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6日訊】我在南國的雨夜裡醒來，再也睡不著。聽著暴雨的嘩啦聲，一時思緒雜亂得很。奧運會還有一天就要開幕了。那樣的中國開幕式有多少人期待，也有多少人圍觀啊。不能躬逢其盛的我只能想像了，我想像當是時的中國就像一個大舞台，我們中國人決心按自己的邏輯表演，台下擠滿了圍觀的人群。聽說開幕式部份內容洩露還引起了國際糾紛，看來我們成心要給世人一個驚喜或奇蹟或丰采了。多國政府的迎合之道，亦即我不曾展開的綏靖，是我們中國政府的福分啊。連當初一度雄心勃勃的牛仔布什此時也來北京傻笑，可見中國參與世界的遊戲已經何其深入。
在這樣紛亂的想像裡，郭飛雄先生的影子突然地鑽了進來，再也無法揮去。我跟飛雄先生幾次有限的見面也回放了一遍又一遍。這讓我不安，我跟飛雄先生三五次的見面串也串不出什麼意思，卻仍執著地加入了這夜半之際的想像。
第一次見面是在2002年下半年北京的一次雜誌改刊會上。因為我編過雜誌，故被主人請去出主意。在座談會上見到了熟悉的李昌平，李昌平帶了一個朋友，那朋友中等身材，衣著樸素，似乎是八九十年代一度時興的青灰色布料。北京人一眼就能猜中的初來乍到的外地人。白面書生似乎經歷了不少江湖風塵，大概為了平衡讀書人的形象，他蓄起了並不茂盛的小鬍子，眼鏡也取用一副窄邊黑框，蒼白鬱積的臉色雖然顯示他仍博覽群書，但他給人的印象卻是精幹的。他的眼睛則清澈、單純，尤其是在眼鏡後面亂轉時，更表明他旁若無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大家踴躍發言，李昌平的朋友很重視每一位發言者，聽下去若有所思。他好像也發言了，不過似乎極為低調。等到正經會議結束，大家介紹時，才知道他叫楊茂東，在廣東做出版等生意。楊專門跟我提到，他資助編輯的中國新詩年鑑遲遲未能面世，就是因為要把我的那首小詩《歌擬奧登》收進去，他說，不收這首詩，年鑑出來意思也不大。這樣的話當然讓我愛聽。
等楊再到北京來時，他給我帶了兩本年鑑。看著自己的小詩跟詩歌界大家新秀的作品列在一起，我還是有點兒感動。楊說他還有一個名字叫郭飛雄。我們在飯館裡吃飯，聊起文化界的一些事，他似乎也很熟。說起當時中國風起雲湧的維權活動，楊說這種自發的活動有量無力，可能難以持續。楊似乎更熱衷於談維權，我卻並沒有多少興趣。他好像極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想像中，他像一個閉門多年的工程師，對造車似乎爛熟於心，跟人交流的耐心不是出於學習，而是出於判斷、歸類、聯誼。我想著要送他書，讓我看看我的關注點，見面時卻一再忘了帶書。
跟楊通郵件時，他則表現出對歷史的濃厚的興趣，並關切知識界內部的爭論。沈志華先生的朝戰研究成果最早就是楊向我推薦的。而他自己，甚至花工夫寫了一本歷史小說《李世民》，2004年夏天出版，同時在報紙上連載。他很希望我能寫點兒什麼。我細讀之下，發現他的歷史長週期的大政治用心被歷史本身的抒情取代了，一時找不到寫東西的感覺。他後來也沒有提這事，估計我的反應讓他失望了吧。
那個時候，世紀中國網站還活著，楊偶爾在上面發貼子，他知道我是一個技術盲，就說如我有什麼東西想上網可以代勞。我一度跟一些老共產黨人有來往，當一位老先生把他們圈內流傳的小詩《我們不會思想歌》發給我，說於光遠等人很喜歡，問我可否上網。我就做了一個修改版發給楊茂東，楊果然很快貼到網上去了。今天還記得此事的老先生們，大概只知道他們喜歡的順口溜仍貼在網上，卻不知道這是被關進他們監獄的楊茂東先生的貢獻。
非典的時候，我在最初的幾天給知識界的幾位有聲望的中年學者寫信。國難當頭，在民工、學生和民眾惶恐不安的時候，我希望知識人能夠站出來說點什麼，告訴承平日久的中國人如何紓難，如何解劫度厄。這些相互之間的通信大約十幾封，當楊問我在做什麼的時候，我就把這些信打包發給他看，他看後歎息不已，回復說知識人的自我意識已經呼之慾出。
好像也是在非典期間，世紀中國網站上有貼子討論到我的思想苗頭，一位叫「K六」的北京青年甚至在網上寫了一封信，對我激烈地譴責中國的知識份子、激烈地否定中國社會的變化表示不滿，以自由派的姿態奉勸我回頭是岸。K六先生也筆涉時局：「單就目前的形勢論，我不相信有別的地方的民眾，在應對北京現實的『非典 』災難方面，比現在的北京人做的更有理智，更高尚；也不相信其他的人在面臨中國現在的局面下，能比胡溫體制更有辦法，『完美』是現實中不存在的。尤其是在此時此刻中國複雜的局面下，挺胡溫，是對現實負責，也是對良心負責。我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楊和幾個朋友都轉了K六先生的信，希望我做一個回答，我就寫了一封信，對K六們暗示我非他們自由主義一路冷嘲熱諷了一番。信寫得躲閃而隨意，楊茂東卻覺得不錯，說是中國自由主義如真的這麼討論下去，很多問題就好解決了。他甚至也給我們劃線，自由左翼自由右翼，至於他自己，他說自己是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者。
但自由主義的討論並沒有什麼展開，倒是維權活動在社會上日見轟轟烈烈起來。維權運動、憲政主義、政法系，等等名詞流行開了。楊來北京的機會似乎多了，但我們見得也少了。他似乎捲入了維權活動中，參加了不少圈子的聚會。而這些聚會基本上跟我沒有關係，大家雖然很熟，但我實在不是某門某派的信徒，聽著熟悉的人在一起聊起憲政原理、法治主義，總是雲裡霧裡。他們那麼忙，而我是那樣的閒，無所用心，無所事事。記得我曾經跟一個朋友說，你們開會時，我也去聽聽吧。朋友說，啊，這些理論問題、細節問題，你可能聽不懂。我也就哦哦兩聲算了。多年以後，我才回過味來：偉大作家的作品確實不朽啊，阿Q當年要參加革命時，假洋鬼子說過，NO，這是洋話，你不懂。
想來博覽群書的楊茂東先生是聽得懂的，而且聽說他那時已經以郭飛雄的大名名動京畿。飛雄是飛熊的另一種寫法，後者是輔佐文王武王奠周八百年天下的謀略大師的別號。有人因此從中看出我們時代幸運的意味，有人也擔心他是另一個毛澤東或小的毛澤東。毛澤東當年諷刺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說我們擔心下一頓飯怎麼辦，他們卻整天談論明年中國的菜單。郭飛雄似乎沒有毛澤東這種淺薄式的明快，他是就理論理，在理言理的。他好像很有耐心地聽各種各樣的學術理論、觀念思潮。我能想像他的那些耐心更多地屬於統戰，因為他的理論準備對他而言已經足夠。郭飛雄被請到不少地方開會、做講演，他也是有激情的。我想他一定讓人感覺到從風從雨的人生社會境界，對比小康日子的庸福追求，郭的人生顯然更有時代意義。
但北京太大，這點風雨難以打濕到環路上，更別說長安街上。中國特色的社會生態天怒人怨，以至於個案的維權無能表達民意民情，國內矛盾的宣洩或國民的自由表達借各種可能尋找出口或替代品。2005年的對日遊行趁機出籠，而且聽說對日示威遊行的事件中有郭的介入，維權派、政法系的力量集結或顯示竟借民族主義的號召，這樣的學理確實是我不懂的。北京、上海的白領們都上街了。郭真的在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完成了一次示威，實在是中國太需要事件和行動家了吧。不過，聽說運動很快回到政府把握的軌道上來，而郭飛雄卻被捕收押，他在裡面絕食，長達數十天。
郭被無罪放出來的時候，打電話要來看我，我們約好時間，他來我家裏。他沒怎麼說自己的遭遇，只說要回廣東，向我道別。那一次我們沒有吃飯，倒是太太翻騰出別人送她的一袋補品，要郭注意身體。郭似乎很少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囁嚅著收下，就告辭了。
他回去後給我發過一兩次郵件，就沒有了音訊。我的郵路總是時好時壞，於是，要知道郭飛雄的近況就只有從網上從朋友們那裏得知了。他的活動越來越多，在震驚世界的太石村事件中，郭是最早參與對村民法律救援的人，這一維權活動自然又被強行打壓，而郭飛雄的遭遇不比悲慘的村民好到哪裏去。那樣一個小小村莊的選舉，村民們的權益牽動了他的心，他志願去為他們宣講政府的選舉法。他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被拘留，他再次絕食近兩個月。後來看一個《小村的故事》，太石村維權的記錄片，那樣一個令人悲憤的事件，敘事者的背景音樂居然是民間音樂：步步高，實在是詭異。而郭的絕食也實在絕錯了地點，對甘地有效的行動對郭飛雄沒有半點效果。
郭成了我們社會的英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英雄被我們這些庸眾品頭論足的時候居多。因為在風雨中，在亂局裡，庸眾們的稻草總是也不得不是現政府。對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庸眾來說，郭飛雄這樣攪動生存平安秩序的特立獨行之士，大大地冒犯了他們。這是比政府的威福冒犯還要嚴重、還要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冒犯，因此，他們會像看笑話一樣地看著郭飛雄。如果郭飛雄還不是笑話，他們就會把他們敘述成一個笑話。事實也巧得符合他們的願望：郭飛雄的言行太離經叛道了。這種離經叛道並非跟政府作對，恰恰相反，他的一切都來自政府「莊嚴的承諾」；他背叛的是庸眾們的改良主義、漸進路線、自由憲政學說——他實際上背離的是一種庸眾理性。不敢拿著政府的條文承諾來批評政府的庸眾們，即使面對郭飛雄也不敢直言不諱，不敢鬥爭或據理力爭，他們無能在跟郭飛雄的同事或辯難中催生出一種中國人相處共存的議事行事方式，他們無能跟郭飛雄們共同創造出一種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運動，他們的人格、精神本質上要矮化得多，對郭飛雄，他們的選擇自然是拒絕、迴避、腹誹、攻擊。
因此，郭的維權也好，跟政府叫板也好，更多地是在示眾，而不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就聽說北京不少圈子，談起郭飛雄總是以搖頭作結。給我印象最深的說法兒或評論是，郭飛雄活在自己的幻覺之中。這個判斷也是我同意的：他有一些妄想症。推動歷史車輪或前或後的英雄梟雄們，都有一些妄想狂。除非我們不要梟雄也不要英雄。人們評論說，郭飛雄關於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時間表預測完全是主觀的，他是難以溝通的人，不能對話的人。從政府的爪牙們那裏聽到的評論也差不多，不過用詞更明確直接：郭是瘋子，神經不正常者，是垃圾，是傻逼。還有人說郭飛雄有野心，想做中國的總統，癡心妄想，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聽說他在一次被政府釋放後，他的姐姐近乎哀求地叮囑他「千萬接受教訓」，「萬不可再惹事」，他對姐姐的回答是一條短信：「中國的事情總得有人一點點去做吧？」
余王郭事件的發生因此幾乎是必然的。余傑、王怡等人跟郭飛雄一起，被安排去白宮拜見布什總統。但他們臨時決定，請郭飛雄出局。這種叛離或孩子式的侮辱令人吃驚，卻極有市場。同情郭飛雄的人不少，但真正的社會悲劇在於，人們有意無意地疏遠了這個可憐者。可憐的郭飛雄並沒有回到自身，回到內心深處反省；他幾乎是憤怒地反擊他統戰過的對象，這樣一來更讓人們敬而遠之。孤膽英雄也好，末路英雄也好，不少圈子跟他保持了距離。
如果不是政府「開恩」，把他再次收押，並判刑，把他牢牢地綁架到民主化進程中的獻祭犧牲隊列；我想像不出郭飛雄還會做些什麼，又會有什麼反響。在中國社會的新型生態裡，郭飛雄不僅注定邊緣，而且注定是要下場的人物。他如果還有機會上街打醬油，有機會去汶川災區作秀，去甕安縣城做俯臥撐，大概會淹沒在群眾、志願者、新新人類的汪洋大海裡。他會被默殺的。他的追隨者們或者分化，或者老去，他將四顧蒼涼，一無憑藉。
我曾經命名當代中國為次法西斯社會。最初我一度以為「次者」，次要也，跟法西斯政治社會的經典形態相比，次法西斯社會要鈍緩得多、隱晦得多；很快我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次者，後者居上者也，跟一世而亡的法西斯政治相比，次法西斯社會的賴活時間要長得多。在次法西斯社會裏，階層、圈子、地域、種族各懷心事，他們被專制的繩索或松或緊、此時彼時地牽住，他們沒有統一的自由訴求。他們是被國王綁架的斯德哥爾摩受害者，他們仇恨又依戀上這個王國了。顯然，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也好，也是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之一種，它們走到了盡頭。路標已經轉向，自由主義精英如果不作壁上觀者，大概最現實的角色不過是二丑吧。而這些二丑精英實在深具庸眾理性，在理性化的庸眾或庸眾式的理性沒有演進成文明理性或現代公民之前，郭飛雄那樣的離經叛道者注定不為這個社會所接受。而我們這些庸眾的這個現實，正是黑格爾意義上的合理現實。
杜導斌先生曾例舉湖北當代的五個人物，李昌平、郭飛雄、姚立法、杜導斌本人，我也忝列其中。英雄如花，瞬間即謝，除了姚立法還在堅守，我們多已離開了立身的枝頭。當然，我相信李、杜的文章仍會表達他們的自由關懷。而郭飛雄卻已經修成正果，他在歷史長河裡證得了大羅漢果位。瞬間即永恆。他追求自由的二三行跡將銘刻在歷史和人心之中。他追求自由，自由也回報了他。我相信，即使在獄中，郭飛雄的心地也是自由的，跟一切「逃避自由」的庸眾相比，郭飛雄已經獲得了自由。
在這樣的一個暴雨之夜，郭飛雄的事跡在我腦海裡一一翻檢出來。我不知道如何向人們介紹這樣一個人。看過幾遍的電影《勇敢的心》的最後場面卻無來由地突然映現出來：為精英貴族背叛、出賣了的華萊士為國王逮捕，他被判當眾處以絞刑。囚在馬車中的華萊士從看熱鬧的人群中間經過，浸沒在飛來的垃圾和惡毒的叫罵聲中，他坦然自若。被吊上絞架，又在嚥氣前放下，面對主刑官袍上的皇家徽章，他爬起來仍沉默不語。在絞輪架上拉得關節脫臼，又到刑床上剖割，華萊士一直沒有屈服。喧囂的人群在他的堅忍中，漸漸靜默。終於，一個人禁不住替他叫出了求告：「Mercy！」一個聲音帶動了在場看客的知覺，「寬恕」呼聲在人群裡擴散。連躲在人群中的戰友都不忍心看他繼續承受這樣的折磨：「求你叫出來吧，就說一聲也好，只要一個詞，開恩。」主刑官不斷慫恿著，當他以為華萊士終於要開口，說出那個讓他保留一點征服者虛榮和尊嚴的詞時，示意執刑者停止用刑。在所有人窒息般的等待中，華萊士傾盡全力長呼：「freedom！」
我無能用中文說出那個字，在這裡，那個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邏輯仍屬於英語、法語等大陸中國之外的世界。在華萊士的故事幾百年後，英國才有了決定意義上的大革命。據說，在那次光榮革命中，流血無可避免，當國王的頭被砍下來時，圍觀的觀眾聽到了一聲抑鬱的悲歎。這種歎息大概也跟華萊士死後的場景相似。沒有喜的內心也沒有悲，使我們從無明中現身、凝固並永恆。
今天，郭飛雄先生還在獄中，北京的盛大儀式就要開始。我想起了看熱鬧的觀眾，一個傷心的女人，戰友，背叛了的精英貴族，還有國王。還有那個字，「freedom！」
2008年8月7日始記，8月8日下午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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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36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