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2008年12月25日的《南方週末》，披露了一系列2008年度發生的「抓記者」事件。這一系列案件，案情撲朔迷離，是非紛繁複雜，既可能涉及當權者濫用公權力進行「報復性執法」，也可能有新聞界某些人罔顧法紀與職業道德的胡作非為。釐清誰是誰非，並不是本文的目的，作為新聞從業人士，我最想說的，還是關於新聞從業者的理想與自律的問題，這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因職業道德丟失而發生的失範行為，並非新聞界獨有。作為由人組成的地業，它天然存在著好壞之分，就像人類族群的基本規律所呈現的那樣，極好的和極壞的，永遠是少數的，而絕大多數，都是說不上好或壞，但隨時準備著隨環境和利益等因素左右而變好或變壞的大多數人。
作為對社會具有較大影響意義的行業，新聞界與社會的糾纏，可謂深之又深，他們之間的互動力量，也相對於其他行業更大一些。來自政治影響力，來自商業的誘惑力和來自於方方面面說不清道不明剪不斷理還亂的種種力量，使媒體和媒體從業者們，面對直觀的壓力和赤裸的誘惑力的機會都非常多。大多數人都會遵從趨利避害的生存原則，做出自己的人生選擇，而這些選擇中，有不少，便是有違於基本公理和道德的。
於是，坊間，便有各式各樣的傳聞：「一等記者搞批文；二等記者搞經營；三等記者搞新聞；四等記者搞敲詐。」以上說法雖有些極端，但也不能說純是空穴來風。我的好朋友，一位從事了十多年社會新聞，做過無數轟動全國的調查類新聞的好記者，半年前改行去搞經營了，這是他所在單位領導對他的照顧，他在告訴我這個信息時，眼中隱約有淚光地說：搞了十多年社會新聞，我發現除了積累了一大堆的仇人和令自己想到就難受的傷心故事之外，便再沒別的東西了。
我對他的選擇很遺憾，但並不覺得不妥，我會永遠記住他滿懷理想之火光和激情所做的那些至今想來都熱血沸騰的好新聞，同時，我也為他終於能掙更多的錢而不再面對妻子無奈的眼神而倍感欣慰。
但我仍然堅持認定，新聞應該是具有一定的理想和情懷的。沒有理想的人，跟一個叉燒沒有區別；沒有理想的新聞，就只是一筆筆生計和買賣。理想是不可以出賣和交換的；而買賣卻能。不僅能，而且永遠是價高者得之，而與正義和公理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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