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活動家任畹町二次訪英談中國問題

【大紀元6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唐英倫敦報導）著名人權民主活動傢、現年64歲的任畹町先生曾獲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被譽為「中國最有骨氣的人權老人」。從今年2月起，任先生先後訪問了法國、德國、英國、荷蘭、丹麥，愛爾蘭等歐洲各國。他在5月份第一次訪英期間，曾會見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6月下旬，任先生再次訪英並在行程中對中國的熱點問題發表了看法。

任畹町先生是江蘇人，出生於一個經濟學者家庭。他幾乎經歷過中國民主運動歷史上所有事件。參加民主牆，起草1979「中國人權宣言」，組建「中國人權同盟」，參加89民運，98組黨，04年幫助工商業者、農民、市民人權上訪，07年組織「中國人權論壇」，起草發表大陸「2007中國人權宣言」，創設「中國人權衛士獎」，並致力「建設民運文化和民運政治學」。先後兩次被中共當局監禁，共11年之久。1994年獲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07年首次出訪香港及民主國家，11月16日在美國參議院補領人權獎，獲得全體來賓起立長時間鼓掌致意。

在媒體節上的問話與評論

6月18日，任先生參加了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和中國傳媒大學在倫敦聯合舉辦的媒體節。在媒體節的一次會議上放映了「大國崛起」的英國部份和「復興之路」16大之後的部份。在之後的討論中，任先生和傳媒大學校長胡正榮對話時說，「『和平崛起』引起西方觀察家的極大恐慌和國內民主派及不同信仰人士的激烈批評，中國崛起意慾何為？豈不是對中國政治反對派壓迫更甚！因此，2007年初，溫家寶的一篇文章早已變了調門，聲稱希望建立『和諧國際』，『和平崛起』早已變調。可是，胡錦濤再有個人魅力能夠掩蓋中國社會普遍不良的政權基礎嗎？地方官員欺壓百姓，貪污腐敗無法根治，民告官，誰告贏過？造成大量冤民。在英國，反對奧運是自由。在中國，反對奧運要抓起來。」

任畹町先生在大英博物館。

他又說：「大家知道，中國的新聞有中共黨和行政的多重管制。新聞肯定是不自由、不獨立的。面對英國的新聞自由和獨立，面對你的同行，作為媒體人士，對於中國的新聞體制和新聞職業，請問你（胡正榮）如何自圓其說？」

胡正榮答，「我不認為（『和平崛起』）會對西方引起恐慌和壓迫誰，各人有不同的視角。」對任先生的後一段話不等翻譯成英語，胡直接用中文答，「我們的新聞和英國有很大的差距。英法德美的制度也很不相同，我們不能要求中國的制度和他們一樣。」任畹町起來糾正不是「差距」，是根本的不同。

任先生身後的一位女士插話說，「英國也不是新聞獨立的。馬島戰爭期間，公司發新聞同樣是不自由、有規定的，有國家利益。」任先生問道，「民主國家新聞公司的規定和一黨制國家的新聞管制是一回事嗎？別說公司的規定，二戰期間，各民主國家的言論出版自由大大緊縮，也不能亂說亂動。但這和中共集權幾十年一貫制的新聞控制是一回事嗎？你們把在國內對幼稚研究生和老百姓的庸俗說辭照搬到英國來和我們對話，是不是看錯了對象？一個黨永遠在台上，能永遠代表國家和人民嗎？請你不要為一個落後的制度辯護。」

中國民主派和英國人民有特別的友誼

任先生第二次訪英，接待他的是「第19條憲章」人權組織，其負責人是艾格尼絲.卡拉瑪德。該組織得名於「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19條憲章」組建於1987年，總部設於倫敦，有巴西、墨西哥、東非等分支機構…….「第19條憲章」支持昂山素姬的緬甸和尼泊爾的民主運動。任先生說，「我一定要向中國人和民主派第一次介紹你們的組織。這個組織有專門負責亞洲和中國事務的人員，有寬大的辦公室。」

任畹町先生與人權組織工作人員合影。（任畹町提供）

6月20日在和「第19條憲章」及聯邦政府中國問題官員代拉克和賽肯同的討論中，任畹町首先回顧了和英國的關係。他說，「由於香港的原因，我們中國人權同盟當年很重視英國，1979年曾會見了專門從倫敦來的官員。80年代初，撒切爾首相訪華對鄧小平（表示）關注任畹町和民主牆的案件。1979年1月的一個午夜，英國《每日電訊報》韋德及《多倫多環球郵報》已經在民主牆下等候，最早公佈了『中國人權宣言』和成立『中國人權同盟』的消息。所以，中國民主派和英國人民有特別的友誼。」說到這些，英國人面帶笑意，先是表露出驚訝的表情，隨即說：「過去只是在書上讀到你們，今天能夠見面，十分榮幸。」

任畹町先生在大英博物館外留影。

亞洲和中國的現狀

任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很多年前，印尼的蘇哈托威權統治倒台。前年，泰國總理因貪腐瀆職被民眾趕下台。今年，尼泊爾議會把國王趕出王宮，終結了君主制。亞洲的民主潮流和中國對比鮮明，我們不能不面對日新月異的局勢。

有朋友人說我們激進，你們看是這樣嗎？目前，中國經濟高速膨脹，政治極端落後，社會繁榮，貧富對立，財產掠奪，社會不公。作為暴政集團的中共，儘管有冠冕堂皇的綱領，可是，中國官方的調查統計顯示，其黨政幹部已經形成了社會特權的有產階級。世界銀行報告說，中國0.4％的人擁有70％的財富，全球第一。一位駐華20年的美國官員認為，中國的問題，就是500個特權家庭壟斷了權力維護現狀，製造了一個『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

共產黨已經完全質變，特別是新貴們，他們憑什麼統治中國人民？現在說起太子黨，還能說明是誰的兒子。到了孫子輩，誰說得清是誰的孫子？現在香港、台灣的輿論仰人鼻息，把那些1949年後的新貴子弟也號稱「高幹子弟」，他們算什麼高幹子弟！盜竊國家權力而已，應該推倒還政於民，這個綱領一點都不激進。未來的變革必定是左中右勢力及其民眾的共同參與，並非簡單的先進民主意義。其間會參雜共產復辟的因素，只要人民變革現行腐朽秩序，共建大選政府，民主派則不排斥任何人。我們要用公平、正義、人權、法制消除共產極權的土壤。」

中共混淆民主概念

任先生指出，「外國人走進金碧輝煌的中南海和大會堂，面見中共的統治者，迷惑於它的虛假魅力和權威。實際上，共產黨愚蠢頑固得很，為了奧運隱瞞四川地震，暴露得很清楚。對於民主變革，中共政治局去年授意最高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出研究課題，示意中共50年後交權實行民主！這個課題還沒有寫完。這是江澤民在位時訪問歐美為了應付西方首腦的『本世紀中期全面實行民主化』的口頭承諾，一直延續到今天。」

他說到：「外國記者和觀察家不瞭解中國人權民主運動的深厚學理，把官方人員跟在民運後面講的話如獲至寶，比如說『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算什麼新思想？他們聲稱的民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他們意在否定民運，暗指民運是『不顧條件而推行民主，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讓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謂民主制度，那就是國際的政治專制。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他們甚至暗指民主派以『民主的名義，譁眾取寵，欺騙人民』。似乎極權統治倒不是『譁眾取寵，欺騙人民』！細瞧這個『民主』是中共黨的『民主』概念，有什麼可以鼓吹的呢！共產黨出版這種言論能是先進的嗎！是混淆民主概念、攻擊污蔑民主派、同民運爭奪思想資源。因為，他們深知，當代民運是共產假民主的對極力量。」

「官方學者說『中共是沒有註冊的黨』，轟動一時。可是，他們忽略了後面緊跟著的一句話，『首先在中共黨內實行兩黨制』。這種言論能有多先進？民主牆期間，我們就懂得共產黨是沒有登記的。因此，我們自行組建『中國人權同盟』。到了98組黨，『中共是沒有註冊的黨』更加成為組黨的理論支柱。徐文立先生放棄申請登記的策略，逕直組黨。這次我在華人教授裡順便提及這個對比，他們才有所悟。

但是，要說明一點，這些人和老年的中共黨內改革派學者被清除出黨的王若望、方勵之、鮑彤、林牧、嚴家其、包遵信、胡績偉、王若水一批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些人都參與民運，公認民運、民主派行為和思想都走在前面。」

「民粹主義」問題

任先生認為，「隨著去年今年民運新的湧動，（中共）官方出文批民運是『民粹主義』。......把民運的『民主主義』批成民粹主義除了偷換概念還低估了傳統民運的學理智慧。我的『當代中國的自由民主思潮的領軍』和一些文章，較細地舉證了30年前人權民主的思想資源。事實上，在護衛（法輪）大法的自由信仰上，幾乎所有的民運名人，都沒有犯思想錯誤。為什麼？民主主義，人權文化的根基厚重。有個肖雪惠的早已預料這次借民粹主義之名批民主主義之實的進攻，她有文反駁。

東歐、蘇聯一夜變天，直接因素就是民眾上街。中國人權民主事業絕不可能迴避街頭運動。自由民主，西方傳統的幾大自由包括示威、遊行、集會哪個不是上街？！那些總統候選人要到大街聲嘶力竭吐沫飛濺去演說，和選民握手、作揖，一個一個地去『拜票』，筋疲力盡。這麼高貴的職位競選都要走上街頭，為什麼搞民主政治，不能上街？這就是民主主義，不是民粹主義。

官方學者有專業知識。可是，用在歪處了，不但變得沒有真才實學，而且，變得無知。近年來，共產黨愈來愈利用官方文化人來干擾民運，民運學者有足夠的理論實力，已經與其多次交鋒。事實上，官方經不起辯論。

實行民主，中國不會大亂

任畹町回答說：「這次訪問歐洲，也有的朋友多次提出大亂的問題。傳統政治經濟學早已回答了這個說法。現代國家維護統一是依靠專業分工聯合生產國際經貿的經濟槓桿。在東方，為防止地方割據破壞經濟，要保證在自然經濟的鬆散基礎上的社會生活。在經濟關係無力實現時，只有依賴集權制的行政力量了。30年變遷，中國社會的秩序不再是依靠強權而是經濟一體化的強大紐帶了。當然，民眾上街的動盪是必須付出的最小代價，比如燒汽車、搶商店、死人不多等等，大家看，蘇聯和東歐的變革能亂到哪兒了？

共產黨進步了嗎？

任先生指出：「有的外國人說，中國進步了，共產黨進步了。我從來不這樣說，因為不是事實。事實是，50年『人權民主自治』的鐵窗運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是自由烈士、鐵窗志士們用流血坐牢的犧牲換取的。中國人權運動史要涵括1959年達賴喇嘛率眾流亡印度。自治自決是人權文化，是現代民族理念，是現代國際法理。所以，我說達賴是中國人的先知，不是隨意的（說的）。統治者一面壓迫西藏自治、民運維權、（法輪）大法信仰三大力量，一面被迫向人民和社會讓步。20年前，如果有100個人批評共產黨3句話就的要抓起來判刑15年。今天，100個人批評共產黨10句話會抓60個人判刑3－7、8年。比如胡佳和高智晟量刑，放在過去，是『無期』和20年，這是我們無數自由烈士和鐵窗志士抗爭的成果。」

失敗＋失敗＋再失敗＝成功

有人問，「奧運之前，你們做了什麼工作？」任先生回答，「2007年1月，我們在國內組建了『中國人權論壇』，發表了『2007中國人權宣言』，以區別『1979中國人權宣言』。
在政治問題上，當局不可能回應我們。可是，在人代會上將民生列為會議主題是第一次，而民生正是我們宣言的一個主題。此後，很多群體都活躍起來，這就是我們的思想輿論的規導作用。你們（中國之外的人權組織）能夠做的是迫使中國釋放更多的政治犯、信仰犯、救助他們和他們的家庭：秦永敏、楊天水、王炳章、彭明、郭飛雄，高智晟、師濤、劉傑、葉國柱、張林、陳光誠、楊春林、胡佳、李大偉、許萬平……
還有人問，「中國普通人還維護黨的利益，西藏人和漢族人互相不理解，你們怎麼辦？」任先生說，「這是通常說的被動隨意的『中間人群』。在所有領域，先鋒和守舊的都是少數。這是橄欖球定律，不是、也不要求所有人都動起來參與社會變動。89年，有的觀察家對我說，現在，年輕人都在發財、『搓麻』（打麻將），不關心社會。我說，中國人讓共產黨培養為政治動物，主要是中國社會需要變動，你等著瞧吧！我們有信心，因為『失敗＋失敗＋再失敗＝成功』是千古定理。

西藏的問題是藏、漢兩個民族與極權統治的矛盾

任先生還指出，「西藏的問題絕不是藏、漢兩個民族的矛盾，而是藏、漢兩個民族與極權統治的矛盾。你們在網絡上看到的是中國製造的虛假民意。西藏人要求是的自治，他們沒有要求獨立。如果，西藏人要求獨立，從而引起大漢族主義，那有的說。達賴喇嘛很高明：我就要充分自治，不管外交和軍隊，這樣的政治目標就排除了給中共以藏、漢民族矛盾的借口。西藏的問題變成了完全是由於中共壓制自治、打擊自治、壓制民主造成的。」

「北京奧運是民主進程難得的歷史機遇」

任先生對於即將來臨的北京奧運的評論是，「臨近奧運，對新聞器材的限制和記者的恐懼表明中國政府沒有舉辦奧運的氣度和誠意。竊奪公權的共產新貴們寧可不辦奧運也要保住他們骯髒的權力！這樣的政府不否定，行嗎？！北京奧運對中國人民是難得的歷史機遇。韓國86年奧運前2年實現了民主轉型，是我們的榜樣。中國政府多次把奧運同政治掛鉤。1980年，因蘇軍入侵阿富汗，中國和美國65國抵制莫斯科奧運，中國和22個全部非洲國家抵制1976年奧運。

這次（奧運）有的首腦謝絕了開幕式，有的藝術家退出了策劃。幾十年的人權民主自治運動......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中國人和國際抵制北京奧運前所未有，無疑沉重削弱了極權統治，我們距離自由會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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