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五、六十年中，撇開自然科學不說，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都不曾在中國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而最能夠提高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的哲學在研究與教學方面也始終停留在起步的階段。史學為綜合貫通之學，必須不斷而廣泛地從其他學科中吸取養料。在這種情形下，現代中國史學之不振可以說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比較而言，由於傳統憑藉的深厚，在現代中國的一切學科之中，史學仍不失為較有成績的一支。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第一派可稱之為「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稱之為「史觀學派」，乃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為史學的主要任務。

從理論上說，這兩派其實各自掌握到了現代史學的一個層面：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則是上層建構。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學與史觀根本是相輔相成，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但是在實踐中，中國現代的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由於各趨極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史料學派鄙史觀為空中樓閣，而史觀學派則又譏史料學為支離破碎，不認大體。

我們不能在此對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得失展開全面的評論，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兩派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所產生的某些流弊依然在泛濫中。因此對這些流弊略加檢討，以為今後史學發展的借鑑，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史學中的客觀與主觀

史料學派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們的史學和時代完全脫節。主要由於他們對於史學上所謂「客觀性」的問題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們假定歷史事實是百分之百的客觀的，可以通過科學的考證而還原到「本來面目」。如果一切事實都考證清楚了，那麼全部的歷史真相自然會顯現出來。

因此我們可以樂觀地等待著「最後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的出現。正是根據這一假定，史料學派才否認史學和時代之間有任何關聯。這一學派的人深信，純粹客觀的史實既能通過一定的考證程序而恢復其「本來面目」，則史學家因自身所處的時代而產生的一切主觀因素都已被摒除在史學之外了。

我們承認，有些所謂歷史考證的工作，其具體結論的正確與否的確是不受時代影響的，如名物制度、訓詁校勘、地理沿革、人物生卒等種種方面的具體問題，一旦獲得了正解，便再也不會隨著時代而更動。

但是這一類的考證雖然都涉及史學家所必備的基本事實(basic facts)，卻不足以當「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稱，因為這些基本事實只不過給歷史提供了一套外在的架構，它們本身並沒有內在的意義，即不能說明歷史的變化，而且即使是這一類的考證，其興起與發展仍不能完全脫離時代。我們不免要追問：史學家何以在某一個時代對某一類的名物、制度、典籍、人物、地理發生了特別的考證興趣呢？

史料學派不但誤認一切基本事實為歷史事實，而且對每一事實復盡量作孤立的處置。因此他們主張「證」而不「疏」。在「史學即史料學」的理論支配之下，他們的「證」的範圍則退縮到材料的真偽這一點上。在這種情形下，真正的史學研究是無從開始的。

史學是脫離不了時代

近幾十年來史學的一般發展使我們認識到，歷史事實之所以成為歷史事實，是和史學家對它的了解分不開的。歷史事實無窮；相對於任何一項歷史上的變化與發展而言，史學家經過反覆的研討，才在眾多的歷史事實之中發現它們之間主從輕重的複雜關係。發現這種關係便是對歷史現象作出了最卓越的解釋。《書經》所謂「疏通知遠」，司馬遷稱《史記》的目的在「通古今之變」，其中心的涵義即在於是。所以我們雖然同情史料學派對「證」的強調，但是卻絕不以此為史學的止境。今天的史學家一方面要用最嚴格的實證方法來建立史料，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

由於觀點的不同，史學家在疏通的工作上常不免有見仁見智之異。對於同一歷史的變動，史學家根據他們對史實本身及其相互之間關係的不同理解，往往提出不同的解釋(explanation)。這是史學發展的常態。歷史的解釋不但因時代而變，而且即使在同一時代也紛然雜陳，不易歸於一是。無論是異代還是同時，總之史學是脫離不了時代的。每一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問題，史學家的注意力便隨著時代的問題而不斷地轉移其方向，並且一般學術研究的日新月異也足以逐漸加深史學家對同一史實的理解。例如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初稅畝」，是一件重要的歷史事實，《春秋》三傳都會著重地加以評論；後世制度史家也都注意它。但是這件事的意義一直要到現代社會經濟史學發展到相當高度之後，史學家才能結合其他相關的史實加以充分的發揮。而社會經濟史學之興起正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之所在。

摘自《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聯經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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