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年，太宗皇帝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古人講：『國君就像是器皿，百姓就像水；水的形狀或方或圓決定於裝它的器皿，不決定於水的本身。』所以堯、舜用仁政治理天下，百姓也以仁義來修養自身；桀、紂用暴政統治天下，民風隨即凶悍。百姓所做的，都是追隨朝廷所喜好的。
比如梁武帝父子崇尚浮華，只喜歡佛教、道教；武帝末年，多次駕臨同泰寺，親自講解佛經，官員們都大帽高靴，乘車隨從。整天談論佛教教義，從不把軍國大事、典章制度放在心上。等到侯景率兵攻打京師，尚書郎以下的官員多數不會騎馬，狼狽不堪的徒步逃跑，在路上接二連三的被殺死。梁武帝和兒子簡文帝被侯景幽禁而死。
梁孝元帝在江陵時，被西魏的萬紐於謹領兵圍困，他還在不停的講《老子》，官員們都穿著軍裝聽講。不多久江陵城失守，君臣都被俘虜。庾信也感歎他們的作為，在《哀江南賦》中寫道：『宰相把打仗當兒戲，官吏把清談當國策。』這件事也值得作為鑒戒。我現在所喜好的，只有堯、舜的治國之道和周公、孔子的聖明之教；就像鳥依靠翅膀，魚依靠水一樣，一旦失去必然會死亡，不能片刻沒有它啊！」
貞觀四年，太宗皇帝說：「隋煬帝性格多疑，喜好猜忌他人，專信邪門歪道。他忌諱胡人，以至於稱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修築長城來防備胡人。可是最終被胡人宇文化及派遣令狐行達殺死。另外，煬帝聽說將有個姓李的將坐天下，就誅殺李金才，李氏家族幾乎全部被殺，最終有什麼好處？而統治天下的國君，只要端正自身、修養品德就行了，此外虛妄之事不值得放在心上。」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段綸推薦巧匠楊思齊來朝。太宗命令試一試他的技藝，段綸派他製作木偶戲用具。太宗對段綸說：「推薦的能工巧匠，應當準備用在國家大事上，你讓他先製造這些東西，哪裡是規勸各行各業的工匠不從事奇技淫巧的意思呢？」於是下令減少段綸的俸祿、降低他的官階等級，並禁絕在朝廷中觀看木偶戲。
評講：今天選讀的古文首先講到了宗教信仰的問題。筆者認為，各行各業的人包括皇帝都可以修煉，都可以有信仰，但必須把工作和修煉分開。除了專業修煉的和尚、道士等之外，在家修煉的居士一般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在朝為官甚至當皇帝，或者是經商及務農，都應該把本職工作做好。歷史上的正教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如果沒有做好本職工作，失去了做為社會上一員所應盡的責任，那就不能算是個好人了。
南朝的梁武帝剛即位的幾十年，還是挺有作為的一位皇帝。只是後來因為信仰佛教而無心於政事，以致國政把持於奸臣之手。國家出現戰亂，受遭殃不只是皇帝，更多的還是天下百姓。筆者認為，這不能怪佛教的理論或宗教的本身，而應該怪梁武帝沒有擺正宗教信仰與本職工作之間的關係。
另外，文中提出了「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上行下效的觀點很值得現在的人深思。一個國家的執政者如果施行暴政的話，這個國家的民風也會變得凶悍，道德也會被敗壞。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中共的「奧運」邪火傳到了韓國的首爾，中領館指使一些中國留學生，暴力毆打一些和平抗議的人士，此舉震驚了韓國政府及民眾，也震驚了世界，致使韓國民眾對中國留學生的印象完全改變了。而由中共導演的類似的暴力事件不只是在韓國發生過，在其它國家也發生過。筆者認為，不管以任何理由，暴力行為絕對不是愛國的行為，那是在敗壞中國人的名聲。而這一切都是中共邪黨施行暴政所造成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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