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3日訊】眼下，趁國際金融海嘯民企出現暫時困難，中國土地上演了一幕「國進民退」的大戲。壟斷性的大型國企，大舉進軍一般競爭性行業，中糧入資蒙牛，中化收編民營化肥廠，五礦和中鋼收編民營鋼廠，甚至一些民間做得比較好的書商，也面臨國企的收購或入資。民營企業最發達的浙江，則掀起一股政府入資民企重掌監管的高潮，據說寧紹一帶，正醞釀由政府向民企派遣黨委書記，人稱新公私合營開始了。有識者對此表示了極大的擔憂，著名報人笑蜀表示，這是以市場化的名義「去市場化」，最終會危及國民整體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
四九年後，中國曾有過一次以國家名義吞噬民營經濟的事件，被稱為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建立了計劃經濟的模式。不過今天的國進民退似乎並沒有人想要真的來次社會主義改造，重回計劃經濟。這場國進民退的熱潮很有些類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那時的中國，恰好也發生過一場以接收敵產名義開展的國家吞噬民間資產運動。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對淪陷區敵產的接受，被外界批評為「劫收」，屬於公認的國民黨統治失敗的重要原因。但是以往的批評，往往多侷限於劫收過程中國民黨軍政官員的腐敗，所謂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三洋開泰」(崇拜西洋、痛東洋、搶劫大洋)等等醜行。其實當時負責接收的人員不少中飽私囊，但這個所謂的接收敵產活動，主要是一場國民政府的國有化運動。
據張忠民的研究，國民政府戰後的接收，雖規定了如確係敵人搶劫自私人者，可以發還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區自行處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礦企業中，發還的僅有三百十四家，佔總數的百分之三點四一，標賣的一千三百八十四家，佔總數百分之十三點七四，其餘的均通過不同形式和途徑改組成各種類型、分屬於政府各部門的國有企業。據經濟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報告稱，在經濟部接收的兩千四百十一家敵產工廠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處理以外，有一千兩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為大工廠)由經濟部直接經營或移轉至別的機關經營，標賣給民營的只有一百十四個單位，還不到接收工廠總數的百分之五。」就這樣國民政府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建立龐大國有企業。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石油有限公司、中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鹽業公司、中華菸草公司等。
當時所謂的敵產，標準非常模糊。不光指日偽所有的產業，凡是能找到跟當時淪陷區敵偽政權或個人有點關係的，就都算敵產。試想按中國商人的經營習慣，凡是要開展經營活動的，只要留在淪陷區，就或多或少要跟當家的政權有點關係。於是大批民企就都變成了敵產。據當時報導，接收一開始，幾乎上海九成的企業都關門倒閉，然後大量的變成國有資產。不僅如此，當時的國民政府為了填充戰爭期間過於空虛的國庫，居然公然掠奪淪陷區老百姓。當時汪偽政權的貨幣中儲，實際上要比國民政府的法幣值錢，一元中儲要頂二十元法幣也不止。但勝利後國民政府財政部居然規定法幣和中儲的比率為一比兩百，過了幾個月，在強烈的輿論壓力下，才改為一比五，規定在四個月內兌換完畢。
國民黨政府的這種「國進民退」運動，顯然與其建黨建政時變形的國家主義和列寧主義思想基礎不無關係。在建政之初，確立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金融體系時，就已初見端倪，抗戰期間更是憑藉戰爭的特殊環境，大有斬獲，而戰後則大獲全勝，然後便是全面覆滅之時。國民黨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龐大國企，尤其是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建立的國企，基本上都是賠錢的，最大的作用是成為黨政要員的錢袋。劫收導致民企垮了，接著國企也垮了。國民黨的經濟危機出現在政治危機和軍事危機之前，最主要的還是這場由接收引發的國有化運動。
由歷史反觀今日，情勢雖有不同，但道理其實一樣。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一般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雖低效，但還能維持。在市場條件下則維持都難。這些領域原來都是國企一統天下，之所以讓出來是市場化過程的必然結果。換言之是因為它們在市場化環境中活不下去。國企能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中國就根本不會有改革。再次國有化不僅國家稅收會大幅度減少，連基本就業都保證不了。誰都知道，當今之世城鎮人口就業的六成、農村人口的九成都是民企解決的。現在壟斷性大型國企之所以財大氣粗，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們享有特許壟斷金融能源交通電訊，還因為迅速發展，無所不在的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發展，為他們提供廣闊而縱深的市場。
所以當今的國進民退之舉，如果目的是為了吞噬和擠走民企的話，等待它們的大概只有失敗，到那時候，中國經濟的前景只能有一個，重走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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