思想準備，再加上廬山會議整了敢於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反映真實情況、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上上下下大批「右傾機會主義」。人們再不敢反映真實情況，不敢講真話，都在閉著眼睛，餓著肚子為公共食堂、為社會主義優越性大唱讚歌。以致到了1960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一些地方發生了由於吃不飽飯、營養不良、大批農民被餓死的情況。
我剛到西馬小隊時，正是死人的高峰期。這個40多戶人家的小村莊，差不多一個星期就死一兩個人，情況十分緊張，今天這個剛死，人們就議論下一個該是誰了。我進村第三天就聽說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後死的那個人，隊幹部竟找不到壯勞力去抬屍，我自告奮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裡空空如也，只看見一具男屍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歲，屍體已經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來收屍的幾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農民，都是街坊鄰居，把屍體連破炕席捲在一起，抬上一輛平板車拉走了。當時正值數九寒天，冰封地凍，人們體虛沒勁，堅硬的凍土根本刨不下去。沒有辦法，只好找點浮土壓上。這哪裏是什麼安葬？連土都沒入！他們說現在只好先這樣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說：「這怎麼行?屍體被狗吃了怎麼辦？」他們說：「哪裏還有狗，有狗人們怎能不把它先吃了，還能等到它吃人？」說著，我往旁邊看了看，就在旁邊還有三具屍體都是這樣「埋的」。他們說：「你看看那丘子已經是一個來月了，不還是好好的嗎?」他們這麼一說，我仔細想了想，可不是嘛，自從到了惠民農村以來還沒有看見過一條狗，也沒有聽到過狗叫聲，更沒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連個野兔子都沒看見過。有的說，這裡的活物就剩下一些還喘氣的人了。除非發救濟品，否則什麼會都開不起來。什麼生產呀、整風、整社呀，挨家叫都不出來。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挨家挨戶「專訪」。可是，即使我們這些從北京、從黨中央來的，有時也吃閉門羹!
這一切，是我們在北京時想都沒有想到的！
摘自 張廣友著 《抹不掉的記憶》新華出版社出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