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很容易結交朋友。那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見了艾德。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和妻子來到北京城還不過幾個星期，暫時借住在其他旅華外國人的公寓裏。當時手頭上沒有多少錢，我們找到一位專門給外國人介紹住房的地下仲介（這在中國是違法的）。幾天後，仲介打電話來說有一套租金便宜、位在市中心而且靠近地鐵站的房子。在一個寒風刺骨的星期六早晨，我們搭地鐵去到了那個地方。展現在面前的是典型的北京街道：十字路口的轉角處矗立著一排排毛澤東時代的小商店和矮樓房，只有幾層樓高，年久失修的殘破外表預示著它們即將在未來的城市改造中被夷為平地。身邊走過的人們穿著墊了厚棉絮的笨重衣服，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工人，一邊走著一邊不停地跺腳取暖。
我們一開始以為會是電話中嚴肅的女仲介來接待我們，但出乎意料的卻是一名中年中國男子，他的穿著舉止明顯具有中國新貴階層的特徵：款式新穎的皮夾克、Ｖ字領的羊絨衫、彬彬有禮的言談，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自稱為艾德，來自北美的溫哥華，是代替朋友來帶我們看房子的。當我們來到一處僻靜的樓房時，他開始與我並肩走在一起，漫不經心地問我在北京都做些什麼；我告訴他，我正在為一部描寫美國商人如何在中國奮鬥成功的紀錄片籌集資金。他對此很感興趣，我們交換了名片，他的工作跟一個我聞所未聞的貿易或發展機構有關係。
公寓座落在一片水泥建築群裏，家具上蓋著發霉的紅色絲絨布；也許是公寓的主人看了幾部美國八十年代的電視劇，認為這樣的布置對外國人具有吸引力。然而，我卻在擔心隱私問題。有一位來自瑞士的朋友，搞IT產業，他剛到北京時也租了類似的寓所。一天早上，他盯著廚房裏被薰得烏黑的抽風機時，看見了一個麥克風，就像中國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使用的那一種，靜靜地掛在那裏。於是，我和妻子很委婉地告訴艾德，我們不想租這個房子。在與艾德愉快地做了一番交談後，我們急匆匆地搭地鐵離開了。
過了一個星期，我接到艾德的電話，他說：「我一直在考慮關於你紀錄片的事情，一起在長城飯店共進午餐吧？」我表示同意。艾德所指的午餐很昂貴，包括魚翅湯以及漂亮的中國女子演奏琵琶助興，旁邊還有假山和人造小溪，營造出中國南方夏日情調的氣氛。一開始，我們的交談進行得很緩慢。艾德顯得有些緊張和跼促，而我也在想如何打破這個沉悶的局面。我開始詢問他的一些基本背景，他含糊地表示他是從事商貿教學的，還提到他曾經任職加拿大政府代表，在古巴待過幾年。然後，他問了我一連串的問題：我有什麼贊助者？我在北京認識些什麼人？我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持什麼看法？出於本能的反應，我試圖表現出熱情而中立的態度，但是艾德的興趣看起來好像無窮無盡。
其實我不喜歡艾德，但他似乎對我很感興趣。數周後，他向我抱怨，說找我不容易，問我去哪了？當我提出在一家我喜歡的四川飯館見面時，他卻很婉轉地暗示我，長城飯店的西式自助餐做得非常好。他說到這裏時故意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等我發出邀請；從他的語氣中我感覺到，從現在開始我要每個月請他吃一次飯。
於是這就成了慣例。艾德每次在享用他的免費午餐時都會大談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無限商機，他會說：「中國獲得最惠國待遇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美國商界將會大規模進軍中國！他們是如何也抵擋不住這樣一個令人興奮的市場誘惑的，對嗎？」我對他的話感到厭煩，並抛出一些負面的經濟資料來駁斥他，並指出中國目前還存在盜版猖獗和市場不開放的情況。我甚至引用了中國能源需求增長緩慢得令人驚奇的資料，暗指中國關於國民生產總值保持百分之七增長率的成績只不過是捏造出來的。這時艾德會悲哀地搖頭表示反對，而我又會很快地向他保證，當然，我的目的是為中
國大力引進外資，只要這一切現實合理。
我們的談話之所以能持續下去的原因是艾德表示要對我的紀錄片提供幫助，但我們的談話從來沒有就此深入過。就這樣過了幾個月，我告訴艾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個著名的公共關係機構聘請我與美國的某家大公司一起做投資方面的工作。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在享用了八個月的豐盛午餐後，艾德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大意是他在上海找到了可能願意贊助我的人（當然，他沒有提這個人的名字），是否能在長城飯店吃午飯並向他展示我的構想。
這是我們之間最後的午餐。艾德放下啃了一半的奶油酥餅，對我做的幻燈演示豎起大拇指，特意誇獎了幾番，然後凝重且認真的瞥了我一眼。他小心翼翼地表示，方案還不夠完善，上海方面的投資人需要我寫一封署名信，確切說明我正在中國做些什麼，比如，如何通過製作紀錄片來刺激外商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力度，我所做的對中國有什麼好處。
某種不知名的恐懼感催促我盡快做出回覆。回到辦公室，我在自製的專用信紙上竭盡所能寫了一封吹噓中美貿易的信，並把它寄了出去。
此後，艾德再也沒有來過電話。
一年後，我在凱賓斯基飯店前碰到了他，跟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沒有什麼區別，他還是穿著那件光亮的皮夾克。如今我想，艾德可能幫了我一個大忙，他用我寫的信終結了國家安全機構對我的調查。
我大聲喊他的名字，但艾德只是冷漠地看了看我，似乎在說：忘了那一切吧，葛特曼，這是中國城。
在每一代美國人中，總會有幾個人想要尋找理想中的黃金國。這不完全是因為個人利益的獲取和享受冒險的樂趣，還包括了想要擁有一個自己的夢幻世界的理想。在海明威筆下的巴黎，人們得到的回報不是金錢，而是逃離沉悶、世俗的美國，到達一個波西米亞式的烏托邦之中。六十年代，人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滿足，因此理想地是穿著襤褸的印度和加德滿都。在八十年代，對那些具有遠大抱負的商業鉅子們，日本東京對他們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而九十年代，在布拉格度一個短暫的假期則是人們的夢想。但是全球化已經起到了它的負面作用，即使在物價十分低廉的東歐也令人感受不到任何刺激。
一個真正理想中的黃金國需要有更大的目標，那是一個神秘而又充滿商機、豐厚文化和拚搏精神的居住地。它應該位於遙遠的地方，有著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要想融入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兒有著豐厚的物資和精神上的回報，這些回報只有你通過了品行和意志的磨練與測試後才能獲得。根據以上這些苛刻的標準，毫無疑問，我們這一代人心目中的理想黃金國就是北京。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的。在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就有一些美國人，，比如悉尼．夏皮羅（Sidney Sharpiro）和李敦白（Sidney Rittenburg），以及中國領導人的朋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對中國革命的熱愛使他們成為中共政府的宣傳話筒。他們得到了一連串的回報，可以以特殊的身分接觸中國領導人，並成為樣板展示給僑居國外且在學術和科技領域功成名就的華人，告訴他們：中國是不會忘記朋友的，並將給予他們好處（或者是懲罰，李敦白就被關押了十六年）。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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