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5日訊】一位不懂「潛規則」的新加坡商人，由於不讓吃「霸王餐」，不願交「糊塗稅」，竟遭到了地稅部門的報復性執法，導致事業難以為繼，只能選擇離開。而其中的一項「糊塗稅」就是「小姐稅」。
「小姐稅」從何而來？
對於所徵的「小姐稅」，兩級稅務部門堅稱「無錯」。其實，中國的稅法類別中並沒有「小姐稅」這個稅種。依照泉州市安溪縣地稅局的說法：「小姐稅」的來源是按照床位數、KTV包間數、桑拿按摩室數，以一定比率來「核定」「小姐」數量，按照每月每名「小姐」三百四十元的額度向酒店「代扣代繳」的稅收。這位新加坡商人經營的明園大酒店被地稅局「核定」出十八名「小姐」，並以此繳納「小姐稅」八萬七千三百八十元。何為「小姐稅」呢？安溪縣地稅局和泉州市地稅局稽查局均表示外界對此有「誤讀」，地稅部門實際上收取的是「勞務報酬個人所得稅」，酒店有坐抬小姐進行陪侍業務，而坐抬小姐的收入不好界定，只好「核定」一個數目來徵收。
此語道破了中國財務制度的落後與稅制的低能。一個數字化如此發達的時代，中國的稅收仍然沿用定稅徵收稅款，是朱鎔基不遺餘力倡導的稅制改革的全面失敗。
「核定徵收」並不是稅法規定的權限。中國現行的二十一部稅收實體法律規範中，全國人大只制定了《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稅收徵管法》三部稅法，三部法律都沒有「核定徵收」這個定義，並且，勞務報酬、薪金所得實行的累進稅率，稅率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個人所得稅法》明確規定：工資、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八百元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也就是說，必須是按實際收入「代扣代繳」。不論國務院出台的稅收管理條例還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管理辦法，都沒有「核定徵收」這個概念，但是，「核定徵收」在全中國基層稅務機關又超脫地、普遍地存在著。
具有中國特色的「定稅」
一九九七年稅務機構分設以前也好，還是機構分設之後也好，作為執行系統的基層稅務機關都心照不宣地執行著一個最原始的管理辦法：定稅。因為定稅最簡單、最省事。但是，對於納稅人來說，這種稅制最粗暴，最霸道，也最容易滋生腐敗與權錢交易。有了定稅的決定權，包稅、喳口稅等現象就順理成章，公平稅負只是一句空話，稅收的杠杆調節作用無從談起。安溪縣地稅局徵收「小姐稅」，是得到上級地稅部門認可的，有泉州市地稅局的文件為依據。這就不僅僅是報復與歧視的問題，而是執法部門公開的霸道行為。
政策服從於任務的稅制
「小姐稅」凸現的問題是全方位的，它說明中國大陸的稅源控管、依率計徵在稅收體系只是紙上談兵，取而代之的是以言定稅、以權徵稅。重實體、輕程序，重任務、輕政策是一個普遍現實。政策在前台跳舞，任務在後台操縱，政策最後只能服從任務。
一直以來，中央財政的稅收任務都是按照基數加比例的模式確定。每年年初，各省市財政廳長、稅務局長到中央分配任務指標，在討價還價、爭吵不休之後與中央財政達成協議，將稅收任務背回去後，再像分餡餅一樣把任務一層一層地分配下去，一直分配到基層單位的徵收線，徵收線再按照當地納稅戶圈定任務，不僅對個體經營者定稅，而且對企業也是定稅。中央財政也好，省市財政也好，最後結賬的硬指標只有一個完成任務的指標，只要完成了任務，就一俊遮百醜，一級一級的官員就可以升官進爵、得獎分紅。要是完不成任務，受罰扣獎金不說，也許官帽不保。所以，從地方政府到稅務局官員，主要精力都在完成任務上。嚴格「執行政策」全是哄騙三歲孩童的假話。
制度給富豪偷稅大開綠燈
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集中對稅權、特別是對稅權的約束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公平稅負是抑制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中國的「公平稅負」口號也喊了幾十年，實際上仍然是一句空話。
據國家稅務總局調查得知，中國百分之九十的富豪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偷逃稅問題。在這些富豪一夜暴富的後面，都離不開中國現行稅收的「關照」。一個普遍的事實是：官權集團都有自己的「保護傘」，地方行政首腦就是他們的後台，現行稅制對富豪們「鞭長莫及」。因此，要說是漏洞百出的稅制給了名人及富豪們偷逃稅的機會，毋寧說是失去監督制約的政治制度為他們偷逃稅打開了方便之門。
現行稅制只管平民百姓
「小姐稅」案爆發後，有一些網友在論壇裡指出：「現行稅制只管得了平民百姓」。這句話可謂是一針見血。現行稅制雖然對名人及富豪「失控」，但是，對弱勢群體、平民百姓卻是花樣百出。他們是在對名人、對富豪的稅收管理辦法「失效」的情況下，才會霸道地對普通百姓「核定」徵稅。
從「小姐稅」的核定標準來說，並非根據她們的實際收入扣繳稅收，而是「核定」床位數、KTV包間數、桑拿按摩室數確定每人每月三百四十元的「稅收額度」，至於這些床位、包間是否在營業，是否有「小姐」取得了收入，都可以不管不問。這種強討硬要的辦法與強盜行徑有什麼區別？然而，這種宰你沒商量的「代扣代繳」只敢針對「不懂潛規則」的商人，只敢針對沒有勢力、沒有後台的坐抬小姐。可以說，到大酒店來的「小姐」們，大多數來自窮苦人家，她們不僅是靠賣笑掙錢，有的甚至是靠賣身掙錢，她們是弱勢群體之中的一員。
稅制改革是朱鎔基敗筆之一
一九九四年，擔任副總理的朱鎔基推行財政、稅收改革，稅務機構分為國家稅務局與地方稅務局，其主旨是優化稅制，確保中央級流轉稅收入的增長。但是，這次稅制改革並沒有理順經濟秩序與依法治稅的模式。從安溪縣地稅局「核定小姐稅」這一事實來看，強討惡要十分盛行，依率計徵仍然是一句空話。
朱鎔基推行的稅制改革是失敗的。一方面，稅務機構從省市一級分到縣市、鄉鎮基層徵收單位，這種勞民傷財的分設大大增加了稅收成本。兩塊牌子的稅務機構在短短的十四年時間裡，人員和公共設施增加了近一倍。省市一級的廳局長、處長官位看漲，縣市一級的局長、科長、所長浪潮般地湧現出來。另一方面，地方行政干預並沒有收斂，稅務部門收多收少仍然由他們說了算。其次，機構分設後，兩家機構常常出現互爭地盤–爭奪稅源的狀況，甚至於常常出現為了稅源大打出手的事件。
朱在卸任之際深感「剪不斷，理還亂」，據說在滬自責時表示自己有「五大遺憾」。面對這個百孔千瘡的制度，朱的願望再美好都不可能實現；朱再有能力，也挽救不了中國低能的稅收管理體系。
──轉自《爭鳴》二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