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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9日訊】9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記者對體育總局局長劉鵬的訪談，劉鵬對於奧運會後海內外高度關注的舉國體育體制進行了回應，稱將堅持舉國體制，反駁了其勞民傷財說。

雅典奧運會後，有一篇文章寫道：「2000年悉尼奧運會，體育總局事業費漲到每年50億元。如此計算，雅典奧運會備戰4年，中國就要花費200億元。如果這次中國隊獲得30枚金牌，那麼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億元，真可謂世界上最昂貴的金牌。」劉鵬對此反駁說：1988年，國家對國家體委的財政撥款為2.36億元，到2004年增長到8.8億元。這筆錢並不僅僅是競技體育投入，更不僅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體育總局直屬系統5000多人的工資、辦公費、群眾體育經費等。8月24日，劉鵬在新聞發佈會上首次透露，國家每年對體育的投資為8億元。「如果以此平均，本屆奧運會中國共獲51金，每枚金牌的投入不到1570萬元；以100枚獎牌計算，每枚投入為800萬元。」（8月26日《新京報》）

劉鵬先生指責那篇文章的作者杜撰數字，荒誕不經，但是他兩次提供的數字也並不一致，而且其算法也不准確。一來既然算投入產出，體育官員們的工資、辦公費用等當然必須算在內，不能只算訓練費用；雖然其中可能包含了群眾體育費用，但眾所周知它充其量只能「叨陪末座」。二來國家每年投入國家體委8.8億元，而奧運會是四年一屆，因此不是8.8億元產出51枚金牌，而是35.2億元產出51枚金牌，平均每枚成本不是劉鵬先生所說的1570萬而至少是6900萬元。三來這部分投入只算了國家級投入，各省、各市、各縣總量更為龐大的投入沒有算在內。眾所周知的常識是，最高一級的優秀運動員隊伍都是從全國各地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層層選拔上來的，一個成功者的下面，埋沒著無數不成功者。綜合起來，基層的投入總量遠大於國家一級的投入。

既然要算經濟成本，前提就是要信息公開，公佈全國範圍內國家財政投入競技體育的成本到底是多少；納稅人也有權利要求有關部門公佈真實成本。在此基礎上的討論才是公正平等的。但是迄今為止，官方對國家投入競技體育的成本始終未予公佈。這與納稅人權利要求、與公共財政要求相距甚遠。而舉國競技體育最大的經濟邏輯，就是國家的巨額投入，產出卻微不足道。而產出部分，全部成了極少數體育尖子、體育官員和教練集團的集團利益。這正是他們極力維護舉國辦競技體育的原因。

當然，對於競技體育，我們要算經濟賬，也要算其他賬。但是其他賬算起來，可能對「舉國體制」更為不利。一是要算人文體育的賬。舉國競技體育的一個重大弊端是魔鬼訓練使絕大多數專業運動員（請與國外的職業運動員區別開來）落得一身傷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終生與奧運金牌無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因傷痛和知識貧乏在退役後缺乏一般人的謀生能力。舉重冠軍鄒春蘭退役後當起了搓澡工，自行車冠軍賈根萍則生活在被垃圾包圍的簡易平房裡，馬拉松冠軍艾冬梅擺地攤想賣金牌謀生。因媒體的強烈關注才獲得改變。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冠軍尚且如此，其他運動員呢？

有人認為，體育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份；金牌在弘揚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等方面更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這是在算「政治賬」。但體育的政治作用不可過分誇大，體育應該回歸體育本身。一個國家的進步，歸根結底是制度的進步。體育金牌充其量是一個國家弱小狀態下短暫的「精神興奮劑」，它不可能把廣大民眾的熱情引導到「推動制度進步」這個理性訴求上來；而且，隨著金牌數量的增加，人們對它的興奮度和敏感度卻會遞減。

---轉自作者博客，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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