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紐倫堡審判」的前夜（上）

【大紀元6月14日訊】（新唐人電視台報導）主持人：2006年5月8日加拿大兩位律師宣佈對中共系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案進行獨力調查，在同年的7月公布調查結果：證實了這個星球從未見過的邪惡。從報告公布到現在近兩年的時間，兩位加拿大律師訪問了三十多個國家，呼籲人們攜手來制止中共的暴行。我們今天請來報告的作者之一大衛‧梅塔斯先生，請他來談談這兩年來的經歷，也談談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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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塔斯先生，很高興見到您，歡迎您來到我們的節目。首先，我想觀眾朋友們都想要聽聽您的故事，請介紹一下您自己。

梅塔斯律師：我是一個國際人權、移民和難民律師，從1973年開始在溫尼佩格做律師，我也同非政府組織一起做人權的工作，像寫文章，辯護以及處理案例等，已經做了幾十年了。

主持人：我從您的簡歷看到您為大赦國際做法律顧問，擔任加拿大律師協會聯邦法庭律師聯繫委員會會長，南非國際防禦救援基金董事，這個表列非常的長，您是如何處理時間的呢？

梅塔斯律師：我努力的做該做的，就是不停的工作，希望最終一切都能做好。我也注重效率，因為工作性質的限制，我就是很難安排固定時間去處理哪些事情。比如說，如果哪天有庭審，我那天就必須出庭，如果在哪一天我被邀請去演講，我就必須那天去，我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充分利用我的時間把一切都安排好。

主持人：可能有的時候一天工作超過24小時吧？

梅塔斯律師：是的，有的時候的確一天超過24小時。

主持人：您為甚麼選擇了做人權，和移民難民律師？

梅塔斯律師：有幾個不同方面的原因，我想，一部分是我最開始行業時處理的一些這方面的案子很成功，開始有了一些客戶，這當然讓我很受鼓舞，也使我產生了共鳴。說到國際人權問題，它是難民法的一個分支，但顯然，我在這方面涉及的不僅僅是難民法的一個部分。

說起來，雖然我的家庭沒有直接受到納粹大屠殺的影響，但是在精神方面，大屠殺對我影響很深，我覺得我想要為這件事做點甚麼。比如說，要從大屠殺事件中得到甚麼教訓，並從吸取的教訓中為後世總結留下一些傳統，並依照這些反思去做一些努力。

我自己從對納粹屠殺的反思中學到了很多，首先是保護難民，還有就是要抗議國際上的人權侵害，不管是在哪裡發生的，要審判罪犯，再有，就是禁止仇恨言論。我在做工作和做義工的時候都努力遵守這些教訓。

主持人：您是甚麼時候開始接觸法輪功學員的呢？

梅塔斯律師：一部分是通過工作接觸到的，我有一些客戶是法輪功學員申請難民。還有在做國際人權方面的工作時，遇到了因為煉法輪功而受到迫害的人們。其實，我對這些很瞭解，因為我做國際人權方面的工作，所以在加拿大有各種各樣的受害團體代表來找我，尋求解決方案。法輪功團體也找到我，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主持人：當您第一次聽說中國迫害法輪功時有甚麼反應？

梅塔斯律師：我很熟悉中國，因為一直接觸人權方面的工作，我知道在中國的迫害問題，在做法輪功學員案子之前，我有很多很多華人客戶。我代理過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被捕的人，也代理過中國來的逃犯，害怕回到中國會受到折磨，因此可以說我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十分瞭解。

所以當法輪功學員來找我的時候，不用講太多，我就可以瞭解到他們在中國遭受的迫害，因為那樣一個信仰團體，很典型的在中國是會面臨迫害的。我想，這就是長期做一項工作的好處，我不僅很瞭解中國的現狀，而且也很清楚法律方面的解決辦法。所以，我幾乎可以立刻的給出一些建議。

主持人：報告發表出來之後，兩年中您訪問了三十多個國家，這兩年您瞭解到了甚麼？

梅塔斯律師：我對報告中探討的問題，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這個問題有了更多的瞭解。因為我去過的所有地方，都有患者去過中國進行器官移植，都有醫生和中國的移植科醫生有聯繫，還有從中國的監獄放出來的人，包括法輪功學員和非法輪功學員，所以有很多證據的積累。

我可以說，我對報告所研究的問題學到了很多。結果，我們就出了第二版的報告，現在我們在著手做第三版。這是我學到的第一點，再有一點就是我瞭解到了中國政府在中國以外對人權的壓制。

在這份報告之前，我對中國政府在境內的鎮壓很瞭解，但是，直到這份報告後才開始瞭解到這種在中國以外的壓制，那些手法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因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這樣做的國家。

其它侵犯人權的國家基本上無視他人，而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把鎮壓輸送到全世界的國家。不是說他們在全世界都像在中國那樣的殺人，而是從一些小的方面來入手，像偷《大紀元》報紙等等，每一個事件看起來都很瑣碎，但從其發生的範圍和持續的時間總體來看，我就可以看到它們的作用和性質，就好像把拼圖的每一小塊拼起來。

這些在最開始的時候我是不清楚的。比如，中國政府可能會給我們想見的人打電話，說不要見他們，或者取消我們的場地，等等。確實，開始有幾次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我以為是由於巧合，但我們縱觀這些事件，你就會發現規律，和對全球範圍內對中國人權問題關注力量的衝擊。

主持人：談到中國以外的壓制，您在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歷了甚麼？

梅塔斯律師：在芝加哥、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領事館聽說了我們的活動。大約有二十個學生，在我們會議之前在芝加哥大學的教室外發材料，但沒有進來。在哥倫比亞和普林斯頓大學，學生進來了。在哥倫比亞大學，因為有保安，所以他們沒能掛大型的標語，只允許拿小的中英文海報。我不認識中文，英文寫的是中國政府誣篾法輪功的話。

之前，他們寄出一封電子郵件，批評我們的報告和法輪功。我拿到了這個郵件，在我的發言中，我把這封郵件和我的反應一句一句讀了出來。他們不喜歡聽這些，當讀到一半的時候，他們的頭兒讓每一個人離場，於是就一起離開了。

我去過普林斯頓大學兩次，一次是去年四月，一次是上星期。這兩次都有一群學生舉著大標語。去年，我在會場裡面，今年我在外面，支持人權聖火傳遞。學生們舉著中共的旗子、大橫幅、海報和上面寫著報告在撒謊等等。

去年四月的那次，也收到了他們的電子郵件，我想盡可能回答他們，去跟他們溝通。演講後面有一個問答部分，這是一種跟那些從開始就很敵視，頑固的人們溝通的方式，我認為這很值得。雖然有些人已經形成了一些觀念，也應該告訴他們事實。

主持人：問題是在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和芝加哥大學讀書的學生，是中國年輕一代的精英。他們在西方國家接受西方教育，人們會認為他們思想開明，接觸到自由的信息。您對他們的行為有何看法？

梅塔斯律師：當然，有一部分人是這樣，但他們不能代表所有在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

主持人：您是說這些人只是很小的部分？

梅塔斯律師：一小部分。因為即使在納粹德國，納粹從來沒有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但是有人投票給他們。如果中國今天舉行民主自由選舉，共產黨參加競選，我肯定共產黨不會贏得大選，但肯定會有人投票給它。

有些人出於家庭利益、政治承諾與經濟利益；有些人被脅迫；有些人從小就習慣於被灌輸共產黨的宣傳，共產黨之外的一切東西他們都不相信。總會有人贊成中共的立場。你在中國看到的這些人從小就被灌輸「中共等於中國」，有些人就是無法改變，他們把對中共的批評當成是對中國的批評，還認為自己很愛國。

主持人：我發現您使用「大屠殺」這個詞，您為甚麼將納粹德國和共產中國進行比較？

梅塔斯律師：對，其實沒有哪個類比是完全一致的。這兩者有一些明顯的不同，但是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如煽動仇恨、不受法律約束、屠殺，酷刑折磨，滅絕人性，而且受害人數巨大。共產黨中國殺害的無辜百姓，比斯大林在蘇聯和納粹德國殺害的總和還要多。

說到奧運會，兩者之間也有相似性。奧林匹克火炬始於1936年柏林奧運會。希特勒這麼做是為了美化納粹統治和證明其合法性，現在中國也在效仿。

主持人：您認為中共盜賣活體器官是反人類的罪行，能給我們一些法律依據嗎？

梅塔斯律師：反人類罪是一系列的，不只是一項罪行。它們的共同點是有系統、大面積、針對普通平民。我們看到的盜賣活體器官也是有系統、大面積的。沒有拿到明確的文件，我們不容易看出它是大面積的、有系統的，只有拿到證據，我們才能認定。

儘管如此，我們可以肯定它是針對普通平民的，而且涉及屠殺、酷刑，所以它符合反人類罪的定義。並且是在歧視基礎上的，它針對法輪功修煉人群。

主持人：像您說共產主義不會永存，後共產主義時代會出現，就像針對納粹德國的紐倫堡審判一樣，被告在後共產主義時代將面臨甚麼？

梅塔斯律師：當然，這要看如何處理後共產主義時代。比如，普京執政的俄羅斯是後共產主義，但是沒有一個斯大林時代的罪人接受審判。在其他國家，比如，塞拉利昂與柬埔寨正在審判那些罪人。我呼籲後共產主義的政府對那些罪人進行審判，不光是迫害法輪功的罪行，應該對中共犯下的所有罪行進行審判。我認為，這是重整社會重要的一環。

那些還沒有採取實際行動的國家，由於不敢面對歷史，導致他們在管理上面臨著很多問題。今天的俄羅斯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就是一個例子。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時事論談》節目(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