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當范美忠以「追求自由和公正」為自己棄學生而奔逃的行為辯護時，有人立刻站出來說：看，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品行。隨即有學者從理論上廓清：第一，自由主義並不排斥責任，恰恰相反，只有自由的人才可能真正擔當責任；第二，自由主義者也不反對道德，反對的只是偽道德。
事實上，在自由主義者和非自由主義者各自那裡，責任和道德有著大不相同的含義。作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典範人物，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寫道：「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這個責任是指個人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但是非自由主義者往往要求個人對整個集體以及別人做的事情負責，比如余秋雨先生「含淚勸告」請願災民「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道德和自由的關係更是複雜，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裡用了整整一章來討論權利和善如何相處。但是在一些道德君子那裡，道德是壓倒一切、不容討論的優先價值。
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責任和道德並不是總是站在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如此一來，要完整回答范美忠事件提出的問題，還應該說清楚到底什麼是自由主義的對立面。
在歷史上，自由主義有發展有流變，其對立面有過宗教、觀念、習俗、利益等等，也有過保守主義——通常情況下它並不是很多人想像中的保守主義。在當代西方政治中，保守主義往往就是古典自由主義——但是始終如一的、也是它的核心對立面只有一個，那就是被濫用的公權力。
可以說，自由主義就是為反對公權力氾濫私領域而誕生的，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對抗教會的權威。這個概念的明確定義最早出現在約翰‧洛克的書裡，那本書的名字叫「政府契約論」，一聽便知道它討論的是公權力和私權利的關係。後來英國的輝格黨、西班牙的自由黨等政黨直接用它來反對君權，主張憲制。再後來，美國以自由主義為基礎建立了民主政府。到了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最大的對立面就是極權主義。
最早把自由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人是嚴復，他翻譯了穆勒的《論自由》，更名為《群己權界論》。這個中文書名非常準確地提煉了自由主義的精髓，那就是分清公私權域：公域講權力，私域曰權利；公域講民主，私域言自由。
自由主義為什麼要把被濫用的公權力當作它的對立面呢？這是因為只有它才可能真正妨礙自由。自由是什麼？伯林說自由最基本的含義，就是不被囚禁或奴役，是「通向人自己決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礙之不在」，「這種自由最終並不取決於我是否出發或能走多遠，而取決與多少扇門是打開的，它們是如何打開的」。他引用盧梭的話說，「知道枷鎖的性質比用鮮花裝飾它們要好」。不言而喻，這些話都是針對公權力說的，否則就沒有意義。伯林不承認古希臘有個人自由觀念，就因為「公共權力——不管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通常都不得踰越的那個邊界，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清晰地出現」。
嚴復當年變更書名，還因為「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怕被人誤解「為放肆、為淫佚、為無法、為無禮」。令人感慨的是，一個世紀過去了，這個誤解並沒有因為嚴復先生的良苦用心而消弭，反倒有所增強，比如著名的紅色經典文章《反對自由主義》。范美忠事件一出來，就有人認定這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行為，也正是基於這種誤解。
又比如，總是有人振振有詞地問我：你不是主張「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嗎，為什麼要關閉個人博客評論呢？你自己不喜歡被人罵，政府為什麼要容忍批評呢？你不是要求政府寬容謠言嗎，那我來給你造個謠如何？這就是典型的公私權域不分。我和很多人一樣，關博客評論是因為有人瘋狂辱罵，又懶得訴訟。然而，無論因為什麼原因關閉個人博客評論，甚至關閉整個個人博客，都不能形成對批評者自由的限制，你只需換個地方即可，除非我能派警察來把你抓起來——那樣的話，我動用的就是公權力了。還有人義憤填膺地質問某主張自由民主的報紙為什麼不刊發自己的文章，犯的也是同樣的糊塗。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承諾，是指要允許不同類型的媒體存在，而不是強求一家報紙發出所有的聲音。儘管很多報紙為了平衡讀者的需求，儘量多地刊登不同意見，但是這並不能證明報紙立場的傾向性會妨礙言論自由，除非這家報紙能夠阻止你在別的媒體發言——那樣的話，它動用的就是公權力了。
從自由主義的立場看，范美忠對於「道德綁架」的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錯誤在於把責任和道德當作自由主義的對立面了。而余秋雨的錯誤在於，他試圖以一種抽象的公共利益，去壓制、剝奪乃至抹殺具體的個體權利，為公權力的濫用提供了說辭。
（編註：長平，曾任《南方週末》新聞部主任，《外灘畫報》副總編輯，《南都週刊》副總編輯。2008年西藏事件後被撤職。）
──轉自長平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