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美國僑民在某個時候都會到中國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辦了一個去香港的短期簽證。路過廣州的時候，我笨拙的中國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錯公車，並一直坐到終點，到了一個火車站。站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成千上百的人，頂著烈日坐在那裏。他們頭髮亂糟糟的，好像已經數月沒有洗過頭；我開始意識到，這是專門運送國內旅客的火車站。在離我幾步遠的地方，一個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販的辮子，她摔倒在地上，頭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鹽雞腿從她的塑膠袋中滾落出來。幾個人擡起頭來無動於衷地看著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蹲伏蜷縮在原地，一動不動。
我凝視著這一切，但是沒有把相機拿出來。為了在北京的家小，我不停地在叮囑自己，我拿的是往返簽證，這不是用來收集流浪民工和違反人權的證據的。我穿過人群，攔下一輛計程車，以最快的速度離開廣州。
這件事情在我的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一九九九年末，我知道，我再也不會看到那樣的情景，至少在北京絕對不會。中國大地被蒙上了一層薄紗，普通中國市民往返於像廣州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之間的火車票受到了嚴格的控制。北京定期對公路進行地毯式檢查，阻止大批想要進入北京的求職民工（美國遊客不會被注意，因為警察很少攔截載有外國人的車輛）。
失業統計資料越來越令人懷疑。我的中國同事和家裏的女傭人表面上很平靜，但多次要求我把人民幣兌換成美元。當我問他們為什麼時，他們告訴我，他們正在準備對付貨幣貶值、由於政府發行過量貨幣而引起的通貨膨脹、銀行擠兌等等。出於上述恐懼，他們不敢消費，政府所提倡的國慶日七天大周末並沒有收到預期的刺激消費的作用。
這是小的跡象嗎？當然是的，但實際情況也已現出雛形。國家統計局（NBS，前國家資料局）發布了關於所有外資市場調查公司必須進行註冊登記和申請許可證的規定。註冊登記之後，任何問卷普查，即便是關於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這樣無傷大雅的題目，都必須先經過國家統計局的認可。任何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問題，都會被刪除；公司若不肯合作的話，將被吊銷營業許可。這個規定既曖昧但又嚴厲，請一個中國人回答有關職業（或失業）狀況，現在有可能屬於非法普查了。詢問消費者的信心更是大忌。
（註：國家統計局讓類似蓋洛普（中國）等具備精確計算能力進行大型民意普查（比如消費者信心普查）的公司陷入嚴重的麻煩之中。非常有趣的是，在規定正式生效的前幾天，蓋洛普公司做了一次全國性的突擊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消費者的信心指數，由短短的幾個月前的低下，突然大幅度上升。但是，在新聞或商業活動中卻很難看到任何可以為此做出解釋的跡象。是否蓋洛普改變了普查方法？還是問卷問題有所不同？沒有任何人做出解釋。這讓我懷疑蓋洛普的結論完全是炒作的結果，目的是投其所好，得到國家統計局的寬容。但還是失敗了。隨後不久，國家統計局開始實施這項新規定；蓋洛普公司現在宣布與國家統計局取得了共識，但毫無疑問，國家統計局推出這種規定的目的是為了約束市場調查公司，使其符合政府要求，對普查和普查結果做自我審查。）
一些中國朋友向我透露，國家統計局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一個與台灣有關的市場普查專案被懷疑在搜集情報。我們公司的幾個分析員認為，這跟中國政府鎮壓法輪功有關。我曾經與從事普查領域的總裁交談，他們認為原因很簡單：中國領導人想避免民眾態度的分化，同時牢牢掌控作為中國經濟狀況參考因素的各項指標。
在九十年代初期，需要隱瞞的事情並不是很多；隨著鄧小平宣布市場開放，中國對外公布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狀況是驚人的：一九九二年是百分之十四，一九九五年逐漸降到了10.5％，當時的通貨膨脹率維持在百分之十。國外投資如潮水般湧入中國，但是，中國跳躍式的增長與積重難返的國營企業問題，以及亞洲經濟危機是相互矛盾的。中國的GDP變成了意料中的抛物線：一九九七年是百分之八點八，比前一年的百分之九點六有所下滑。當亞洲出口貿易徹底崩潰後，中國領導人面臨著經濟疲軟的危險。他們相信，他們的存活依賴社會的穩定（必須防範工人組織起來，形成反對派），這就必須要把城市失業率控制在兩位數以下，因此，他們認為這一切有賴於中國的GDP不能低於百分之七的年增長率。
一九九八年，朱鎔基曾強調中國企業的經濟增長率要高過百分之七，國家統計局立即做出反應，儘管那一年還沒有結束，仍然宣布當年中國的GDP增長率是百分之七點八。玩笑越開越大，除了雲南，中國的各個省份都爭相宣布當年的增長率超過了百分之七點八。令各個省份感到尷尬的是，國家統計局決定在統計全國GDP時不再以各省提供的資料作為參考，而建立一套獨立的統計系統（但這套系統的實際運作情況從來沒有對外公布過）。
一九九八年後，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中國的GDP增長平穩：一九九九年是百分之七點一，二○○○年是百分之八，二千零一年是百分之七點三，二千零二年是百分之八。這些資料太完美了，與朱鎔基每次的預言都不謀而合，但它們注定要受到挑戰。來自彼茲堡（Pittsburg）大學的托馬斯‧洛斯基（Thomas Rawski）和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列斯特‧素羅（Lester Thurow）等幾名經濟學家指出，只要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指數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就會發現奇怪的現象。官方公布的GDP保持平穩，沒有明顯的下滑；但是，儘管官方目前並沒有推行大規模節能措施，工廠賴以生存的能源消耗量卻在不可思議的連續下降。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的GDP在一九九八年到二○○一年增長的總和超過了百分之三十四，而能源的消耗量卻在同一時期下降了百分之五。亞洲四小龍在經濟飛躍增長的同時也伴隨著能源消耗的增加，而主要靠煤炭作為能源，又沒有採取大規模節能措施的中國，又如何能開創這樣的奇蹟呢？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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