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中國知識分子是有五四情結的。因為我們的歷史常常讓人失望，所以很少知識分子能夠在心理上擺脫對五四的牽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期望，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夢想。五四是青年節，但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節日。五四是一個讓人產生很多聯想的節日，是一個讓人欲說還休的節日。科學和民主是那時的口號，但又何嘗不是我們今天的嚮往呢？
五四運動的時候，杜威和他的夫人正在北京訪問，他在那年的六月份從北京寫給女兒一封信，這封信，我是從周策縱先生的名著《五四運動史》中看到的，他在信中對中國學生有非常高的評價，他說：
順便說一下，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裡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鬨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的很周密的，並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束，因為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要使我們國家的十四歲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是難以想像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杜威是從民主國家來的學者，他對於中國學生的這個評價，不由得讓我們對學生的行為肅然起敬。這些年學術界對五四頗有微詞，以為那時的前輩做事不夠冷靜，有激進主義的傾向，以至於把後來許多激進的事都歸在了五四的名下。一個近代的學生運動，能像五四這樣有理性，我以為已是很不容易了，在這些方面，我們對於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是要多一些理解。五四，我們現在都把它作為一個新文化運動來看，那時有些過頭的說法，我以為都是不能完全當真的，比如像吳稚輝、錢玄同說的那些話，我們還是要設身處地去想，多想他們對於國家的感情，多想他們想讓國家好的那份急迫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多是從舊讀書人來的，修齊治平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一種素質，他們對於國家的情感有時是後人難以想像的。杜威從那時學生的理性行為上看出了我們這個國家的希望，他的評價是「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可惜我們讓杜威和許多人失望了，但這不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轉自《謝泳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