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近日，中國傳媒界發生了一件震動巨大的事件，即《財經》雜誌員工集體辭職事件。參與集體辭職的《財經》員工，不僅有總經理吳傳暉、副總經理張翔、傅繼紅以及八位部門總監，而且有幾乎整個經營團隊的六十多位員工（《財經》的經營團隊整體只有九十多位員工）。而吳傳暉曾被胡舒立稱為「我的最重要搭檔」。這麼多經營員工的同時集體辭職，幾乎意味著《財經》的經營在一夜之間全面崩潰。不僅如此，甚至還傳出消息說，《財經》創辦人胡舒立也將在隨後辭職，並將同時帶動一百多位編輯員工集體辭職，佔其採編總人數170餘人的70%。
之所以會發生這次事件，表面上是因為《財經》管理高層與其主辦方「聯辦」（即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原名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在辦刊理念上的衝突，實質上卻是因為《財經》觸及禁區，報導敏感事件，引起中共高層震怒。
2009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事件發生，《財經》即派出3位記者採訪。但由於《財經》雜誌的記者證不夠，就從新華社記者哪裡借了記者證。後來他們在新疆採訪時，新疆當局發現了他們使用新華社的記者證，就說他們是假記者，禁止他們採訪，並將這一情況反映到「新疆王」王樂泉那裡。
貴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王樂泉不會忘記，《財經》曾經破壞過他兒子的「好事」。2007年1月6日，《財經》刊出《誰的魯能》封面文章，揭露擁有738.05億元總資產的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卻被「北京首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和「北京國源聯合有限公司」以37.3億元獲得。之所以會出現這宗「撲朔迷離」小魚吃大魚的交易，是因為國源聯合、首大能源的幕後人物是曾慶紅的兒子、吳官正的兒子與王樂泉的兒子。本來，他們憑藉權力已經將魯能吃進，可是由於《財經》的報導，他們不得不吐出了。因為涉及到中共高官，所以有人將這篇文章稱為，「這是《財經》創辦以來發射的最大的一顆炸彈」。雖然如此，《財經》卻沒有遭到什麼大的影響，只是《誰的魯能》這篇文章被各大網站刪除，甚至《財經》的網站也不得不將其刪除。
對此，王樂泉當然嫉恨在心，一直尋找機會報復。而《財經》在其地盤新疆借用記者證事件，正好給予他發難的機會。於是，王樂泉向中共最高當局反映，要求《財經》調整報導思路。
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不管《財經》採編的「聯辦」開始經常性審稿，並險些解散《財經》專門負責採寫大案、要案的法制組。此後，《財經》高層與聯辦多次產生衝突。7月底，通化鋼鐵事件發生之後，《財經》準備將其作為8月3日的封面進行報導。然而，「聯辦」審稿後卻將稿件斃掉，不准刊發。後來，看到其他國內媒體報導，《財經》將「聯辦」的禁令置之不理，在8月17日刊發了稿件，並在封面顯著位置予以導讀。《財經》的不「聽話」，這當然引起「聯辦」不滿。此後的8月31日，《財經》的封面文章《器官何來？》又為「聯辦」引來麻煩。於是，「聯辦」決定調整《財經》的辦刊理念。
「聯辦」調整辦刊理念，胡舒立當然不同意。因為這與她不做「政治娼妓」的新聞理想不符。正是為了實踐新聞理想，胡舒立在1998年4月創辦了《財經》，並將「獨立、獨家、獨到」作為辦刊理念。由於中國沒有新聞自由，要做到真正的「獨立、獨家、獨到」，可謂難上加難。為此，《財經》採取打「擦邊球」的方式，先後發表了《基金黑幕》、《銀廣夏陷阱》、《君安震盪》、《誰的魯能》等報導，揭露中共官僚利益集團的種種黑幕。
「擦邊球」來源於乒乓球比賽，指的是在比賽中把球打在球檯邊緣而又不掉在地上，使對手無法接球而獲得勝利。因此，打「擦邊球」需要很高的技巧。在媒體中打「擦邊球」，需要的技巧更高。因為與打乒乓球相比，其風險更難於計算。這就需要媒體人小心謹慎地計算與判斷，報導可能會惹領導不高興，但又不會使領導太不高興。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樣的計算與判斷是安全的，但也有不準確的時候，就會導致「翻船」。雖然，胡舒立被美國《商業週刊》冠以「中國最危險的女人」，可是，在掌握權力的王樂泉面前，她的「危險」根本算不了什麼，這種「危險」只能導致她「翻船」。
本來，《財經》是胡舒立一手養大的「孩子」。可是，為了堅持自己的新聞理想，胡舒立卻不能不選擇離開。這不僅是胡舒立的宿命，也是中國所有打「擦邊球」媒體人的「集體宿命」。
在胡舒立之前，這樣的媒體人實在太多：有《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輯欽本立、《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楊、《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新啟蒙》主編王元化、《南方週末》主編左方、《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主編李大同……。在這些打「擦邊球」媒體人中，欽本立被氣死；戈楊、金堯如被迫流亡海外並在美國去世。
打過乒乓球的人都知道：靠打「擦邊球」只能贏一分或兩分球，要想贏得全局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雖然如此，在沒有新聞自由的情況下，為了新聞理想以及堅持良知，中國媒體人還是別無選擇，只能打「擦邊球」，即使面臨「集體宿命」。
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