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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日訊】和經濟大發展同步、同樣深具迷惑性的是中共專政範圍的收縮。中共專政範圍的收縮，營造出一種虛幻的「自由社會」，這種中共「收放自如」的可控型「自由」，轉移了視線、麻醉了人心、極大地消彌了社會各階層反專制的鬥志。

從趙紫陽時期開始，中共在社會領域的專制統治的籬樊開始明顯收縮，不再干涉民眾對港臺時尚文化的追隨，這種專政範圍收縮，在一九九二年以後步子更快更大：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啟動全面權貴私有化進程之後，中共幾乎完全放任政治以外的社會領域，任其「資產階級自由化」。

八十年代中後期之前，中共還一定程度地干涉老百姓著裝穿著、髮型首飾，不定期地「清理精神污染」，以抵制「資產階級腐朽文化」為由，對主要由香港傳入西方時尚文化進行較嚴格的限制，把鄧麗君的歌曲斥為「靡靡之音」，禁止社會傳唱；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共對一切非政治領域的新東西基本上不管不問，現在只要不涉及政治，人們似乎享有充分的自由：穿什麼奇裝異服、留什麼樣的長髮、染髮、男扮女裝、女扮男裝、過再奇特荒誕的生活...中共統統不管。只要不問政治，幾乎怎樣傷風敗俗都行。中共現在對色情髮廊、港式歌舞廳、夜總會、俱樂部、桑拿城等情色消閒產業的發展完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縱民眾過「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中共甚至有意鼓勵整個社會醉生夢死、紙醉金迷，以轉移精力和視線，滋長民眾的政治冷漠。

網絡文化興起後，中共一面變本加厲地封鎖和過濾網上「有害」信息，打壓網絡異議人士不斷升級，另一面卻對無涉政治的網上的大量庸俗低級、甚至誨淫誨盜信息、活動寬容異常：只要不問政治，在網上怎樣「PK」都行。中共特色的網絡「自由」，導致中國網絡文化極為扭曲，「很黃很暴力」氾濫成災。前個月，遼寧女青年高千慧在網上公開辱罵四川地震災民，激起軒然大波，這反映了年輕一代，以及整個社會道德的極度敗壞，高千慧之所以有公開辱罵災民的「勇氣」，其原因就在於中共對網絡文化的這種選擇性放縱--雖然尷尬之下，中共再次動用專政手段抓捕了高千慧；而高千慧的因言被抓，再次暴露了這種「收放自如」自由的虛假性。

近年來，中共在生活領域的專制管制範圍的收縮，還突出表現在「禁賭」的變化上：直到江澤民統治後期，中共警察還經常突襲「聚賭」場所，甚至不惜赤裸裸侵犯人權，闖進居民家中「抓賭」；胡錦濤上臺以來，棋、牌、麻將娛樂場所飛速增長，如今多如牛毛，每天傍晚茶餘飯後，街頭巷尾的棋牌室、麻將室座無虛席，大批民眾聚而賭之，公安早已視若無睹。如今，撲克、麻將、字牌聚賭，早已成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份：許多中國大陸老百姓，白天關心股市，晚上關心「桌市」，早已不問政治。這種不問政治的老百姓，正是中共最喜歡的「良民」，因為經濟和娛樂消閒正是中共政權的安全閥門，民眾的經濟動物化和消閒化帶來的是中共政權壓力的消減。

在民眾的政治冷漠和社會道德的敗壞當中，中共專制政權，反而比八十年代更加鞏固了。

中共專政範圍的收縮，為什麼反倒更成功地籠絡了人心、鞏固了政權呢？

因為政治體制的問題畢竟屬於較高層次的精神領域，一般情況下，普通大眾僅對衣食住行等現實物質生活有著充分的感受，老百姓只有在現實物質生活遭遇壓制時，才容易關注政治體制的問題。

毛時代，由於中共對個人生活幾乎一切領域實行專制控制，民眾連著裝打扮甚至結婚等基本生活自由都缺乏，因此容易感受到中共專制統治的存在，但毛時代因為社會的全封閉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人人差不多，沒有境外的對比參照，因而人們對專制之苦的感受麻木不仁；「改革開放」以後，毛時代的社會條件不再，中共對個人生活領域實行的專制控制就立刻引發了民眾的強烈憤懣和痛楚，在這種憤懣和痛楚作用下的民眾，很容易為挑戰中共體制的異見容易引發共鳴。這就是八十年代民主運動之火能夠在民眾中輕易點燃的重要原因。

中共放棄對吃穿住行、生活方式的管制後，個人生活自由的受壓抑感大大消失，民眾就不容易感受到中共專制壓制的存在，也就不容易為挑戰中共體制的異見引發共鳴，儘管如今中共在政治領域的的專制控制不僅大大超過八十年代，甚至超過了七十年代中後期。

七十年代末，魏京生、任畹町等人在民主牆下演講，反對毛共暴政，北京的老百姓推著破舊的單車、駐足恭聽、反響熱烈，連吃飯都忘記了；陳泱潮的《特權論》貼在民主牆上，也是觀者如潮；而現在傳九退三和「人權聖火」的傳單貼在街上和鬧市當中，卻沒有幾個人看，這是什麼原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隨著中共專政範圍的收縮，民眾的政治熱情大為冷漠了。

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共專政範圍全方位的大幅收縮，在政治領域之外，不再過問人們的生活方式，但與此同時，在政治領域的專制控制卻比八十年代大大強化了（這種強化在胡錦濤上臺之後尤為明顯）：整個八十年代，中共公安中政治警察很少，也很少對異議、信仰、維權人士採取騷擾、迫害、抓捕等專政手段；現在中共政治警察不僅大規模擴編，而且對異議、信仰、維權人士普遍打壓、整肅，騷擾，甚至不惜動用黑社會勢力進行迫害，這些，今天都已成為制度化的社會常態。

儘管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政治領域的專制控制大大強化了，但卻并沒有激起中國人對一黨專制的憎恨。這正是因為，自由、民主、人權畢竟是較高層次的東西，缺乏文化和悟性的人很難有什麼感受，人們更容易感受的是經濟上、生活領域的壓制，而這種容易感受到的專制痛苦，卻由於中共放開經濟生活領域的管制而大大減輕了，於是，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就出現了這樣一個與眾不同奇特現象--一方面政治專制不斷加強；一方面老百姓對專制制度的痛苦感受反倒逐漸減弱。

中共專政範圍的收縮，在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群體（在毛時代已經懂事的群體，如「四零後」、「五零後」、和六五年之前出生的中國人群）的群體和「八零後」群體中都產生了奇特效應：

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群體，由於飽嚐毛時代物質極端匱乏和生活壓抑之苦，進入中共放開經濟生活領域的管制的九十年代，因強烈的物質生活對比容易產生誇張的「自由」滿足感，尤其是其中那些飽嚐毛時代之苦，在九十年代擠進公務員隊伍、混到一官半職的，一九九二年中共放開權貴私有化經濟閘門帶來的感覺，對他們來說，簡直是「久旱逢甘露」，他們壓抑已久的物慾，終於得到相當的滿足。因此，中共專政範圍的收縮，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這些龐大的群體對專制體制的不平之氣。

八九民運的時候，包括央視的老牌播音員趙忠祥在內的許多中共高級工具人都還有一股正義激情，老趙在一九八九年五月，還舉著牌子上街遊行示威，牌子上寫著：「從沒講過真話」；而今的「趙老師」，滿嘴的中共幫閑強調，生活腐化墮落，當年的激情和正義感蕩然無存。趙忠祥的變化為何這樣大？就是因為隨著中共放開放開經濟生活領域的管制，老趙在毛時代及八十年代壓抑的低級需求得到充分滿足，他已經喪失鬥志了。

「趙老師」不是一個人在蛻變，趙忠祥的同事，央視播音員薛飛、杜憲，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晚主持《新聞聯播》時，身著黑色西裝出鏡，以此強烈抗議中共的「六四」大屠殺，他們因此而雙雙被開除；如今的薛飛、杜憲，已然為商界的成功而滿足，早已沒有了當年的銳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主任李丹、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吳曉鏞（政治局委員吳學謙的兒子）冒著被槍斃的危險，英勇對外播報了「六四」大屠殺的消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因此而成為唯一播報「六四」屠殺的國內良知媒體；二ＯＯ三年，官至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台長、黨組書記的李丹，當年的稜角早已消磨淨盡；吳曉鏞，則完全淪為太子黨特權既得利益掠食者普通的一分子、現行體制死心塌地的維護者。

不僅當年這些體制內的良知者，當年許多參與過八九民運的民主志士，後來紛紛蛻化變節了，他們的蛻化變節都在於這個原因。

「八零後」（及其後的「九零」後群體），根本沒有經歷過毛時代物質匱乏年代，他們出生的時候，中共使用專政手段已經大大減少；在他們懂事和成長關鍵時期的九十年代，中共對個人生活領域的專制管制已近乎完全放開，因此，「八零後」們，從小就感受不到中共專制統治的存在：物質的相對豐裕、政治領域之外廣闊的生活自由，讓這些年輕一輩們基本上沒有痛苦和壓抑感，缺乏痛苦和壓抑感，也就難易引起對社會體制的逆反心理和反思，「八零後」們通過過九十年代以來充斥銀屏、報刊、互聯網的消閒娛樂作品，很難感知大陸社會與港、台、日本社會有什麼不同。因此，儘管在九十年代，中共在政治領域的專政比起八十年代大大強化，對政治異議者的打壓日漸強硬，甚至對法輪功等本來與政治無涉的氣功組織也施以鎮壓，但這些卻并沒有引起「八零後」等年輕群體的關注和感觸。這就是因為「八零後」群體一開始就沒有中共實行專制統治的感覺，因為生活領域的放鬆管制，大陸政治異議者、獨立信仰者所處的恐怖世界，一下子變得偏僻和渺小起來，似乎離年輕人的精彩世界很遙遠。

在淡漠和遺忘「政治」的同時，九十年代經濟鬆綁帶來的GDP飛速增長，其形象生動的正面效果卻隨處觸摸得到，衣食住行、公共設施、硬件服務的明顯改善，遠比中共加強政治專制的的負面效果更容易感動「八零後」等年輕群體，於是，只要中共稍加「點撥」，「八零後」很容易因為這些「自由」和物質進步而感謝中共、認同中共。

總的來說：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採用的新式愚民法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共新愚民術的愚弄下，中國民眾，尤其是「八零後」群體及更年輕的群體，包括政治素養在內的人文素養全方位的大倒退，這就給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造成了新的障礙。

另一方面，儘管中共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愚民十分得逞，但如今的中共，由於其領導人權威的急驟衰落，內鬥的牽扯越來越大、毛式專政體制專橫狹隘，已無法滿足特權既得利益新貴集團的日漸強烈的參政需求...中共政黨四分五裂、政權崩潰已進入倒計時

中共造成的以上大局勢，把中國的命運拖入了新的險境：

中共垮臺，并不等於中國民主化。在中共大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下，中國民眾普遍沒有憲政民主的常識，基本上完全喪失了民主生活、建政的能力；中共造成的「八零後」等新一代的更劣質的愚民群體，如年輕人當中氾濫的憤青法西斯群體等等，更給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造成了新的障礙、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再加上中國傳統中毫無自由民主土壤的不利因素，中共垮臺後，中國陷入大亂、新獨裁勢力竊奪政權的可能性都很大，一旦新獨裁勢力竊奪政權，中國將步普京時代獨裁俄國的後塵；如果中國在中共垮臺後陷入大亂，國家注定四分五裂，很有可能步南斯拉夫內戰解體的後塵，中國將成為歷史名詞！

因此，中共倒臺後，中國亟需一個權威的、成熟的政黨迅速重新建政、恢復秩序、穩定大局，縱觀當今海內外華人各政治組織，只有目前執政臺灣的國民黨符合這一條件：國民黨有推翻滿清、恢復中華的歷史偉績，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中華衛國戰爭打敗日寇的領導者，領導中華民族取得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抵抗外侮戰爭的勝利...因此，國民黨有充分的權威領導中國；如今的國民黨，已經脫胎換骨，由一個威權政黨轉變為現代民主政黨，在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國民黨都有著豐富的執政經驗和和平轉型經驗、深諳中國國情，因此國民黨有著豐富的經驗治理中國大陸、再造共和。

由上可見，中共垮臺後，迎還國民黨，恢復中華民國，不失為在如此糟糕國民素質基礎上，實現中國民主化大業的最穩妥、最現實的路子；這條路子，是既中共垮臺後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出路、也是一統兩岸的捷徑。

曾節明成稿於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

(《自由聖火》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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