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5日訊】就如石頭縫裡鑽出來的一叢叢青草，中國的民間組織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後，突然迎風招展，蔥蘢滿目。它們一呼百應地出現在災區救援的各個場所，令人感動不已。自1949年後，傳統的中國民間社會被一個全面控制社會的中央集權體制所取代，這還是第一次，各個民間組織、慈善基金集體公開亮相，展示出他們人道救助的能力。
於是有人歡呼：中國的公民社會在地震廢墟上凸現了！
我環顧了一下自己在瑞典的日常生活。這幾天要放暑假了，上班時收到本市教育工會的一張粉紅色表格，要求我填表回答有關教學環境的各種問題。如果我覺得自己任教的場所不夠安靜，光線不夠好，工會代表會去找政府部門的麻煩。下午去超市買菜，付款櫃檯掛著紅十字會募捐的杯子，使我們有機會隨時給世界上遭遇天災人禍的災民捐款。回家後打開電視，播音員說長達六週的全國護士大罷工結束了，護士的工資將有少許增加。晚上有一個學生來電話，說他要轉到一個民間創辦的私立學校去讀書。
我這才發現，主要是由非營利組織構成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在北歐是一種自治性的生活狀態，作為民主的基石遍地開花，無處不在，以至於我們平日反而不常見到政府組織了。那麼，我天天生活於其中的北歐公民社會，和中國目前的「公民社會」是不是一回事？
公民社會的形成：遏制專制
不是所有救災的民間組織，都可以稱為「公民社會」的。例如「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為老弱病殘提供義診義學，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每年化幾千萬美元救助難民。它們被西方人稱為「恐怖慈善共同體」。中國早期的哥老會也有濟貧的宗旨。但上述組織不被人們視為正常的「公民社會」。
追本溯源，「公民社會」原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時期提出的一個概念，是用來概括城邦的「文明」生活的。到17-18世紀，西方的市場經濟勃興和市民資產階級崛起，為了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個人自由和權利，新的公民社會理論開始形成並流行。
正由於公民社會是為了遏制國家權力而形成的，這一話語在二戰後的歐洲得以復興和發展，也就不難理解了。在反思納粹罪惡的同時，西歐出現了一大批致力於人權、和平、環境以及扶貧的組織。例如，德國人吸取希特勒控制宣傳機器的教訓，在戰後發展了公民社會，由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具有公信力的代表組成的媒體「監理會」，監督媒體運作，不容許政府或者企業控制媒體。
上個世紀後期東歐發生的民主化變革，其中起關鍵性作用的，是當初在斯大林專制模式下出現的某種形態的公民社會。例如波蘭的團結工會，就是在共產黨全權國家內形成的、獨立於國家勢力之外的社會力量。今天的理論家在描述東歐國家的社會運動時，將其稱為「公民社會對抗國家」。
按照一些西方政治哲學家的闡述，構成公民社會的是一種「自由次序」，即個人自由唯先的一種社會秩序。與公民社會相對立的，是一種自上而下、權勢集中的的秩序。一切政府都有極權勢的特徵，都需要有另外一種社會力量制衡它。
三駕馬車和「雙重民主化」
因此，西方公民社會和政府是一種制衡的、對抗的關係。在西方的自由次序下，和政府、企業構成「三駕馬車」式治理結構的公民社會，其主要作用是保護和提升公共利益。當政府無能解決問題時，當人們對政府或者謀利的企業產生不滿時，他們便轉向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便在公民與國家之間架起對話渠道，或展開對抗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例如，某著名能源企業計劃在德國開一個燃煤電廠，對此已經做了充分的論證，德國政府認為該項目對當地以及全國會有很好的經濟利益，正準備批准。但該地居民說，挖掘燃煤會掏空地下，這裡已經鬧了好幾次地震，你們是否能承擔風險？當地的工會，教會及其他公民組織立即行動起來，廣泛徵集反對開礦的簽名。
碰巧在簽名截止的前三天，當地就小小地震了一下，於是簽名人數急劇上升，那個著名能源企業只好知難而退了。在這個事件中，公民社會作為「三駕馬車」中的一駕，成功地對抗了另外兩駕馬車———企業利益集團和支持企業開礦的政府，捍衛了當地人民的利益。
又如，慕尼黑市原有的最高建築是古老的雙塔教堂，其鐘樓可以俯瞰全市以及阿爾卑斯山。後來市政府計劃修建一座更高的現代化高樓，以吸引外國人投資。當時該市幾十個民間組織出面反對，原來主張興建高樓的市長只好讓步，他說：我們可以不要外國投資的利益，但不能違背民意。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瑞典經濟起飛時，政府推出了一個叫做「百萬工程」的計劃，快速修建一座座新型大樓，為此坼除了一些舊房子，1971年，一群年輕人組織了一個叫做「城市的選擇」運動，反對把國王花園變成地鐵站的建築工程。瑞典政府在示威者的壓力下被迫退卻。
瞭解中國那些遭遇強制坼遷的居民的悲慘經歷，瞭解當初三峽大壩在論證時，民間人士反對和質疑的聲音被強力封殺，以致造成後患無窮的惡果，我們不由得深深感慨，西方公民社會在國家領域的自由民主之外，又開闢了新的民主領域，使人民享受到雙重的民主。由此可知，西方民主不僅僅是選舉，更是公民的社會參與和民間組織的活躍。
形似神不似的實質性缺陷
中國是否已經有了公民社會？這個問題見仁見智。任何一種來自西方的話語，在中國的現實中都有錯位的可能。如前所說，西方的公民社會是在「自由次序」下形成的，即它只能在個人自由和權利獲得完全保障之時產生，就從這一點看，中國至今還沒有公民社會。中國人民尚未成為大寫的公民，所謂的「公民社會」也就缺乏根基。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一些民間組織和西方公民社會有相似之處，例如，自願結社，擁有一定的公共空間，從事有益的社會活動。但我們要清醒地看到，這種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有著先天不足的實質性缺陷。
第一：它缺乏西方公民社會形成的前提條件：獨立的司法體系。因為司法不獨立，公民的結社權利沒有保障。目前中國民間組織在註冊登記之前，需要先得到政府有關部門或其授權組織的審批證明，這就令真正自願結社的組織很難獲得登記，即使獲得批准也沒有安全保障。
例如，立志為愛滋病防治努力一生的年輕人常坤，他創立的「新疆雪蓮花愛滋病教研項目組織」被不公正地取締，他本人被新疆師範大學不公正地開除。又如，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曾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將該組織的創始人王力雄除名。像胡佳一類環保、關注愛滋病的先驅，經常被警察騷擾，甚至被監禁。
第二，「官辦民間組織」缺乏足夠的社會公信力。在中國，不但社會組織需要由政府來審批，政府也可以主辦社會組織。例如工會、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之類的，都是半官方組織。同時，各級政府部門還成為各民間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很多草根組織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常常請一些政府官員來兼職。
這樣，在專制制度下出現的中國民間組織大都缺乏獨立性，無法像西方公民社會一樣制衡、對抗政府，而只能在政府的控制和監視下，有限地起一些協助或者幫忙的社會作用。即使做政府的同盟軍去積極救災，也要看政府的臉色行事。所以有民間組織的負責人說：「槍打出頭鳥，誰也別太表現自己，老大哥在看著呢。」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目前的「公民社會」具有表象性，它和西方公民社會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
萌芽的草根具有深遠的意義
無論中國式的「公民社會」有多少實質性的缺陷，它畢竟意味著以中共全面控制社會為特徵的「總體性社會」發生了鬆動，民間組織的小草有機會萌芽。在中國走向真正現代化之途中，這一類日益發展的民間組織具有非同尋常的深遠意義：
首先，它在政府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出現，滿足社會的需求。例如這次幾十萬志願者進入四川災區，行動迅速，在人力物力等各方面彌補政府救援的不足。
其次，它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例如，河南當地政府曾竭力隱瞞愛滋病的傳播真相，正是由於民間人士不懈地揭露曝光，才推動中央政府改變對愛滋病的立場。又如，目前北京民間環保組織以汶川震區的水壩受損為鑒，要求政府「暫緩在西南地質不穩定地區批准和建設大型水壩」。
再次，它推動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大量民間草根性的組織出現，將會使更多的中國人參與社會，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並向專權的政府爭取自己的選擇權、決策權和自治權，進而行使自己對政府的監督權。當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普遍覺醒的時候，建構完全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的時機就成熟了。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8年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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