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張耀傑第九部著作《北大教授——政學兩界的人和事》，2007年12月由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定價新台幣360元。第十部著作《魯迅與周作人》，2008年1月由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定價新台幣420元。郵購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電話：02-2657 -9211。E-mail: service@showwe.com.tw 。這篇文章是陳子明先生為《北大教授——政學兩界的人和事》所寫的序言，特此說明。】
張耀傑的新書《北大教授——政學兩界的人和事》將要在台灣出版，這是一件很值得祝賀的事情。我認為，那個時代的北大教授，其實就是整個中國的政學兩界的一個縮影。
張耀傑多年來關於政學兩界的歷史研究，有一個大的方向，就是要釐清20世紀的中國人，特別是政學兩界的知識精英的路徑選擇，進而發揚光大中國自由主義的精神傳統。
這件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清理的意思。就是說不是真正自由主義的思想、作派、腔調，自由派應當與之劃清界限。有些長期以來被視為自由主義者的思想界前輩，其實他們由於受歷史傳統和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身上還帶著專制的傾向，張耀傑查閱梳理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獻資料，從而較為清晰地呈現出了提倡「民主」、「科學」的那一代知識精英，幾乎是難以自我克服的專制思維和專制習性。
清理門戶是往外面清除糟粕，實際上還有一個任務是往裡面積聚精粹，集腋成裘。如果我們把自由主義看成純而又純的東西，只剩下胡適一個自由主義者，就削弱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統。我們應當注意挖掘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本土資源，使之成為一個壯觀的力量，才能增強我們搞民主化的信心。有些人從整體上並不是自由主義者，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些時段或一些側面包含了自由民主憲政的東西，就應當把它總結出來，加入我們的本土資源中。比如說胡耀邦的思想中確實有一些其它領導人所沒有的人權和人道主義思想，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作風，就應當加以肯定。有的人做過不少壞事，臨死前做了一件好事，就不應當埋沒，譬如說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和最終放棄了專制獨裁的蔣經國。一方面把假自由主義的唬人的東西摘出來，一方面把真自由主義的點滴經驗和閃光點加進去，這兩方面都很重要。
我十多年前寫過一篇關於五四的文章，當時我還是比較同意胡適的觀點，他一直主張五四運動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他認為五四運動是對於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政治上的干擾，五四運動代表的民族主義傾向把過去二三十年中國比較濃厚的追隨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攪亂了，使得中國偏離了現代化的正確道路。他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這麼說的時候，很多人是聽不進去的，現在看來，胡適確實是一位先知先覺，從五四運動到四五運動，中國在這六十年裡走了一條彎路。
我現在認為，不僅要分清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區別，不僅要質疑五四運動，還要進一步拷問新文化運動本身的路線對錯。對於胡適所維護的新文化運動應該怎麼看？新文化運動中有一塊東西是沒有太大疑問的，就是白話文運動。白話文運動給中國文化所帶來的變化現在看來是不可逆轉的，儘管有人對於白話文運動也持批判態度，但已經沒有什麼辦法再返回白話文運動之前，再重新復興文言文了。胡適、陳獨秀他們在這方面做出的貢獻以及給中國文化打下的烙印，基本上可以蓋棺定論了。鼓吹婦女解放、社會平等、合理的個人主義，在這些方面也是沒有疑問的。
關於新文化運動，歷史學界有兩個說法，一個說法是從梁啟超說起，一個說法是從陳獨秀、胡適說起。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新思潮運動從梁啟超算起或者更早一些是比較合適的。到一部份北大教授及其《新青年》鼓吹「新文化運動」時，就已經開始走偏，也就是跟著當時國際思想界最時髦的過分強調文化和文化主義的潮流跑。施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就是這種思潮的代表。中國在這方面也是跟日本學的，不是直接跟歐洲學的。福澤諭吉在明治時期把「文明」一詞引入日語，而到了大正年間，「文化」一詞開始在日本走俏。桑本嚴翼發表過一篇名為《文化主義》的演講，他說，所謂「文化主義」就是要「使文化成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把文化放在文明之上，放在制度之上，這是日本人從德國人那裏學來的，又被中國人拿了過來。陳獨秀晚年對於自己的路徑選擇曾經有過批判性反思。胡適在60年代也是有過反思的。要實現中國的憲政民主，需要有經濟層面、社會層面、政治層面、思想層面的共同努力。胡適當年講自由主義，僅僅局限於文化思想層面。社會層面的各種公民團體，包括商會、工會、農會等等組織，他幾乎沒有談到過。他在政治層面上提倡的「好政府主義」後來分為兩支。一支是丁文江、蔣廷黻等人鼓吹的「新式獨裁」，一支是胡適等人完全不具備操作性的「無黨政治」。在「民主與獨裁」的論戰結束之後，胡適發表了一篇《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其中寫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趨勢，使人們對於政黨政治的迷信減低了不少；在這個本來厭惡政黨政治的國家，對政黨的信用更減低了。……如果將來的憲政能夠逐漸實行『五權憲法』的精神，中國的憲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黨紛爭和分贓的老路。從一黨的政治走上無黨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國建立一個足為世界取法的特殊風範，這似乎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胡適從來不把梁啟超視為自己在政治上的同路人，但是，梁啟超在五四運動後的政治觀點與他卻有很多契合點。梁啟超去歐洲轉了一圈之後，在1920年的《改造》發刊詞裡明確表示代議政治過時了，要尋求新式政治。他的弟子張君勱、張東蓀也認為，新式政治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正是因為有過中國思想史上的這種曲折反覆，所以李慎之才說顧準是五十年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把顧准說得這麼高，很多人不理解。自然，如果與世界上的大思想家比，顧準確實沒有太多的原創性思想。但是，作為中國大陸的政治思想家，他是最明確地肯定了代議政治的，他斬釘截鐵地說： 「現代民主只能是議會民主。」前總書記趙紫陽在與宗鳳鳴的談話中，也肯定了顧准的這一貢獻。
1933年胡適寫過一篇文章，他說在梁啟超時代，「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對於所謂『新』，決沒有我們今日這樣的遲疑與矛盾。」「那時代的中國知識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當時的知識領袖對於西洋文明的認識本來還沒有多大異議，所以當時能有梁先生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然而，到胡適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專一的信仰崇拜」不存在了，用「中國本位文化派」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
應該說，五四以後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是反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的，胡適所說的「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直到今天也沒有成為中國政學兩界的基本共識。在今天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只肯定了兩個半條：「愛自由的個人主義」只肯定了低俗的那一半即追求享樂的那一半，高尚的那一半即追求真理的那一半則受到壓抑，因為還在反對「自由化」。「私人資本主義」也只肯定了一半，因為還要「以公有制為基礎」。「代議政治」則繼續受到否定。
儘管回歸文明主流的步伐十分緩慢，畢竟大方向已經開始扭轉了，這一點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主張憲政改革的人，對於片面的經濟改革當然是不滿意的，但我們和那些否鄧捧毛的「老左」在大方向上是截然相反的。我們嫌車子走得慢，他們卻要開倒車。開倒車注定是沒有出路的。
（陳子明，筆名王思睿，中國大陸傑出的民主人士，現為自由撰稿人。）
──轉自張耀傑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