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2009年是梁啟超先生去世80週年。而2008年正好也是他曾經參與過的「戊戌變法」110週年。
梁啟超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是百年來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史學家（包括經濟史、科技史）、語文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包括財政學、貨幣銀行學）、社會學家、佛學家、文藝批評家、文學家和詩詞家、新聞出版家和政論家、文物和圖書館學家、地理學家、科普作家……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其57歲時去世，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他留下的不僅有1400萬字的著作，而且還留下許多寶貴的思想，其中就包括對共產黨將毒害中國的判斷。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梁啟超去世，只有僅僅的八年時間。這段時期是國民黨與共產黨聯合「北伐」並分裂的時期。雖然那時梁啟超一直住在北京或天津，沒有去過國民黨統治區的廣東，但國民黨以及共產黨統治區的情況還是傳到他那裡。他對這些情況進行了批判。
梁啟超是最早向國內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人。他在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所寫的《南海康先生傳》中就說過：「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為政治上一潛力。先生未嘗讀諸士之書，而其理想與之暗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由之語。」
但此時的他對社會主義還不是很瞭解。他說：「遂說（指康有為的）理想之國家，實無國家也；理想之家族，實無家族也。無國家無家族則奈何？以國家家族盡納於社會而已，故曰社會主義哲學也。」
1902年10月2日，梁啟超在《干涉與放任》一文。文中提到「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幹涉者也，將合人群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礡於二十世紀也明矣。”同年10月28日，《新民叢報》第18號發表了梁啟超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提到馬克思說：「麥喀士，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又說：「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采）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1903年2-10月，梁啟超遊歷加拿大和美國，並與美洲的社會主義者進行了接觸。同年冬，他以遊歷所見撰寫了《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再次提到馬克思，說他是「社會主義之鼻祖，德國人，著書甚多”。他在1904年所發表的《新大陸遊記》中說：「余在美洲，社會黨員來謁者凡四次。」「其來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勸以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入手。」「吾所見社會主義黨員，其熱誠苦心，真是另人起敬，墨子所謂強聒不捨，庶乎近矣。其麥克士（德國社會主義之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蘇教人信新舊約然。其汲汲謀所以播殖其主義，亦與彼傳教士相類。」
特別是《紐約社會主義論壇》（馬克思恩格斯曾在該刊發表過不少著作）總撰述哈利遜氏，向梁啟超全面介紹了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情況，梁從他那兒得知：「現在全地球社會黨之投票權，合各國計之，已共九百萬餘，而近一二年來，其黨員以幾何級數增加，不及十年，將成為全地球第一勢力。”」梁雖認為此言「不無太過，然其盛大之情況，固在計意之中。」在那次會見中，哈氏送梁「其黨之主義綱領等小冊子及叢報凡數十冊」。
1904年2月14日，梁啟超寫《中國之社會主義》時說：「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概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原泉。麥喀士曰：’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土地而組成者也。’拉士梭爾曰：’凡田主與資本家皆竊也盜也。’」並認為「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
但1905年成為梁啟超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大言倡導革命，「心醉共和政體」，甚至一度準備與孫中山合作。但在之後，他開始反對革命。導致轉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在閱讀當時歐洲知名學者伯倫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國權政治論》和波倫哈克的《國家論》之後，加上他對美國共和制度的考察，認為中國不具「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另一方面是俄羅斯1905年革命的影響。梁啟超同年寫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梁啟超在寫到「謂全俄之秘密結社，不下百數，而主義互相出入」之後，作了「中國民黨聞詞語當起如何之感」註解，於是他主張「無血革命」，也就是「君主立憲」。在此文中，他說：「吾以為今此俄民之要求（指廢除土地私有權），苟其不成，固無論矣；即其成也，而所生之影響，猶至可危。可則使地球上忽失去一大帝國，或則使帝國將來之騷動，倍蓰十百於今日焉。」可見，梁啟超開始反對革命。
1907年，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刊登了吳仲遙的《社會主義論》，並為之作序。梁在序文中說：「社會主義，雖不敢謂為世界唯一之大問題，要之為世界數大問題中之一而占極重要之位置者也。此問題之發生，與國富之膨脹為正比例。」雖然他中國那時還無「國富膨脹」的問題，但他還是建議要對社會主義進行研究。他認為：「但使我國家既進步而馳騁於世界競爭之林，則夫今日世界各國之大問題，自無不相隨以移植於我國，又勢之必至也。」「然則社會主義一問題，無論以世界人類一分子之資格，或以中國國民一分子之資格，而皆不容以對岸火災視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梁啟超遊歷歐洲時，曾想親自去蘇聯看看具體情況，卻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這一願望。在《歐游心影錄節錄》中，他認為十月革命「將來歷史價值，最少也不在法國大革命之下，影響自然是及於別國。」後來在演講中這樣評論列寧：「以人格論，在現在以列寧為最，其刻苦精神，其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義能見實行。」
當時，各種社會主義理論湧入中國，其中有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讀互助主義、實用主義、泛勞動主義、新村主義。梁啟超發起的共學社也大力翻譯與介紹有關馬克思主義方面的書。但他不同意馬克思的說法，認為中國不存在無產階級。他反對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提倡「生產機關」「歸到國家」，反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
1921年寫了《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長文，支持張東蓀與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馬克思主義者論戰。他在文中說：「吾認為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者階級」。「故中國之社會運動，當以多數人取得勞動者地位為第一義」。1925年，他又在《無產階級與無業階級》中說：「中國社會到底有階級的分野沒有呢？我其實不敢說，若勉強說有，則我以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成對待名詞，只有有業階級和無業階級成對待名詞。什麼是有業階級？如農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內）、買賣人（商店東家和夥計都包在內）、學堂教習、小官吏與及靠現賣氣力吃飯的各種工人等，這些人或有產，或無產，很難就’產’上畫出個分野來。什麼是無業階級？如闊官、闊軍人、政黨領袖及黨員、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國宣傳部津貼的學生、強盜（穿軍營制服的包在內）、乞丐（穿長衫馬褂的包在內）與及其他之貪吃懶做的各種人等，這些人也是或有產，或無產，很難就’產’上畫出個分野來。」
雖然只存在有業階級與無業階級，但梁啟超看到”無業階級的人臉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們隨時可以自行充當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說’聯即國家’，他們說’我即國民’。他們隨時可以把最時髦的主義頂在頭上，靠主義做飯碗。記得前車上海報上載有一段新聞說，一位穿洋裝帶著金絲眼鏡的青年，坐洋車向龍華去，一路上拿手仗打洋車伕帶著腳踢，口中不絕亂罵道：「我要趕著赴勞工大會，你誤了我的鐘點，該死該死。’這段話也許是虛編出來挖酷人，其實像這類的怪相也真不少。」
所以梁啟超說：「我近來極厭聞所謂什麼主義什麼主義，因為無論何種主義，一到中國人手裡，都變成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他主張：「歐美人今天的運動，大抵都打著’無產階級打倒有產階級’的旗號，這個旗號我認為在中國不適用，應改寫道：’有業階級打倒無業階級！’」
梁啟超寫這篇文章時是1925年，那年發生了「五卅慘案」。他後來在給《給孩子們書》中說：「這回上海事件，純是共產黨預定計畫（劃），頑固驕傲的英僑和英官吏湊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勱、百里輩不說話，就是為此。但我不能不說，他們也以為然（但嫌我說得太多）。」他又在《與順兒書》中又說：「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產黨脅迫。其手段在闖入工場，打毀機器，或把燒火人捉去。現在到處發現工人和共產黨鬧事（因不願罷工而打），實為珍聞。」
1926年1月2日《給孩子們書》中說；「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伕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到了北京時，我除了為了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裡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於和我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同年3月29日，在《給孩子們書》說：「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驟增數萬，而所謂總工會每月抽勒十餘萬元供宣傳費（養黨人），有業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說了。」這一點梁啟超分析是不到位的，如果他活到中共建政以後的話，他會發現老實巴交的「老郭、老吳、唐五”們也被共產黨發動起來，對他進行批判。
梁啟超不喜歡共產黨，他參與創辦的中原公司被共產黨「共了產」，於是他在給孩子們的書信中，多次把他的尿血症稱為「赤禍」、「赤化」。如果說上面這些只是他對共產黨發起「工潮」不滿的話，那麼下面這些就是直接對共產黨進行批評了。
1925年9月3日的《與順兒書》說：「共產黨橫行，廣東不必說了，（廣東完全變了外蒙古，鮑羅廷即唯一之主權者。）」
1927年3月29日，在《給孩子們書》說：「其最大致命傷在不能脫離鮑羅庭、加倫的羈絆–蔣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軍人屢思反抗俄國勢力，每發動一次輒失敗一次，結果還是屈服–國民黨早已成過去名辭，黨軍所至之地，即是共產黨地盤，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盡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不惟唐生智頭痛，連蔣介石們也頭痛，總而言之，共產黨受第三國際訓練，組織力太強了，現在真是無敵於天下，我們常說’他們有組織，我們沒有組織’。誰知陳銘樞給他的朋友的信（我親看見的）說的也正是這兩句話，現在倒蔣陳、倒唐之聲大盛於兩湖、江西。李濟琛在廣東想自己練些非共產的軍隊（四師），到底被他們破壞練不成功，蔣、唐他們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軍隊不在他們手裡’，不錯，現在南方軍人確非共產派，但他們將來必倒在共產派手上無疑。現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
蔣介石發起「四一二」事件之後，於是他5月5日在《給孩子們書》中這樣說：
「受病的總根原，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主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並非指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刀俎上肉。這種實例，真是舉不勝舉，我也沒有懲麼閒工夫來列舉他。’黨軍可愛，黨人可殺’，這兩句早已成為南方極流行的格言，連最近吳稚暉彈劫共產黨的呈文上都已引及。但近來黨人可殺的怨聲雖日日增加，而黨軍可愛的頌聲卻日日減少，因為附和日多，軍隊的素質遠不如前了。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怨，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旱已變做黨人了，被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報上所說幾次婦女裸體遊行，的確的確是真的，諸如此類之舉動，其舉不勝舉。）半年以來的兩湖，最近兩個月的江西，（今年年底兩湖人非全數餓死不可，因為田已全部沒有人耕，工商業更連根拔盡。）凡是稍為安分守己的人，簡直是不容有生存之餘地。（今日見著一位湖南人，說他們家鄉有兩句極通行話，說道：’今年湖南人沒有飯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沒有人吃飯’。這句真一點不錯。）」
「這種罪惡當然十有九是由共產黨主動；但共產黨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著陷在罪惡之海了。原來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的共產黨，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犧牲了中國，來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國人當然以此為得計，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卻是對於中國太辣手了。近來南北兩方同時破獲共產黨機關–即俄使館及領館發現出那些文件（現在發表的還不到十分一、二），真真可怕，真真可恨。現在國內各種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國際的預先計畫，中國人簡直是他們的機械。即如這回南京事件，思永來信痛恨美國報紙造謠。不錯，歐美人免不了有些誇大其詞（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搶領事館等等，類似義和團的舉動誰也不能否認。（據說被姦淫的外國婦女至少有兩起，還有些男人被雞姦，說也來真是中國人的恥辱。）這種事的確是預定計畫，由正式軍隊發命令干的。為什麼如此呢？就是因共產黨和蔣介石過不去，要開他頑笑，毀他信用。共產黨中央執行會的議決，’要在反對派勢力範圍內，起極端排外運動，殺人放火，姦淫搶掠手段，一切皆可應用’。這個議案近來在俄使館發現，已經全文影印出來了。（俄人陰謀本來大家都猜著許多分，這回破獲的文件其狠毒卻真意想不到，大家從前所猜還不到十分之二、三哩。）他們本來要在北方這樣鬧，但一時未能下手。蔣介石當然也是他們的’反對派’，所以在南京先試一下。他們最盼望帝國主義者高壓中國，愈高壓則他們的運動愈順利。自五卅慘案以來，英國完全上了他們的當，簡直是替他們做工作。他們的戰略真周密極了，巧妙極了，但到他們計畫全部實現時，中國全部土地變成沙漠，全部人民變成餓殍罷了。」
「共產黨如此，國民黨又怎麼樣呢？近年來的國民黨本是共產黨跑入去借屍還魂的。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句結，西和那個軍問句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己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孫文病倒在北京時，一切行動都在鮑羅庭和汪精衛監視之下，凡見一客都先要得鮑羅庭的許可，每天早半天鮑或鮑妻在病榻前總要兩、三點鐘之久，鮑出後孫便長太息一聲，天天如是，此是近來國民黨人才說出來的，千真萬真。）自黃埔軍官成立以來，只有共產黨的活動，那裡有國民黨的活動。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佔領，那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揮而成功者。（說來真可恥，簡直俄人來替我們革命。）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除了這些之外，國民黨還有什麼目標來指導民眾？所以從國民黨中把共黨剔去，（這幾天五一節、五四節等，不惟北京銷聲匿跡，即黨軍所在地，也奄奄無生氣，可以窺見此中消息。）國民黨簡直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了。近來蔣介石們不堪共黨的壓迫，已經翻過臉，宣言「討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時共黨勢力範圍內也天天殘殺右派。（前面那幾張紙都是十天以前陸續寫的，現在情形天天劇變，很有些成了廢話了。）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黨人殺黨人–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一萬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可憐這些人糊里糊塗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尤可駭怪者，他們自左右派火並以來，各各分頭去勾結北方軍閥：蔣介石勾孫傳芳，唐生智勾吳佩孚（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雙方又都勾張作霖。北軍閥固然不要臉，南黨閥也還像個人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可見所謂什麼為主義而戰，都是騙人，現在揭開假面孔，真形畢露了。現在軍事上，形勢蔣派似頗有利，其實他們黨的內部，早已是共產黨做了主人翁，共黨也斷不肯拋棄’國黨’這件外套。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真的勝利–不會像俄國那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現在南方大多數人都天天盼望外國人來收拾。這種卑劣心理之可恥可痛，自無待言。其實外國人又何能收拾，只有增加擾亂的成分，把垂死的國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罷了。」
同月11日《與順兒書》說：「南方黨軍已到潮落的時候，其力不能侵北，卻是共產黨的毒菌在社會傳播已深，全國只有一天一天趨到混亂，舉國中無一可以勘定大難之人，真是不了。」
當時武漢與南京分別存在以汪精衛和蔣介石為代表的政府，在「寧漢合流」之前的六月十五日，梁啟超在《給孩子們書》對局勢做出分析：「以現在局勢論，若南京派得勢，當然無避地之必要；若武漢派得勢，不獨我要避地，京津間無論何人都不能安居了。以常理論，武漢派似無成功之可能。然中國現情，多不可以常理測度，所以不能不做種種準備。」
於是他為了避難，甚至把錢寄給遠在美國長女梁思順（即梁令嫻），以備避難的時候用。最後果然是蔣介石派勝利了，梁啟超用不著「避難」。雖然他在孫中山去世以「為目的不擇手段”評價孫中山，但他去世時，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閻錫山、北平特別市市長何其鞏還向其送了輓聯。閻錫山的輓聯是：「著作等身，試問當代英年，有幾多私淑弟子；澄清攬轡，深慨同時群彥，更誰是繼起人才？」
「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可見梁啟超的先見之明。在梁啟超剛好去世20週年的時候，共產黨終於依靠「強盜」、「小偷」、「土棍」、「流氓」，借「抗日戰爭豐滿了羽毛」，借助於「蘇聯人的幫助」與「美國人幼稚」，以及利用「蔣介石的人性」打敗了國民黨，正式開始禍害全中國，直到今年正好60週年。
梁啟超曾說：「中國全部土地變成沙漠，全部人民變成餓殍罷了」、「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確實中共發起內戰，導致數千萬的人死亡。其建政後，又導致數千萬上億的人死亡，單單是六十年代的大饑荒就至少導致3600萬以上的人餓死，以及導致數億人受到迫害。而現在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經荒漠化。這一切卻是罪惡纍纍，不出梁啟超所料。
全國人民這樣，梁啟超的家人與後代也不例外：梁啟超二夫人王桂荃文革中受迫害，1968年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梁啟超給其寫信討論共產黨最多的長女梁思順，1966年文革爆發時受迫害自殺；長子梁思成雖然為中共政權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但他還是在1972年因受迫害去世；著名的圖書館學家梁思莊文革中被被揪；追隨共產黨參加新四軍的梁思寧，早在1948年就被開除黨籍……對此，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文革中對表妹、梁思莊的女兒總結說：「梁氏家族全軍覆沒。」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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