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6日訊】如果說廣東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火車頭，那麼珠江三角洲地區，正是這個火車頭的發動機。然而最近一年以來，這個中國經濟高速運轉的發動機在運作上出現了故障。 以往帶動珠江三角洲發展的加工型企業，正在蜂擁遷離這一區域，同時也出現了大量企業倒閉的情況。珠三角的經濟成長率急劇下滑。以往的加工型經濟，在拉動中國經濟十多年之後開始氣喘如牛，廣東將面臨一波不可抗拒的經濟轉型。然而，過去的優勢往往會成為今後的劣勢，所謂福兮禍所附。危機和機會永遠並存。廣東如何擺脫過去經驗的束縛，重新尋找到自身在中國以至世界經濟版圖中的定位，不僅對珠江三角洲和廣東至為重要，對香港也將是攸關興衰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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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珠三角企業遷移關閉潮
文 ◎梁珍、吳雪兒
一向被認為成本低、人工低的大陸，又被稱為世界工廠，成為不少港商、台商爭相投資的地方。但近年來，中共政權不斷的政策出臺，使很多在大陸投資的企業面臨突然其來的困境，業界人士估計，曾經是第一線發展地帶的廣東珠三角一帶，將有上萬家企業面臨遷移關閉潮。
土地緊張、房價高企、人工增加、能源匱乏、企業轉型、環保等問題，使得珠江三角洲不少本土企業主動或被動外遷。
二零零六年之後，不斷出籠的中共宏觀政策，包括加工貿易新政，新增一千八百多種禁止及限制類出口產品目錄，銀行保證金實轉管理，新〈企業所得稅法〉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新〈勞動合同法〉對企業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每次調整，對深圳的外資企業都帶來不小的「打擊」。
作為深圳加工貿易出口企業的「主力軍」，港資企業成了此次政策調整的「重災區」。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梁百忍預言：未來兩年，數萬港企都將面臨生死攸關的抉擇。他呼籲港企要儘快轉型升級或者遷移，越早行動越好。
面臨倒閉的中小企業
謝先生，是一九七九年首批進入大陸開廠的香港老闆，目前在深圳擁有一家大約三千多平方米的製衣廠，經過了十幾年的風光日子，現在不斷感嘆生意難做，他的企業從開始賺錢到零六年開始每年虧一百多萬。
二零零六年後，謝先生這樣的來料加工企業明顯感到難挨，深圳出臺了一系列嚴苛的政策針對來料加工企業，包括稅收政策、〈勞工合同法〉的制定，很多同行都紛紛倒閉或者遷移。據業界粗略的估計，廣東省內大約有三萬家中小型加工企業面臨生存危機，要麼遷移到外地，要麼倒閉關門。
謝先生舉例說，來料加工行業都面臨著重稅。現在的稅收政策是每一萬元出口額減去進口額的淨值就要徵收六百元的稅項，即刻令謝先生感覺難以生存。
同時變化的還有，深圳政府部門對他們這類行業的態度。謝先生說，現在政府只歡迎高新企業，對他們則是處處給小鞋穿，各部門都收緊政策，動輒就要罰錢，和以往座上賓的態度相差甚遠。新的〈勞動合同法〉出籠後，對他們這類的港商更是雪上加霜。
元月一日正式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對辭退工人有更嚴格的福利賠償制度。『做一年給工人十三個月人工，做十年養一世，小資本家怎麼可以承受這麼大的壓力？』一直猶豫不決的謝先生在法律出臺後，已經下定決心關門。
被問到為何不將企業遷移？已經在大陸拚搏了十多年的謝先生說：「除了經營困難外，感受到更多的是心力交瘁。」他說，要培養人才很困難，他也沒有精力和資金再去重新經營，而且即使遷移到內地其他城市，也只是暫時的緩解，很快又會出現當初在廣東投資的困境。他準備今年開始逐步縮小工廠規模，最後將工廠關閉。
不再留戀珠三角
港商如此，對大陸本土企業來說，沒有外資企業優惠，生存更要及早做出應變。
「這一波遷移關閉潮，我們沒有受到影響。因為我們前幾年就已經遷出珠三角一帶。」阭俊軍，是廣東番禺百德火機實業有限公司老總之一，在番禺接受我們的越洋電話採訪時，慶幸當初當機立斷的做了遷移的選擇。
百德火機實業是全國大型一次性打火機制造企業。阭俊軍在二零零零年選擇將工廠遷出珠三角，遷到廣西、江西等地，零三年還遷移到泰國等地。番禺原本兩、三千人的大工廠，現在只留了兩三百人作為設計和管理的部門。他說，打火機屬危險品行業，在廣東連續出了幾宗煙花爆竹爆炸事件後，珠江三角洲一帶就不准做打火機了：「我們本來打算在附近珠江三角洲外圍，比如三水、花都等地做，但看到形勢不好，就把眼光放遠一些，將工廠拉到江西、廣西等地。」
江西、廣西在環保方面的條例還停留在廣東省八十年代的水準，阭俊軍的行業得以在第二線城市生存，但未來隨著各地環保指標的不斷提高，他是否能繼續經營下去，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其他行業都很難在珠江三角洲生存，因為你不搬的話，你的同行搬，都有影響。」阭俊軍指，現在珠三角一帶的企業營商環境已經非常困難。更重要的是，這裏彷彿已經成了薩斯傳染病，誰還留在當地，就有被傳染淘汰的危險。
他預測：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能留下的只是一些高科技企業和走私為主的企業，加工製造業基本上已經沒有前途。
條條政策催人命
「企業轉型當然是最理想結果，但政策緊箍咒越收越窄，重壓下毫無喘息之機的企業很難獲得轉型空隙。」在深圳加工貿易協會會長陳永漢看來，此次加工貿易新政帶來了以港資、台資企業為主體的外資企業的巨大反彈，其原因更多來自於政策環境變化的累積效應壓垮了留住這部份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大家想走的打算，其實並不是在這個政策出臺後才有的。」
實際上，近一兩年以來，中共宏觀政策頻頻出手，每次調整，對珠三角一帶的港、台商都帶來很大的壓力。
早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共財政部、發改委、商務部、海關總署及稅務總局聯合發佈《一三九號檔》──關於調整部份商品出口退稅和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的通知；兩週後又發佈《一四五號檔》──關於調整部份商品出口退稅率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除了取消多類產品的出口退稅，並將是次及此前已取消出口退稅的商品，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海關更即時全面停辦禁止類商品的合同備案手續。
「港商即刻感覺到壓力，有港商直言是過橋抽板。」香港一位商業投資專家如是說。上萬港商在珠三角經營的加工廠則面臨結業、廣東五十萬工人則面臨失業、每年一千六百億的加工貿易亦受到衝擊。
一慣低調的香港商界即刻引起反彈，擔心引發結業潮和撤資潮。近五十家香港商會抱成一團，通過各種途徑，聯合向中央有關部門表達港企意見，要求給予港商一些寬限期。至十月，問題得以稍微緩解，最後中共拍板以十月二十日劃線，之前的來料加工業可以繼續，但之後再不發牌。
本以為躲過一輪裁併潮的港商，二零零七年感受到更大的壓力。去年三月十六日，新版〈企業所得稅法〉，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此前可提供給外資企業的15%稅收優惠被新法規定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後25%的稅率所取代。
四月五日，商務部、海關總署和國家環保總局聯合頒佈二零零七年第十七號公告，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新增了一百八十四種商品，自四月二十六日起執行。商務部同時表示，對加工貿易商品加以限制的禁止目錄開始動態調整，每年年初公佈一次。這意味著加工貿易政策開始進入快速調整週期。
六月十八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調低部份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規定從七月一日開始，取消五五三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進一步降低二二六八項容易引發貿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稅率，此次調整涉及的商品範圍，關係到海關稅的在全部商品總數中所佔比例高達 37%。而此前，已有多項商品經歷了數次進出口關稅稅率的提高。
對於加工貿易企業在全部企業中所佔比例高達六成的深圳來說，上述一系列的調整，早已經讓大批從事加工進出口的港、台資企業感到「喘不過氣來」。「打擊簡直是一個接一個，這種情況下，企業只有兩種選擇，要不轉型，要不轉移。」而相當一部份企業發現轉型無望後，開始紛紛選擇轉移。
難以承受的高成本
對於珠江三角洲爆發的企業遷移關閉潮，現居美國的中國政經專家草庵居士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珠三角企業成本上升，企業不得不向外遷移。
他將原因歸於六點，包括：
一、人民幣升值。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外資企業主要是來料加工，依賴進出口，人民幣升值對他們的衝擊很大，產品價格相對提高，而且人民幣升值面臨很不確定的狀況，中共政權在去年一直講人民幣升值不超過4%，最多放寬到7％，但最近公佈的是11.6%，而且升值壓力還在繼續。一般計算，出口產品的利潤大約是在5 到10％之間，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話，會變得毫無利潤可言，企業就想找一個賺錢的地方；
二、工人工資上升。雖然過去幾年，珠江三角洲一帶工人工資上漲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新〈勞動合同法〉出籠後，對員工的保護相對增多。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佘繼標就曾經預測成本上升三成左右。有港商更打算最近去北京向中央反映；
三、廣東電力短缺。由於中國整個電力是壟斷的，同樣的情況下，廣東電力就要比江浙一帶貴幾倍，這個壓力就上來了；
四、廣東最近出臺了一些環保政策，特別是污染嚴重的企業已經消失，有的遷移到大陸甚至東南亞一帶，他們會找一些能夠容忍污染的地方。
五、廣東企業是集體產業，不像浙江、長江三角洲，技術附加值比較高。
六、廣東一帶形成獨立王國，地方官員的貪污腐敗比其他地方更嚴重一些。這對整個企業有影響。
對於二零零六年後中共連續推出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密集性讓很多商人都感到措手不及。草庵居士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獨裁和經濟政策的失誤，以及外匯匯率制度，造成中國大量外匯儲備，通貨膨脹的問題現在完全失控，中共政權非常擔心，因為馬上面臨奧運會，如果不控制，整個經濟就崩潰了。中共必須要進行宏觀調控，否則共產黨會垮臺。
港台商成替罪羊
而在這一波外企撤併潮中，受影響的主要是港、台商，以及一些大陸民營企業，但歐美企業和中共國營企業卻沒有受到影響，草庵居士認為，因為中共的大企業以及官方機構，他們在中國掌握決策權，大企業和官方勾結，宏調的影響對他們相對比較低，而歐美企業因為背靠歐美國家，中共要考慮國際影響，這種情況下，他們就轉移到對他們政策影響不大的，比如從海外投資的港、台商，拿他們作替罪羊，把矛盾和問題轉移到他們身上。
有製造行業人士表示，中共在幾年前已經利用「每年一政策」的手法，旨在最終取締「來料加工」工廠，作為應付中美貿易順差問題。很多時候，「來料加工」合同，中間都涉及港、台商，因此，很自然地也成了中共政權「忽然改策」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美國費城爵碩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現時廣東一帶的營商環境每次中共突然出現一個條例，很多廠商馬上就要倒閉或搬家，沒有一個醞釀期，都沒有諮詢或給企業一個調整的機會，一般政府不會出臺專門打擊工商企業的政策，中共的做法含政治性的味道，這種隨意性長期下去會對經濟環境造成打擊，逐漸使投資者失去信心。
他說，如果是正常的遷移，廣東的一些企業升級了，轉向生產更高價值的產品，把低價勞動力產品的生產往大陸內地遷移，廣東的企業變成了高科技，整體經濟還會上長：「但現在不是這樣，現在政策匆匆出臺，把低科技的企業快速轉移到內陸去，企業沒有時間，也可能沒有技術發展起來，企業就變得空洞化，就這樣搬遷，一開始可能還有廉價的勞動力，但工人的熟練水準可能也未到位。」
不斷加深的社會矛盾
珠江三角洲、廣東都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火車頭一旦停止運轉的話，中國的經濟就會下來，馬上失業率會上升，加上社會現在普遍存在的維權人士，可以引發社會不滿的高漲，更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
如近期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由香港各大專院校關注中國工人生活的學生和教師所組成的非牟利組織，「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注意到，此合同法未推出前，就已經有很多廠家解僱廠內工齡長的員工，逃避在合同法生效時，遵守規定讓這些工齡長的員工變成工廠長工的責任。
新〈勞動合同法〉引起的勞資矛盾進一步升級，可以從去年十一月份，中國民間團體「深圳打工者之家」的負責人黃慶南被斬至重傷事件窺見一斑。據說，黃慶南遇襲，與其團體就最新的合同法積極教育工人自身權益，惹來有關方面的不滿所致。
港商的出路和前景
對於港商的出路和前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發表的評論中指出，香港傳統的中小型企業正面臨全面性的轉型危機，或許港商企業可轉移至內陸，以維持原來的生產經營模式。但是轉移至內陸後，交通和遷廠費用都會侵蝕港商企業日益微薄的加工利潤。而全國劃一的環保、土地、工資政策，不可能對不同地區的企業差別對待。
要使香港中小企業轉型，需要的不僅是資金，更重要的是人才、技術、經驗和不同的經營方式、企業文化，但實際願意轉型的港商是很少的。他預言，香港在珠三角的中小企業，連帶服務他們的在港中小企業，可能在今後幾年出現倒閉潮。這幾乎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情況。
草庵居士則認為，雖然轉型是一個因素，但正常的運作，實際上產業升級只是一部份要升級，部份要發展和擴展，而不是中共的一刀割式的劃線。
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港商要主動站出來，大力的向中共呼籲、對其施加壓力，要有政治參與的想法，否則決策權一直掌握在中共政權手裏，而沒有他們發言的地方。『相對中共來說，港商的利益比中共本身利益差很多，香港商會必須要參與政治，否則你依附中共，中共很難會正視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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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企業外遷五大因素
文 ◎ 季達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速度，在進入二零零零年之後的幾年中迅速下降。以東莞市為例，這個經濟連續二十年以20%速度增長的城市，二零零六年首次下降到19%，而二零零七年將進一步下降到15%左右。
東莞市曾經是港台資金投資的最熱門城市，香港和台灣的玩具、製鞋行業，大量進入這個城市，使東莞一度號稱世界鞋都、玩具之都。但從二零零七年開始，加工廠開始外移。根據亞洲鞋業協會的估計，去年東莞大約有超過一千家製鞋企業關閉或者遷移到外地。東莞皮革製鞋協會的一位工作人員透露說，實際上所影響到的企業更多，因為一個大中型的製造廠商遷離或者關閉，會影響到下游三到五家小企業和數十家手工工作坊的外包生產，再加上和原材料相關的運輸和粗加工部門，影響不可謂不大。
其實不僅僅是東莞，珠江三角洲地區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在勞動密集型企業被迫遷離之後，本地經濟增長依靠什麼支撐？是廣東省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上看，廣東勞動密集型企業外遷，似乎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具體到珠江三角洲的情況來看，主要原因有勞動力成本上升，經營成本上升，稅賦增加，人民幣升值和海外市場近乎飽和等五大因素。
人為壓低人工難持久
改革開放之初，外資大量湧入珠江三角洲，絕大部份是來料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勞動力成本成為最重要的因素。九零年代初期，一個外來民工的工資大約300人民幣，但到了二零零五年，只增加到大約500到600左右，而同期珠三角的GDP大約增加了10倍左右。
按照廣東省統計局的資料，廣東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均超過60%，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四年在60%至50%之間，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三年在50%至40%間波動，二零零四年以來不足40%，二零零六年為38.7%。世界上健康經濟體的數字，大約在50%至60%之間，因此從一九九五年以後，廣東省工資偏低的情況就已經出現，而在最近兩年最為嚴重。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低工資制度是依靠企業和地方政府協作人為壓低的結果。大量外省勞工進入廣東，既沒有任何社會地位，也缺乏集體議價的手段和權利，工資被長期壓制在低水準。而地方政府願意壓低工資水準，因為這些在本地勞動者並沒有任何「本地居民權」，根本就不在地方政府的考慮範圍之內，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可以通過權力從經營者那裏獲得利潤，更可以因為產值高漲而獲得上級的青睞。
大約從二零零四年開始，珠三角開始出現所謂的「民工荒」。低廉的工資和高漲的生活成本，迫使大量外地民工另擇他地，他們和當地經濟的飛速成長形成鮮明的對照，也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關注。
二零零二年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是450元，現在是690元，五年上漲了50%多，而實際上，現在珠三角工人的工資已經遠遠高於這個數字，大約在1,000元到1,500元之間不等，但即便如此，企業招工依然困難。
廣東省一位人大代表提出，省內工資的增長幅度，應該和廣東經濟增長同步，使民眾得以普遍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如果這種提案通過，廣東省每年必須為省內勞動者增加10%以上的工資。雖然提案未必獲得通過，但由此可以看出長期低價勞工的政策和制度，未來將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
經營成本上升無可避免
對於珠三角的企業來說，經營的壓力還來自於不斷上漲的原材料價格、水電費用、廠房租金等等。這個製造業重地最近幾年除了「勞工荒」之外、還遇到「電荒」、「油荒」，以及土地、能源價格的大幅上漲。
比如服裝廠需要銅礦，其原材料銅從二零零四年年初的每噸二萬多元，一路飆升到現在的六萬多元一公頓，上漲了三倍多。其他有色金屬的價格全部在近兩年出現大幅上漲。僅在二零零六年裏，加工企業涉及金屬材料最多的銅、鋁、鋅、鉛、錫、鎳六種金屬，現貨價格分別上漲了58%、15%、107%、48%、18%和 145%。而由於石油價格持續上升，相關的塑膠產品價格也出現上漲，對低端的加工企業構成沉重壓力。房地產市場價格的猛漲，也是企業面對的壓力之一，包括房租廠租，倉儲價格的上升，都壓抑了企業盈利。
稅收增長
最直接的影響，是原來外資企業17%的增值稅變為統一的24%。除此之外，其他稅種也在不確定之中，時常變化，令企業無所適從。而整體來說，企業稅務負擔逐步上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根據廣東省統計部門的數據，一九九四年以來廣東財政總收入由當年的569.38億元增加至二零零六年的5,122.25億元，增長8倍，GDP只從一九九四年的4,619.02億元，增加到二零零六年的26,204.47億元，增長4.7倍。很明顯，與GDP的增速相比較，財政收入增速明顯快得多。
廣東的專家介紹說，GDP大致是由國家稅收、企業利潤、職工工資和設備折舊這四個因素構成。這幾年廣東每年的GDP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而在這四個因素中，國稅和地方稅增速都在20%以上，二零零七國稅增長超過30%。反過來說，政府稅收的大幅度增加，其實是通過積壓企業盈利和工人工資獲得的。
人民幣升值
最近三年，人民幣兌美元從8.3兌1美元，一路上升到目前的7.25，升值13%左右。由於珠三角企業大量以出口為主，用美元結算，而增加的成本則是人民幣，因此人民幣升值等於企業損失了盈利。
二零零七年廣東實現進出口總值6,340.5億美元，換算成為人民幣為45,968億元，而當年省內GDP預測值為25,969億人民幣。也就是說，廣東省進出口總值為GDP的1.7倍以上。按照經濟學的說法，廣東省經濟外貿依存度為170%，作為比較，美國大約是24%，全中國約為60%。
按照美國國會的計算，人民幣兌美元低估程度為40%。而根據專家估計，人民幣每增值5%，中國的GDP大約會損失1.5%的增長率。同樣的計算落實到廣東省，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肯定大得多。由此也可以看出，東莞去年經濟增長從20%下降到14%，確實和人民幣的升值相關。
國際貿易環境壓力加大
二零零七年，國際經濟貿易最受關注的是中國製造產品的大量召回事件。從玩具、食品、服裝、兒童產品、節日飾品，一直到食品添加劑和寵物罐頭。英國《衛報》最新的報導說，僅僅在剛剛過去的聖誕節，英國便「召回」了150萬件聖誕掛飾。中國製造的標牌，從以前低質量低價格的標誌，變成了不安全的代名詞。
美國《紐約時報》較早前引述一份官方的報告說，美國境內的假冒貨品，有六成來自中國大陸，5%來自香港。報導說，如果加上由中國轉口的貨品，來自中國的假冒和偽劣商品，可能佔美國境內假冒偽劣商品的八成。
信譽喪失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對依靠大量接受海外訂單生存的珠三角企業，是一個極為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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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經濟轉型的困境
文 ◎ 何漢青
如果說廣東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火車頭，那麼珠江三角洲地區，正是這個火車頭的發動機。在全中國年GDP超過三千億人民幣的十三個城市中，廣東佔據了四個，廣州和深圳排名最前列，東莞和佛山也在其中。而有可能在近年內加入這個俱樂部的廣東城市，還有珠海和中山。這一點，其他任何省份都無法相比。
然而近來珠三角經濟出現轉型，被各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各路學者、專家也紛紛發表高論，還開出了很多處方。筆者這裏想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珠三角的轉型。
世界經濟運行的層次效應
從一八七零年到一九七零年這一百年間，西方經濟的工業變革完成了從機械化到電氣化，從電氣化到自動化的工業變革。從一九七零年至今，世界經濟又經歷著資訊化、綠色化的產業變革。每次變革，當地經濟都要轉向發展新經濟類型，以便獲得新的競爭優勢，同時舊經濟類型產業要向較不發達的地區轉移。這就出現了經濟運行的層次性。
如果把一個地方的經濟體看作一個生命體、一個人，比如美國的紐約、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中國的珠三角等，如果把它們看作一個人，我們就能找到他們的相同之處。
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黃種人有白種人等，但是，他們的血液系統卻有著相同的結構和規律。從這個角度去看各個經濟體的運行規律，就可以找到他們的共同之處，把別處的經驗為我所用。經濟運行系統對於一個經濟體來說，就像是一個人的血液系統，換句話說，全球每個經濟體的經濟運行規律是有跡可循，可以學習和借鑒的。例如，溫哥華的經濟運行規律與珠三角的經濟運行規律是相同的。
經濟運行中的輸血功能和造血功能
從源頭上說，歐洲的工業技術創新，造就了西方工業國家經濟的蓬勃。其後，由於成本、環保等因素，他們的經濟發生轉型，從工業製造向高技術和服務業轉變，原來的工業型經濟就要向其他地區轉移。
這種轉移就激發了香港、台灣等地經濟的騰飛。對於這些地區來說，這種轉移就像是一種輸血功能，大量新鮮血液輸入，為這些經濟體注入了活力。於此同時，外來的經濟活動又激發了當地的經濟創造力，當地經濟產生了造血功能。這樣，輸血功能和造血功能共同作用，令香港、台灣等地的經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短短的二十多年裏，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八十年代後，香港和台灣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同樣要出現轉型，向較不發達的地區轉移，中國大陸未趕上上一波世界工業浪潮，這次總算把一隻腳泡進去了，珠三角成為這次經濟轉型的最大受益者。
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珠三角經濟得益於開放之先，但一開始就顯得有點跌跌撞撞的。首先遭遇的是從供血不良到血液逼暴血管的境況。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珠三角被當作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試點，等於在一個鐵桶上開了一個口子，把國內其他省份的資金都引向了廣東。
由於這些資金是被高息或官家子弟吃回扣而吸引來的，因此主要是投向了房地產，那時的圈地運動已經到了瘋狂階段。
記得九十年代初的廣東惠州市，筆者有一個朋友攬到一筆資金，在一段規劃中的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路段，透過關係買下了一塊地，加上買通關節的費用，當時的地價大約是三十萬元人民幣一畝。那塊地在半年時間內，價格翻了一倍，平均每星期漲價一萬多元一畝。要知道那裏還是一片農地，什麼都沒有，只是在賣一個預期。那時的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如果能拿到三百塊都已經是很不錯的了（筆者那時已經有令人羨慕的工作，薪水大約三百五十塊）。可想而知這種瘋狂的程度。不過兩年後，我這位朋友賺到的上千萬，連同借貸的幾百萬本金，全部蒸發，從此一蹶不振，這是後話。
現在四十歲以上的廣東人應該對這段歷史還有一點印象，當時房地產市場有一句口號：「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據保守估算，九十年代初，全國各地有超過兩百六十億的熱錢湧入惠州。而在整個珠三角，據信全國大約40％的現金都流向了那裏，以致很多內地銀行沒有現金，央行見勢不妙，才猛然收緊銀行政策，大量非法或灰色資金被迫抽離，房地產資金鏈斷裂，引發了大量爛尾樓，好多年都沒有緩過來。這次教訓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深思，反而給當權階層、與權力有關聯的階層一個很好的權錢交易的示範，也成為珠三角經濟造血功能不足的一個主因。
所幸的是，其時恰逢港、澳、台產業轉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湧入珠三角。那時筆者時不時地從廣州坐車到深圳出差，看到一家家工廠在公路兩旁冒起。幾年下來，廣深公路兩旁就見不到農田了。不過，可惜的是東莞市「魚米之鄉」的美譽從此消失。
經濟運行與權力架構衝突阻礙珠三角
最近幾百年西方世界的經濟繁榮，其經濟活動主要根基於政治制度和經濟運行的自由。而經濟運行的規律本身就像液體流動一樣是自由流動的。作為一個權力機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應該是宏觀的引導而不是直接插手和侵蝕。
香港早在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就已經進入珠三角地區，但是大多倒閉收場。筆者記得那時很多企業是以合資、合作企業的方式出現，這種方式把當地的經濟力量納進了經濟運行的軌道上，本來是非常有利於當地經濟力量的成長，為以後的經濟創新和轉型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但是，由於中方的運作模式還是行政指導的方式，而西方的模式是自由經濟運行的模式，兩者之間就必然產生了激烈的衝突。所以，八十年代後珠三角的外來企業大多數是來料加工的形式，這種方式導致原材料、產品銷售、資金運作、管理等都在外面，因為沒有了行政命令因素的羈絆，這種運作模式在珠三角成功落地，成為經濟主流，珠三角基本上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加工廠。
如果說，剛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出現這樣的局面還情有可原，但是，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中國的市場經濟蛻變成了「政府經濟」或「官僚經濟」，政府在中國大陸不是一只「無形的手」，而是一只有形的手！它直接插手經濟，它可以調動所在範圍和地方的一切資源，卻可以不為這一切所付出的成本、代價、風險和損失負責。筆者引用安徽政協常委汪兆鈞二零零七年給胡溫的公開信上的說法：「這種『政府』主導的經濟，在官僚們的興趣點上會突飛猛進；在他們的興趣之外，則艱難求生，如眾多的民營企業；而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則是破壞和倒退！」
當地政府的「興趣點」在哪裏呢？是在那些政績工程上、在那些有回扣的經濟活動中、在親戚朋友的生意上。筆者記得在九十年代初，坊間流傳著時任順德市市長的黎子流先生的一句名言：「只要經濟搞上去了，我們的幹部拿一點、吃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
說實在的，與內陸地區的官員相比，珠三角的官員們還是比較務實和有創新精神的，他們也確實幹了不少實事。但是，在這種沒有制約的權力架構中，要求他們像西方國家民選官員那樣，真正關注民眾的利益，那也是太苛求了，他們關注的只能是如何把外商拉進來，把政績快速搞起來，積累穩住官位和向上爬升的資本，然後賺自己的錢。
珠三角三大官商經濟模式
所以，在這樣的機制下，筆者總結當地政府的自主經濟主要在三塊：房地產、娛樂業和灰色進出口貿易。
房地產業一直是地方官員們主要的興趣點，九十年代初，不少地方利用廉價的土地建起了各種工業區，靠向外商出租廠房，為當地政府賺了不少錢，當地人也靠這些租金過了不錯的生活。例如在廣州市郊的紅星鄉，村民們人均每個月能領取到大約四百元的租金收入，成為小有名氣的富裕鄉。
不過，土地畢竟是有限的，這樣的租金經濟是沒有發展後勁的，再加上由於對權力的監督形同虛設，官員們私下轉賣土地肥私的事件越來越多，導致了今天官民衝突的頻頻發生。另一方面，當時因為錢來得容易，不少村民特別是年輕人變成了富裕的遊民一族，整天無所事事，遊手好閒，吃喝嫖賭的事漸漸風行。
娛樂業也是地方官員的另一興趣點。因為外來人口增多，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興起，酒店、歌廳、娛樂城遍地開花。網上傳言，前深圳市市委書記張高麗調到天津市當市委書記後，在一次市黨校發表高論，說：「一個城市、地區是否繁榮，有六個指標：股市、高樓大廈、轎車數、舞廳酒吧、博彩業、會展場所，缺一不成。」
筆者認為其可信程度很高。從經濟的角度看，娛樂業可以劃歸為服務業，但是，珠三角的娛樂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服務業，直截了當的說是色情業，它在珠三角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鏈。不過，筆者從未見到任何一個經濟體把色情業劃進經濟競爭力的範疇。它會把一個經濟體的人文環境毀掉，最終毀掉的不僅僅是經濟。
另一個官員的興趣點就是灰色進出口貿易。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廣州番禺市有一個聞名全國的電器批發市場，這個名叫「番發」的市場不大，只有大約兩個足球場大小，但卻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前來，那裏一個大約十五平方米的鋪面，高峰時的轉讓價超過一百萬元人民幣，在那時三百元月工資的打工一族眼裏，那可是天文數字。
這個市場出名的原因，是因為那裏的電器從國外進口，但是幾乎是免稅的。究其原因，問題出在進出口環節上。不只是在番禺，在整個珠三角，只要有港口或海關的地方，就有這種灰色進出口貿易，它已經形成了一個跨部門的利益鏈，鏈上的受益者包括當地政府、海關、商檢、邊檢、工商、稅務及其關係戶等。時至今日，這種貿易仍然大行其道。
舉例來說，一家公司要進口廢銅線，海關有可能會要求提供商檢證書，證明其含銅量，商檢到現場抽樣，然後出具證書，海關憑含量打稅，一切都是符合手續的。但是，按95％的含銅量打稅還是25％的含銅量打稅，箇中的奧妙讀者自己都可以想像得到。筆者不想把它說成是走私，因為這種事在全球的進出口環節上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把戲。
因為這種手法錢來的容易，失敗的成本也不高，就算露了餡，出了事，大多數都能由各方官員擺平，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珠三角經濟運行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這種方式對地方經濟的貢獻也是難以為繼的，畢竟不是什麼上得了臺面的東西，現在中國政府對此抓得越來越嚴，各利益方在手法上也不像以前那樣膽大妄為，變得更為小心謹慎，對經濟的影響度也就弱化了。
珠三角沒有真正形成競爭力
經濟體的競爭力很多時候體現在自主創新的能力上，也就是本土的創業能力，筆者稱之為「硬性」競爭力，也就是一個經濟體的造血功能。
目前珠三角也在提倡自主創新，但是由於權力結構的特殊性，珠三角並沒有真正鼓勵本土創業。因為這樣做所花費的時間要很長，精力的投入要很大，而且政府的職能要從「官」轉移到服務上，所以也就不在官員們的興趣點上。自主創新要再次依賴外部的幫助實現轉型，而目前看不到外資存在幫助珠三角經濟實現轉型的動力。
珠三角不但對本地人的創業不重視，對外地人的關心也就更少了，特別是對待打工者階層，更是漠視，沒有形成一個「軟性」競爭力。
什麼是「軟性」競爭力，這裏舉一個微軟的例子。微軟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在溫哥華成立一個新的研發中心，微軟加拿大公司總裁索爾根（Phil Sorgen）就表示，微軟決定選址溫哥華作為它新的軟體發展中心，是看中了溫哥華吸引頂級科技人才的能力。索爾根說：「溫哥華是一個擁有不同族裔的國際性的門戶城市，包容性使得在這裏尋找最好的科技人才成為可能。」
他說，現在的優秀僱員選擇供職的公司，已經不僅僅是考慮收入因素了，是否能得到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是否能夠得到教育機會以及娛樂等，都是影響職業選擇的因素。「溫哥華具備這一切。而且溫哥華所提供的環境我們相信是我們的員工所喜愛的工作以及生活環境。溫哥華這個地理的優勢可以幫助我們吸引到頂級人才。」
這種「軟性」競爭力是一種吸引人才聚集的過程。反觀珠三角，政府不但沒有構建這種「軟性」競爭力，反而在破壞著這種人文環境。如打工大學生孫志剛被關押在廣州收容所時被打死的事件，工人與企業主有糾紛時，企業主與當地政府聯手，甚至透過黑社會，強行打壓，這樣的新聞常常出現於報端。
珠三角經濟成功轉型的出路何在
珠三角經濟成功轉型的出路在哪裏？目前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發表了很多高論。比如有的大陸學者認為，珠三角經濟要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加強政府的主導作用，透過「泛珠三角地區」的區域合作，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
本人不敢苟同，「政治穩定」其實是維持現有官僚體制的另一種蒙人的說法而已。當經濟改革到了一定階段，政治改革的停滯就會阻礙經濟發展的步伐，這已經成為共識，目前珠三角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捆綁」，而是進一步「鬆綁」。
一位智者曾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中國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因為中共有多大的本事、有多了不起，中國今日的經濟繁榮，是中國人的勤勞、智慧的結晶，中共只是把套在中國人脖子上的繩子鬆開了一些而已。
珠三角的情況也證實了這個說法，一部份當地的民眾（包括外省過來創業的）通過自己創業，形成了自主創新的能力，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建立起了自己的競爭力，在深圳，據估算大約有40％的企業已經轉型為高科技企業，在中山、順德和南海等地，當地人設計或來樣生產的小家電、小五金產品在出口和內銷上，都佔了不小的份額。
這個群體在這次的經濟轉型中，也先知先覺，主動出擊，幾年以來他們把研發、資金等的根留在珠三角，加工廠部份則北移發展。筆者在這裏對他們表達深深的敬意，他們是真正的精英。
誠然，自由經濟體系不是萬能的，自由經濟體系下的經濟轉型也有失敗的教訓，但是，縱觀前蘇聯、東歐等專制體制下的經濟體系，還沒有哪個有真正成功的經驗，相信中國也不會例外，如果中國能儘早結束一黨專制，早日實現真正的自由經濟，筆者相信，憑籍著珠三角人的聰明才智和現有的經濟基礎，再結合外國的成功經驗，珠三角經濟的成功轉型將得以早日實現。◇
（本文作者為原廣東省經貿官員）
──轉自第55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