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訊】「愛國主義教育」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巨大工程。追究它在藏地的歷史，應該從我父母那代人說起。我有一本1951年北京出版的關於「十七條協議」的紅皮書，藏漢文對照，第一句即「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開創了「愛國主義教育」在藏地的先河，從此巨浪滾滾，沖洗著至少三代藏人的頭腦和心靈。
「 愛國主義教育」在各個階段都與時俱進，並且有明確的敵對目標。如在1950年大軍壓境之初，「解放」西藏的理由是因為「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紅皮書還說這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對於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挑撥沒有加以反對，對偉大的祖國採取了非愛國主義的態度」。而在1959年藏人的反抗被鎮壓、達賴喇嘛流亡異國之後，「愛國主義教育」的敵人便鎖定了「舊西藏」以及「舊西藏」的代表——以達賴喇嘛為首的「上層反動集團」。在中共強大權力的歪曲和宣傳下，西藏傳統社會制度被定義為「最反動、最黑暗、最落後、最殘酷、最野蠻的封建農奴社會」，西藏人不是農奴主階級就是農奴階級，前者需要打倒，後者據說「翻身」了，這個課本對於我這樣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生人，實在是再熟悉不過。
到了1990年代中期，在從達賴喇嘛手中搶奪了對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的選擇權之後，中共駐藏大吏陳奎元決定「在全區寺廟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其目標「一是解除達賴集團對寺廟的控制…… 二是加強寺廟領導班子……三是建立健全約束寺廟和僧尼行為的規章制度……四是對僧尼進行（法律）教育……」，其步驟是從上至下成立「愛國愛教辦公室」，用幾年的時間分批試點，再擴大戰果。實際上，由黨派遣的進駐各大小寺院的工作組，對註冊在編的4.6萬多僧尼所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要求所有僧尼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要求所有僧尼承認對達賴喇嘛的四個指控，即「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擾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
甘肅省、青海省、四川省、雲南省的藏地也如法炮製，對約15萬以上的僧尼進行程度不同的清洗。然而，無論在任何一個寺院，「愛國主義教育」都遭到僧尼們的抵制，即便工作組的要求有時候竟簡化到表態說「我熱愛中國，我不信仰他」，但還是有許多僧尼不願用「他」來指代自己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更不願否定自己的信仰。多年來，各藏地、各教派都有悲劇發生，拉薩哲蚌寺的僧人神秘死亡、康北色達五明佛學院的僧捨大片拆毀、噶舉派領袖噶瑪巴法王和安多塔爾寺的主持阿嘉仁波切相繼被迫出逃、康南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及不計其數的僧尼含冤入獄…… 「愛國主義教育」的成果，實乃罄竹難書。
三月的西藏事件之後，「愛國主義教育」更是全藏地的頭等大事、重中之重了。而這一次，除了每天給僧尼上政治課，考政治試，還給每個寺院增添了新內容——必須懸掛中國國旗。如此步步緊逼，還會發生怎樣的悲劇或對抗，誰都難以預測。
2008-7-16，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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