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德國也一樣，正處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不久就要革命的肅殺氣氛中。杜拉克來到漢堡，是在十七歲、快要十八歲時的事。
當時的他是有什麼就讀什麼，亂讀一通。英國、法國、德國的文章，他都讀。不過，後來他讀的政治學與社會學文獻愈來愈多。某天傍晚，他接連讀到兩本書，決定了他其後一生的命運。
這兩本書是英國的政治理論家、保守主義之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所寫的《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年出版），以及德國社會學家費迪南．杜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所寫的《共同體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87年出版）。
在當時紛亂的社會中，別說是自由與平等了，就連群體關係與人性，也都漸漸流失。在這樣的日常環境中，杜拉克身為十八歲大一學生的心，與主張「政治應該扮演的角色，是讓法國繼續下去與變革下去」的保守主義祖師爺伯克對法國革命的批判，產生了強烈共鳴。
同樣的，杜尼斯的主張「人需要一個能找到自我定位的共同體，也需要有角色能夠扮演角色的社會」，也讓杜拉克的心為之憾動。即便杜尼斯主張的「讓田園共同體復活」不太可行，但只要人還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應該就會需要一個能夠與他人產生連結的共同體。
在法蘭克福腳踏兩條船
要說它是當然也是可以，自覺已經在港都漢堡待不下去的杜拉克，搬到了德國的金融中心法蘭克福去，也轉學到名校法蘭克福大學（Frankfurt University）。由於他能講英文，工作也換到了美國體系的證券公司去。而且半年過後，他就發表了確信景氣上升的論文，刊登在一本經濟刊物中。
然而，杜拉克這篇使用了最新理論模型與數據的論文才發表不久，就碰上了股票暴跌、全球大恐慌的事件。那是一九二九年，杜拉克十九歲時的事。自那時起，他就一概不使用理論，尤其是數學模型來做預測了。
原本工作的證券公司倒閉後，杜拉克前往自己原本經常投稿美國經濟短評的晚報《法蘭克福紀事報》（Frankfurter General-Anzeiger），成為經濟記者。杜拉克人生的重大轉折，就是出現在這段期間。他很快獲得這份報紙拔擢為負責國際問題與金融問題的評論委員，每天寫一篇評論，也有時候是一天兩篇。這是他二十歲時的事。
根據杜拉克自己的說法，這並非因為他格外優秀，而只是因為在一千萬人因而喪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歐洲很多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工作者都戰死了，所以才會起用他這個年輕人。
即便如此，當時的他也下定決心，只要是身為新聞記者所應該知道的事，自己就不能不去知道。不只如此，在德國也很有名的新聞編輯艾力奇．唐姆勞斯基（Erich Dombrowski），也在報社裡給了他徹底而嚴格的訓練。當時，唐姆勞斯基每半年都會舉辦一次檢討會。在後來的七十多年中，杜拉克一直都保有在每年夏天舉行「自我檢討會」的習慣。
逃離極權主義
二十一歲時，杜拉克在法蘭克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還以依然在學的身份代替主任教授講過課。順便一提，在杜拉克代上「國際法」課程時曾在台下聽講的學生之一，就是後來成為杜拉克夫人的德國女子桃樂斯．舒密茲（Doris Schmitz）。桃樂斯是德國緬因茲（Mainz）當地出身的，原本希望研究物理，卻在母親半強迫的勸說下，進入了法律系。
後來在倫敦，有一天她在皮卡迪利圓環（Piccadilly Circus）的地下鐵長長的電扶梯上和杜拉克錯身而過。杜拉克搭往上的電扶梯，桃樂斯搭往下的電扶梯。兩人為了追上對方，都改搭反方向的電扶梯，結果再度錯身而過。這種戲劇性的重逢，讓兩人陷入愛河。在了解培育出現代社會的哲人杜拉克的時代後，請各位可以去看看桃樂斯．杜拉克所寫的回憶錄《直到與你相逢為止》（Until I Met You, 1996年，野中知世譯）。
在法蘭克福時代，杜拉克拒絕了成為納粹幹部的記者同事對他提出的入黨邀請。此時的杜拉克雖然是持有護照的外國人，卻也參與不少德國保守黨的宣傳活動。納粹後來掌權後，曾允諾讓杜拉克成為報社總編輯兼黨細胞，但想當然爾，他又拒絕了。
不但如此，對於社會的繼續與變革已有深切問題意識的杜拉克，曾針對法治國家概念的催生者之一、議會主義者佛烈德里耶．尤里烏斯．休塔爾（Friedrich Julius Stahl）寫過評論，並於一九九三年四月獲得知名出版社莫爾（Mohr）出版為法律行政叢書第一百號，這可是破格的待遇。那本書的書名是《佛烈德里耶．尤里烏斯．休塔爾──保守的政治學說與歷史的變遷》（Friedrich Julius Stahl: Konservative Staatslehre und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法治國家，正可做為社會繼續存在下去的一種機制。
納粹當然不會喜歡有人著書談論法治國家，因此身為信奉立憲政體的保守主義者暨基督教徒，杜拉克體認到自己無法在德國擔任教職，也無法以撰文為業，於是前往英國。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很想離開讓他作嘔的納粹所在的歐洲大陸。@
摘自 《一本讀通克拉克》 商周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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