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陳凱歌的《梅蘭芳》相比《無極》來說，惡評相對要減少了不少，人們雖然也有對影片不滿的，但還不像《無極》那樣引來一片嘲笑聲，影片雖沒有達到《霸王別姬》的高度，但對傳統京劇的推廣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關於《梅蘭芳》，不少影評家都寫出了非常精彩到位的影評，不再一一重覆，這裏只做一下思考的延伸。
一、陳凱歌與張藝謀
首先要說的是，陳凱歌不同於張藝謀，我個人一直較傾向於認為陳凱歌先生是內地導演中少數比較可敬的導演之一，之所以說他可敬，並非因為其他，僅僅是因為陳凱歌一直是一個在思考的導演。一個導演能夠對人生、對世界進行認真的思考，而不是唯上令是從，這在自由國度來說只是基本品格，但在中國來說就是可貴的品格了。儘管我們對陳導思考出來的影片不一定完全認同或欣賞，但一個人能夠保持獨立的思考，這本身就是可敬的。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在當年《霸王別姬》獲大獎之後，陳導傲氣沖天，不把任何人放到眼裏，國內媒體沒少這方面的冷嘲熱諷，而在《無極》受到批評之後，等到梅片的時候，出現在人們面前的陳導居然顯得謙和近人，令人吃了一驚，這種轉變真非一般人所能為，非身邊有高人「軟語商量」難以做到。
當然，如果陳導當年的傲氣是像關公一樣的傲上，是不向權貴、低俗勢力折腰，那麼這種傲骨之氣不改也罷。這樣的傲骨之氣改掉的同時，常常伴隨著才華的流失。當然，傲上是高貴的品質，傲下就是勢利的別稱了，無論是否傲上，謙和近人都是一種境界。
比較一下陳凱歌和張藝謀的影片是非常有趣味的，陳凱歌的影片，即使內容激烈如《霸王別姬》，也總有一種內在的優雅；而張藝謀的影片，即使當年大紅大紫的《紅高粱》，也無法擺脫一種內在的粗俗。
「電影《梅蘭芳》有著陳凱歌先生的一貫簽名：優雅、美麗而有力的視聽語言，複雜而順暢的鏡頭內部調度，鑲嵌在故事裏的雜耍蒙太奇、富於哲理意味的台詞。」（郝建語）這種評價是非常準確、細膩的。
二、《小城之春》與「紙枷鎖」
陳凱歌導演的影片是優雅的，還有一部影片同樣是優雅的，這就是1948年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
《小城之春》四八年在上海初上映時反應平平，四十年後復映時卻被海外評為中國電影的巔峰。現在更是被海內外一致認為是中國百年電影經典中的經典。
「我住在一個小城裏，每天過著沒有變化的日子，早晨買完菜總喜歡到城頭上走一趟，這在我已成了習慣。人在城頭上走著，就好像離開了這個世界，眼睛裏不看見什麼，心裏也不想著什麼，要不是手裏拿著菜籃子和我先生生病吃的藥，也許就整天不回家……《小城之春》就這樣開始敘述九十分鐘的故事，小城裏一片死寂，只有五個人一隻雞是活的生物。短短十天十夜，舊情人章志忱的突然造訪撥亂了周玉紋積澱心中十年的春心，丈夫戴禮言沉屙纏身六年，本以為已成灰燼的情感竟復燃起來。妹妹戴秀暗戀章志忱，哥哥亦有心促成一段姻緣，無奈章周兩人舊情未泯，藕斷絲連，內心的情慾和道德的迷茫互為交織……戴禮言決定服毒自盡以成全志忱和玉紋，被玉紋和志忱發現救活……影片的結尾青年醫生章志忱從哪裏來又回到哪裏去，周玉紋和丈夫戴禮言站在城牆上揮手送別……」
故事非常的簡單，但影片拍的非常的唯美。為何這麼簡單的故事，能被公認為中國電影的代表作？因為影片完美的藝術形式是建立在令人不能不肅然起敬的倫理之上的。
「孔子的人生哲學，倫理原則，一切做人的道德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宗教，支配著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精神生活。（費穆）」影片《小城之春》正是表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優秀的一面——「發乎情止乎禮」。
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這種禮儀不是指繁文縟禮，更不是程朱解釋走樣變形的三綱五常（把孔孟所提倡的雙向互相尊重歪解成了單向絕對服從），而是指一些應該持守的有助於人與人之間和諧平等相處的社會道德倫理。比如作為當權者的「禮賢下士」，比如夫妻間的「相敬如賓」，比如不同年齡間的「尊老愛幼」等。
這些優秀的傳統倫理道德雖經千年，依舊能夠引起人內心的敬意。《小城之春》為何能使西方評論家驚嘆，除了影片完美純淨的藝術形式外，更是對我中華優秀文化倫理道德的嘆服。
此前分析的《倩女幽魂》，為何能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至今依舊稱為經典，也是因為《倩女幽魂》中張國榮飾演的寧采臣形象地再現了傳統文化中「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美色不能誘」等優秀高貴的一面。
志忱和玉紋之間的感情是壓抑的，但他們壓抑的是不合禮儀倫理的一面。人性中有向善向好的一面，也有動物性衝動的一面。禮儀、倫理就是人類從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聖人設定的區別於原始人的行為準則。禮儀、倫理都是紙枷鎖，如果志忱和玉紋想掙脫，那很容易。影片的背景是戰亂下的小城，他們如果私奔甚至不會面臨任何輿論的批評，但他們沒有。
玉紋還要照顧生病的禮言，比愛情更大的是責任，是當初的一份承諾，而志忱同樣不能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好朋友的痛苦之上，禮言對他不薄；而且禮言不是壞人，雖然他有病在身，不能履行丈夫的責任，但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禮言人雖軟弱，但他是善良的，他不想傷害任何人。同樣，一個善良的人，他也不應當受到傷害，這就是社會得以維繫的倫理。
你有你的精彩世界，我有我的平靜生活，影片在撞擊之下很快歸於平靜，不同的生活方式碰撞之後各自回到原來軌跡，這是一種相互尊重，是一種價值多元。
影片的背景是戰亂下的小城，在更深的寓意上，戰爭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道德淪喪，是世道人心的敗壞，世道人心的敗壞「可比什麼強盜，什麼瘟疫，什麼荒年、火災、兵災更可怕」（羅生門1950）。在戰亂之下能夠堅守倫理道德，堅守禮儀（子路臨逝正衣冠），這種風雨飄搖下的堅守，就像在槍口下堅守正義，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小城之春》正是表現了這樣幾個人，雖在戰亂之中，依舊持守禮儀，這樣的影片是讓西方人不能不對中華文化心生敬意的。
《小城之春》演繹了禮儀倫理紙枷鎖下的幾個人，並對這種紙枷鎖給予了詩意的肯定。
自由從來都不是無限制的，一個人只有對禮儀、倫理有所敬畏，才能區別於原始人，那種打破一切，破壞一切（如馬斯毛文化文革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摧毀），看似無限豪情，其實只是一種原始人野蠻人的衝動。
阮籍說，「禮法其為我輩而設？」並不是不要禮法，而是對自上而下的單項禮法要求的一種反叛，其內心憧憬的恰恰是先秦時期的雙向尊重。其「非暴力不合作」，「只畏天地不畏君」，以放誕反抗專制、鄙睨維護專制的奴性文人，而非下層普通百姓，毅然撕破專制者的紙枷鎖而只順從自己內心道德律的紙枷鎖，更是一種古時的高士情懷。
比較一下阮籍和錢鍾書，錢鍾書雖也稱為名士，敢對其他相同級別的文化名人不屑一顧（錢的《圍城》諷刺的對象是其他知識份子，而不是對弱勢群體、下層群眾，相比較那些搞精英聯盟、諷刺的矛頭只會指向普通百姓的人還是更值得肯定的），但一遇專制官僚，也難免立刻笑臉堆歡，而阮籍、嵇康等人卻能堅守非暴力不合作，對權貴大翻白眼，這種古之名士相比於今之名士，其氣節、風骨不能不說更高一個級別。古人風骨在現代知識分子中的軟骨病化，也是傳統文化中優秀的一面傳承衰落的一個表現。
所以，紙枷鎖假如是禮儀、倫理、道德律的紙枷鎖，那麼就是值得肯定的，戴著它是有正面意義的。相反，假如是專制的紙枷鎖，那麼撕破它才是積極的。
三、「溫柔地抵抗」與「溫柔者也抵抗」
電影《梅蘭芳》人們提到的最多的就是「紙枷鎖」和溫柔地抵抗。前面對紙枷鎖進行了一下思考上的延伸，下面再簡單的說一下溫柔地抵抗。
簡單的比較一下兩個詞語：「溫柔地抵抗」與「溫柔者也抵抗」，會發現「溫柔地抵抗」強調的是抵抗的溫柔，而「溫柔者也抵抗」強調的則是抵抗。「溫柔地抵抗」顯得多少有些壓抑，而「溫柔者也抵抗」給人的感覺則是積極的。
現在中國隨著社會的分裂，很多一向「溫柔」的人也加入了反抗專制的洪流之中，「溫柔者也抵抗」，連溫柔者都忍不住起來抵抗了，可見專制的日子真是不多了。
至於抵抗是不是一定要溫柔？這主要取決於壓迫是不是溫柔，假如不去討論壓迫是不是溫柔，而只片面強調抵抗要溫柔，那麼這顯然是無意中被馬斯毛文化病毒感染了。
陳凱歌導演是一個不斷思考的導演，但中共動輒以數百億的資金四處擴散馬斯毛文化病毒，所以任何人被無意中感染都不奇怪了。
比較一下《梅蘭芳》和《霸王別姬》，《霸王別姬》中國民黨沒有日本人尊重傳統京劇，共產黨沒有國民黨尊重傳統京劇，具有非常鮮明的批判意識，而《梅蘭芳》「蓄鬚明志」一段則退回到民族主義，這在陳導的思想歷程上，不能不說是一種退步，從而也限制了影片能夠達到的高度，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梅蘭芳》雖沒有達到《霸王別姬》的高度，但對京劇的推廣，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挽救，或多或少的還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梅蘭芳》也可以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梅蘭芳》雖然票房不算特別高，但比一些毫無意義的低俗影片如《非誠勿擾》等顯然更具有文化品味，而陳凱歌導演經常致力於推廣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這或者也使他應該獲得比其他導演更多的人們的尊敬？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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