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名記者：我見證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大紀元6月3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曉竹倫敦報導）梅兆讚博士（Dr Jonathan Mirsky）曾擔任過英國衛報的記者、泰晤士報的東亞編輯和自由撰稿人，為很多報刊寫過報導與評論文章。他還在著名大學如英國的劍橋、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講授過中國歷史、中國文學等課程。在他做記者期間，他多次隨英國的首相、外交大臣們訪問中國，採訪過很多中共的上層人物。

一九八九年在他擔任英國衛報的記者期間，目擊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的天安門大屠殺。在他身邊被子彈擊中胸部而倒下的一個年輕人，在被擊中前還在說當兵的發出的不是真正的子彈。

梅兆讚博士因為報導天安門大屠殺被授予一九八九年英國報界的國際記者獎（International Reporter of the year）.

在6.4中共大屠殺19週年到來之際，梅兆讚博士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講述了他在1989年6.4期間親眼見證中共軍隊槍殺百姓的危險經歷。（小標題為記者所加）

親眼見到坦克車碾壓示威者

我在中國工作多年。當時我以英國報紙《觀察報》記者的身份待在天安門廣場。我是從四月份學潮開始的第二天就去過廣場了，一直呆到六月四號。我親眼目睹了廣場上的一切，親歷了四月份開始的各種遊行，並與很多遊行者交談。六月三號深夜我見證了軍隊駛入廣場。

軍隊殺害了很多市民，有些是被槍擊中，有些是被坦克車壓死的。至於究竟廣場上一共有多少受害者，還是個未知數。也許有好幾百人吧。也許北京其它地方死的人比廣場上死的人要多，我不敢去輕易下結論。但是醫院裡滿是受傷的市民、學生和死人。我見到了很多人被殺害，由於廣場上人山人海，成千上萬，我不可能看到所有的細節。

被武警痛打

當時我也被武警痛打了一頓，我牙齒被打掉，胳膊折斷。我之所以惹來這頓打是因為我不小心擋住了他們的路。

當時我準備撤離廣場，這時很多坦克車開了進來。坦克碾著人的身體前行，槍聲大作。我處在非常危險的境地。我退到了天安門廣場前的金水橋上，由於我的自行車留在了紫禁城，我打算取出自行車，離開這個是非之地。這意味著我要在毛的畫像下走過去，這時一位武警看到了我。我舉起雙手，說到：「我是外國記者」，他們說：「你他媽的記者」，然後就是拿起警棍對我一陣痛擊。當時挨打的不是我一人。我看到一有人走過來，武警就給他們一槍。我想我命休矣。但是幸運的是他們沒有槍擊我，我得以活著離開了廣場。

這次挨打讓我感到很恐懼，因為我看到了中國政府顯示了它從來不為人知的一面。後來我越來越體會了這種恐懼，因為在中國很多地方都發生著類似的事件。

學生家長和醫護人員被槍殺

我回到北京飯店，在另一位記者房間裡待著。第二天早上，由於旅店距離廣場很近，我騎上另外一輛自行車又返回了廣場。這時已經是六月四日上午十點半，我見到很多廣場上的人都被殺死了。在長安街上，那些失蹤學生的父母望眼欲穿的等候著。長安街上也有很多士兵，坦克車面對著長安大街。幾百人都到處奔跑著，家長們想要闖進廣場。一會兒一位警官出來了，手持大喇叭，讓大家快快離開，如果不離開就要開槍了。這時有幾位士兵凌空開槍。大家嚇得臥倒了，包括我，因為我從昨天晚上已知道那是真槍實彈。我大聲告訴人們那是真子彈。但是當時太喧鬧了，人們好像沒有聽到，都站了起來。這時士兵們向人群開槍了。大概有幾十人中彈了。很快協和醫院的救護車來到了，七、八個穿白大褂的醫生和護士開始救助市民。很多人都嚇跑了，也有一些人躺在地上，包括我。這時士兵又向醫護人員開槍了。我匍匐著爬開了。

被拉平板車的人救走

我在路上喊住了一輛平板車，希望他能把我帶回旅店。我躺在平板車上，感覺很糟糕。被毆打，目睹殺人，讓我感覺如噩夢一般。路上我們遇到了一個漂亮的北京姑娘。她騎著自行車。我想，這個天真的姑娘，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問我：「你見到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了嗎？」我回答說：「都見到了」。她衝著我打了個勝利的手勢，騎車而去了。那時我感覺好了一點，這個姑娘將我召回了現實。

醫院裡屍體成堆

我們報紙的攝影記者去醫院裡拍照。我們把成堆的屍體照片發表到報紙上，那不是幾個人，而是摞起來的成堆的屍體。後來他把照片發回了倫敦。

我通過電話向英國講述

六月三日晚上，也就是我被毆打後待在另一記者屋子裡時，令人驚奇的是北京飯店居然沒有掐掉電話線。我給總部打電話，講述我的經歷。六月四日《觀察報》得以刊登整個故事，下一期的報紙則刊登了我們攝影編輯的照片。

北京市民不再敢對外國人說真話

六四之後，人們對外國人講話時明顯謹慎了起來，這與天安門事件之前迥然不同。在運動剛開始時，人們的條幅上講：「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或者「工人、農民、學生應該團結」。在四月中旬，類似的條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要民主」！等等。六月四號時，所有這些條幅、標語都消失了。那些「支持黨的領導」的標語高懸著。真是世事變幻莫測。這說明人們把舊條幅保留著，掛上要求民主的條幅，又在鎮壓後立刻換上了舊的腔調。真是太快了。當然一些我的好朋友還會私下和我聊天，但是一般的市民對外國人不再敞開心扉。

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

學潮中人民要求新聞自由、政府多元化，當看到政府仍然保持沉默，人們又喊出了「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等口號。當時廣場上人們喊著「李鵬下台！打倒共產黨！」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人們還要求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人們敢於說出這種話，但是人們說了，說得那麼熱烈，就好像壓抑的瓶塞被打開，人們憤懣的情緒一下子奔湧而出。中共當局急著把這個瓶子重新蓋上，甚至不惜犧牲高層官員趙紫陽。

那年春天有四百多個城市發生了遊行

那一年很多人都參加了遊行。一共有四百多座城市爆發了群眾遊行。這真是令人刮目相看。我在天安門事件幾個月之後在歷史博物館裡見到一幅圖，上面標明了遊行的城市。我數了數，四百多個。現在那幅圖再也找不到了。

六四那天下午我飛回了英格蘭

當時機場空無一人。沒有機場警察，沒有海關，沒有移民處，諾大的地方空無一人。只有幾個航空公司的人在桌子邊呆著。我持有一張倫敦的回程票，登上了那幾乎空無一個旅客的飛機，我於六月四日返回了倫敦。

我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

從一九九一年開始，我被中共定為是不受歡迎的人，它沒有給我任何理由。只是說「你自己知道」。我的十次申請去中國的簽證申請都被拒絕了。

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在中國仍被噤聲

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仍然不能在中國被提起。目前還有人因此入獄。如果有人敢於在網絡上提出「天安門事件」，警察就會造訪其家，還可能將其逮捕。在中國這次事件被稱作「政治風波」，當然這不僅僅是一件「風波」。

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出乎我的意料

我從來也沒想到會是這樣。在那些日子裡中國政府好像是消失了。大街上沒有警察，沒有士兵，北京非常平靜，人們異常平靜。人們都對外國人非常友好。日常的問候「你吃了沒」被「你參加遊行了嗎？」所代替。我們誤以為政府失去了控制，而事實上他們正在密謀對策。據說當時的政治局在爭論如何處理局勢。

現在我相信只要需要，他們就會殺人

（記者：如果共產黨再次揮起屠刀，您是否會感到驚奇？）
Jonathan Mirsky：不會。只要需要，他們就會殺人。西藏、台灣、新疆都是例子。共產黨想把住中國的統治權，它會改變自己，緩和一些矛盾，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中國。

英國首相布朗沒在唐寧街會見達賴喇嘛

當達賴喇嘛來到英國時，與布萊爾不同，布朗沒有在唐寧街十號會見他。由於中國有潛在的巨大的經濟利益，一些國家不得不在人權問題上低頭。英國外交部長說：「中國和西藏兩方面都需要保持克制」，這當然是假話。中國是共產獨裁的國家，沒有人權，但似乎西方國際社會也沒把人權放在第一位。誰敢提出經濟制裁，中國可以操縱聯合國安理會否決。聯合國只是在譴責緬甸、剛果、索馬里等小國的人權，對中國卻是噤若寒蟬。

對中國人民要說的話

很多中國人嚮往民主制度。如果說中國人不想要民主，或者無法在民主體制下生活，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台灣、香港、很多大陸人都表達了不同的自由觀點。如果中國人能站出來真是了不起，但他們必須準備好受到殘酷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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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天安門大屠殺見證中共殘暴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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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歷史的傷口——六四19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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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六四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