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每年中國新年回老家過年之後回來，總要有一週多的時間，沉浸在失敗、無力、沮喪、浮躁的情緒裡難以自拔。我一直以為只有我是這樣，一次和一個老鄉朋友喝酒時，他表達了同樣的感受，因為不願意承受這種痛苦感，他已經兩年中國新年沒有回老家了。什麼時候，老家——那個曾一度被我們認為是「熱愛的故鄉」的地方，變成了一個我們不願意回去的地方？
我的老家在山東南端，一個叫郯城縣的地方，接近江蘇地界，我在這裡出生、成長，20歲的時候離開這裡，之後又回來在這裡生活了四年，直到2000年初到北京，才算漸漸把根拔離了那裏。這是一個慘痛的過程。
可是我真的走了。走的如此決絕。十年中除了每年過中國新年回家看看，中間很少回去，但每次回去的時候，都會像一個喜歡回憶的老人那樣，到縣醫院後面的護城河橋上、縣電影院的門前、栗子樹林、烈士陵園橋……等等這些地方看看，這些地方留下了太多我少年生活的影子。我知道，自己留戀的只是我的過去，還有留在這裡要一輩子生活下去的親人和朋友。我知道，自小便有過顛簸流離經歷的我，故鄉的觀念並不濃厚。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有著這樣的錯覺：我深愛著這個地方，這愛如同癡情的少年情懷，我堅信有一天我老了，會回到這裡來，和同樣老了的朋友一起蹲在牆根下喝酒……
可這是錯覺。離家十年，我終於知道，這是錯覺。
我的二叔窮盡畢生積蓄蓋的房子，到完成主體工程之後，再也沒有錢繼續蓋下去。就是蓋這麼幾間破房子，都要走後門給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人送錢，否則說不定哪天，就會來鏟車把房子剷除。縣城裡蓋了大量的商品房賣不掉，殃及到百姓身上，那就是誰也不准建設新房。在故鄉聽到的最多的話，要麼是「請喝一氣」，要麼是「送點錢」，這已經成為故鄉的一大習俗，沒有這兩點，什麼事也做不成。
我六叔的賣豬肉生意，因為被人壟斷經營，很難再繼續下去，偷偷摸摸地殺幾頭豬，隨時要防備執法人員。我對他說，你這樣做是不對的，是違法的。他說，這麼做是迫不得已，不然賺的錢都不夠交費蓋章的。這次回家，和六叔做同樣生意的人找到我，說因為他們少蓋了一個章被執法人員打了，被打的人有孕婦、有正在上高中的女孩，有的還被打得住了院，問我能不能寫點東西。這對我而言是十分艱難的事情，我不是記者，我不認識任何一位當官的，我的筆也沒幾分份量……可最終的恥辱感還是讓我覺得應該做些什麼。
一位在政府工作被我視為老大哥的人打電話告誡我說，要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不要給家鄉抹黑，你離開十年了，從來沒給家鄉添過亂，這次不要管了。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放下電話之後我的心卻塌陷一般難受，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被家鄉放到一個敵對的搗亂者的位置上來。我甚至覺得真的是我錯了，可這個想法讓我驚覺，如果我認為自己錯了，那麼就說明我認為暴力行為是對的。暫不說被打的人有錯，是主動還是被動，即便是主動，也絕不至於被用橡皮棍圍毆。
什麼是真相？在執政者看來，真相就是你們這些刁民不服管理不聽話，政府動用橡皮棍和拘留所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刁民們看來，真相就是你的棍子打在我的身上之後沒有正當的說法，那麼刁民們就會給你們一個說法。
我不認為有著十多年交情的老大哥會對我有什麼意見，我理解當他打這個電話的時候，不是在用朋友的口吻和我說話，而是代表一個體制在對我說話，這個時候，體制已經如一部機器運轉起來，他也是身不由己。他的這個電話，只是明確了我的這樣一個印象：故鄉已經淪陷，我不用再想在年老的時候，再回去和老友喝一杯酒了。我第一次明白，在建設公民社會的呼聲吆喝了這麼多年之後，在我偏遠的故鄉，沒有幾個人真正聽到和理解這個聲音；我終於瞭解，我在外面所感受到的社會進步，回到我的故鄉看不到多少痕跡，一切依舊是按照原有的規則和潛規則在運轉；我第一次發現，永永遠遠再也不要期待在我有生之年，看到我生命中的那些親人們包括我自己，能在那片土地上真正有尊嚴地活著……卑躬屈膝，安心地當一個順民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可我選擇不做。
我不再認為那裏民風淳樸，同樣更不相信那裏有一個可以用厚道方式對待百姓的政府。百姓在用不合作的方式甚至暴力的方式來與權威對抗，而權威反而實施更為激烈的暴力手段打壓。粉飾太平者飛黃騰達，投機取巧者意氣風發。這就是我重新認識到的鄉土中國。
去年底的時候，幾位青年知識份子連續發表了數篇關於故鄉淪陷的文章。孟波發表了《不能承受的故鄉底層淪陷之重》，熊培雲發表了《我的故鄉因何淪陷》，十年砍柴發表了《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潘采夫發表了《誰家故鄉不淪陷？》。一切如孟波所寫的那樣，「淪陷之後，失去的是正義公平，流行的是『叢林法則』。鄉親們一方面要面臨強大的基層『利維坦』，另一方面，灰黑勢力像一張網一樣時時『在場』，虎視眈眈。」那時我還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故鄉沒有淪陷，事實證明這不過是自欺欺人。我終於和所有逃離故鄉的人一樣，開始承受這躲不掉的故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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