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對南非應當這樣。我認為，我們應當征服愛爾蘭人，並且隨後給他們自治；我們應當把德國人餓到待斃，然後再為他們提供糧食；並且我們在平息了英國大罷工之後，應當設法解決礦工們的困難。我經常遇到困難，因為很少有人採納這種意見。我有一次被邀請為法國紀念碑寫一碑文。我寫了這樣幾句話：‘在戰爭時，堅決。在失敗時，反抗。在勝利時，慷慨。在和平時，仁慈。’結果這碑文未被採用。錯誤在於，我們不少人往往只善於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於兩手交替，既善於用右手，也善於用左手。因此，那些善於打勝仗的人卻不會處理和平，而那些善於議和的人又不能打勝仗。若說我兩者全會，那大概爭論就會更大了。”

1906年7月31日，自由黨政府公佈了新提出的德蘭士瓦法案，決定讓布林人的共和國在英帝國範圍內實行自治。這個由邱吉爾在下院提出的法案經過辯論獲得通過，於1907年開始實施。

在此期間，華工問題一度又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國勞工在南非遭受非人待遇的事實，尤其是英國南非總督米爾納勳爵允許以鞭打懲處華工的違法行徑被揭露，在英國激起了一片譴責“華工奴隸制”的輿論熱潮。但是，因為政府無權吊銷已經頒發的許可證，坎貝爾—班納曼內閣所能作的只不過是不准再行招募華工而已。大批自由黨後座議員提出譴責米爾納的動議，自由黨領袖則從根本利害關係出發考慮要否定這項動議，並把這一困難的任務交給了本來因華工問題而感困擾、進退維谷的邱吉爾。

像通常一樣，邱吉爾預先作了精心準備，演說雖然達到了預期的結果，但仍然是失敗的。它引起了保守黨人的憤怒；連國王都表示了強烈的反感，在寫給邱吉爾的親戚倫敦德里夫人的信中說：“你這個親戚的行為簡直使人反感之極。”

1907年4、5月間，在倫敦舉行了一次各自治領政府總理參加的討論殖民地問題的帝國會議。邱吉爾在會上應邀就帝國特惠制的政治方面的問題發表了演說。

會後不久，邱吉爾開始了他的非洲之行。他途經馬爾他和賽普勒斯，到達肯雅的蒙巴薩，然後乘火車前往內羅畢；途中還曾暫作停留，參加了一次獵捕犀牛的令人激動的危險經歷。然後他沿著通向烏幹達的鐵路線行進，繼而乘汽船渡過維多利亞‧尼亞薩湖進入烏幹達。接下來是一段最艱難的徒步旅行，邱吉爾一行帶著400多名當地民工，穿過叢林勘探把維多利亞湖與艾爾伯特湖連接起來的鐵路線，最後到達尼羅河的源頭，乘船到達喀士穆。1908年1月中旬，邱吉爾一行返回了英國。在此行中，邱吉爾連續為《濱海雜誌》撰寫了一系列介紹非洲情況的文章。後來邱吉爾又依舊例對其增補編撰，以《我的非洲之行》為題，由霍德和斯托頓出版公司出版了單行本。書中提出了一些開發非洲的設想。

在處理繁雜的殖民地事務的同時，邱吉爾也未放棄對國內事務的關注，並進行著有關社會改革問題的思考。1906年初，他在為厄普頓、辛克萊描寫芝加哥肉類加工業工人生活的小說《叢林》所作的評論中說：
“這本書促使那些從未對社會基礎進行過考慮的人們停下來好好思考一番……。它表明，工廠法、衛生法和勞工傷殘補償法所做的廣泛而複雜的規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這是議會成年累月費力搞出來的。”

同年10月，邱吉爾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說中提出：

“我認為，國家應該日益成為勞動力的後備雇主。遺憾的是，我們並未把鐵路抓在自己手中，我們還可以更好地利用運河來做一些事情。既然我們大家一致認為，這個大廳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屬於進步黨，那麼國家就必須更加認真地關注殘疾人和老年人，而首先應該關心兒童。我希望能普遍建立起生活和勞動的最低標準，並隨著生產力所可能允許的增長而不斷提高。”

邱吉爾曾在非洲之行即將結束、返回英國途中，預定於1908年1月底在伯明罕發表關於社會改革問題的演說。為此他寫信給商務部勞動統計局局長亞瑟‧威爾遜‧福克斯，向他請教關於運用德國在職業介紹、殘疾保險等方面的經驗上有何感想；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將德國體制中的成功經驗移植到英國來，以便在比較低水準的國家保險的基礎上，加強現存的社會保險機構”。他想在伯明罕的演說中“提出建立最低生活工資標準，確立保險體制，以使人們不致因意外事故、患病或體弱以及競爭失敗而喪失生計，這將是我演說的主題”。

與此同時，邱吉爾還保持了對軍事上的濃厚興趣。1907年，他與海軍元帥費希爾建立了親密的關係，這使他有可能比較詳細地瞭解正在改組中的海軍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前景。

邱吉爾在國內事務和軍事方面投入的精力都不會白花，因為，很快他就將在這兩個方面施展才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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