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絕大多數共產國家的確已同時實現「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只有北韓和古巴還死抱著共產體制不放。而中國和越南雖已大幅度開放了經濟自由，但在政治民主和自由卻仍原地踏步，甚至不進反退。

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難兩全

儘管「體制變革」並不順遂，但在運輸和通信、網際網路高科技的帶動下，「全球化」形成了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而地球暖化、氣候異常、成長極限來臨、人類社會沈淪，乃至瀕臨滅絕邊緣的言論和癥兆，充斥人間；「人心回升」、「儉樸生活」、「返本歸真」等等的呼聲也此起彼落。在盈庭的檢討聲中，也不乏對於中共堅守共產獨裁權力、「民主中國」無法實現，以及自由經濟只以「半吊子」面目實現的討論。

其中，經濟自由、政治民主較多獲正面看待，但也有視為「禍害因素」的說法，2008年下半年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嘯，及其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大衰退，就是典例。主因之一是「自由」的基本觀念在今日還是混沌不清，甚至被誤導、污衊、指鹿為馬。所謂「人者心之器」，而「心」又被「觀念」帶動，因而尋回正確的自由觀念更加顯得重要。

這種省思對於共產中國的重要性固然不需多言，就是經濟和政治都已自由的台灣，也不能輕忽。今天的台灣，繼「經濟奇蹟」之後，歷經1996年的總統直接民選，以及2000年「政黨輪替」的實現，似乎又創造了「政治奇蹟」；而政治奇蹟的具體意義，就是「民主政治」和「政治自由」的落實。衡諸現實，進入21世紀的台灣居民，可說已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在「言論自由」上不只沒有禁忌，還因為缺乏必要的民主素養而被濫用，對於「自由的真諦」也在迷茫中，有著非常大的改善空間。

不過，雖然台灣離理想的民主境界還有一段距離，但比起其他地區來，成就還是相當可觀。當然這項成就並不是自然演變而來，而是諸多前輩堅持理想、犧牲奉獻，經過一段漫長奮鬥時日之後才得到的。在這些令人崇敬的人物中，1995年12月23日逝世的夏道平先生，無疑是頂重要的一位。

事實上，被引以為驕傲的台灣經濟奇蹟，其基礎的奠定必須溯自1950年代末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可惜當年的舵手尹仲容先生於1963年逝世後，經濟自由化就停頓下來，以致往後台灣經濟的發展並不順遂。後來除了1980年代中期以來推動的「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外，較具規模的「經濟自由化運動」，應屬1995年被稱為跨世紀工程的「亞太營運中心」；而其基本精神也就是「自由經濟」。不過，這項方向正確的工作，其進程坎坷，甚至被誤解為「西進中國」方案。不但立法部門難以配合，連主其事的政府部門，也不能有效推動。究其原因，自由經濟理念的缺乏應是關鍵。此與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之半途而廢，如出一轍。

回顧自由經濟觀念歷經五十多年來，依然成效不彰、甚至還倒退，正足以顯示「觀念」的威力，也顯示觀念建立、傳布之不易。哲人曾說：「拔除一個信念（觀念）要比拔除一顆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的確如此！而拔除一個觀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個觀念更不簡單，在長期戒嚴下的台灣，自由經濟理念的植根工作本就困難，更何況自由經濟導師一直都是鳳毛麟角；而夏道平先生正是其中之佼佼者。

自由民主和經濟自由理念，兩者之間的關係異常密切，但同時兼具兩者的思想家卻極為罕見，夏道平先生卻正是這樣的一個「稀有人物」。雖然夏先生名氣不算很高，但其學養和風範，確有如和煦的春風，也像涓涓的細水、長期耐心傳布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影響極為深遠；在此人類生死存亡的重要時刻，更凸顯其光輝和重要。

在金融海嘯肆虐，自由經濟、自由市場被誤解、誣衊的現時，更讓我們深深感念、緬懷夏先生，此時也是重新將夏先生的得道歷程，以及他一貫堅持的自由經濟、政治民主自由理念與精神，加以闡述、詮釋的良機。而夏先生早年在白色恐怖、顛沛流離的年代，不但勇敢秉持自由經濟理念痛批時政，卻又能免於牢獄之災的神奇能耐，也一直令人好奇和津津樂道。他究竟如何在平凡中展現偉大，成就其典範呢？他所堅守的理念又具有什麼內涵呢？我們就由夏先生的如何走上「自由經濟」思路開始談起。

使夏道平先生走向自由經濟思路的雷震先生。（網絡圖片）

夏道平如何走向「自由經濟的思路」

夏先生在1907年5月誕生於湖北省大冶縣保安鎮的一個九代同堂大家庭裏，是父母的獨生子，全鎮人口不到一千人，都以開店鋪做生意為生。他的家算是一鎮的巨富，也是地主階級，因而請得起家塾老師。在四位老師中，長於詞章學、作文講究謹嚴的桐城義法的杜星符先生最有啟蒙作用，夏先生寫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其布局、結構、字斟句酌的不苟且草率，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在因緣際會中，夏先生以「同等學力」考進新制學校，之後於1929年考進武漢大學文預料，兩年畢業後直升到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一年級時先被一位剛從德國回來的先生教經濟學，所教的正是當時德國流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而這位老師同時對三年級學生教授從鐵血宰相俾斯麥以來的那套經濟政策。因此，夏先生自認在起步唸經濟學時，被誤導到「非」經濟學的歧途。

還好的是，夏先生到二、三年級時不但脫離了那位老師，還適時被好幾位從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回來的教授導正，才免於繼續往歧路走。武大畢業後，夏先生留校當助教，本想趁機多讀些書、學好外語、準備公費留學考試，奈何兩年後抗日戰爭爆發了。在往後動盪的八年中，武大遷到四川，夏先生也隨著到後方，但也同樣逃不掉慘遭重大轟炸的命運。在幾次死裏逃生之後，覺得現代戰爭沒有前後方區別，乃毅然離校到洛陽前線任一文職軍官，到抗戰後期轉回重慶，任職於「國民參政會」。就在國民參政會的這一階段，才使夏先生走上「自由經濟的思路」。

「國民參政會」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央民意機關。夏先生回憶說，當時政府所遴選的參政員，的確是各界、各黨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學術教育界一向秉持清議的名流，大都在內。在這樣一個論政機構中的工作者，只要心靈沒有自我封閉，在耳濡目染中，自然會吸收或多或少得以抗拒種種反自由的政治神話之抗生素。夏先生在國民參政會任職的單位叫做「經濟建設策進會」，該會的組成人員是幾位參政員，經常主持會務的是參政會的副秘書長雷震先生，夏先生當時的職位是會中研究室主任。當時所謂的研究，不過是審閱民間陳情申訴的文件，加以簽註擬辦意見而已。雖然由於工作業務，得以對當時經濟管制流弊增加一些認如，但對經濟管制本身之必然為害，夏先生卻還沒有深一層的理解。

真正使夏先生走向自由經濟思路的種因是雷震先生，這位在參政會是夏先生頂頭上司的雷先生，就是影響台灣民主化既深且遠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人。由於雷先生不擺官架子，身為下屬的夏先生乃與之成為朋友。戰後還都南京，夏先生就在雷震家的餐會中首次會見胡適先生，而胡適和雷震兩位先生是《自由中國》的靈魂和骨幹。夏先生之所以與《自由中國》自始至終的關係，就是在國民參政會時段結緣的。

《自由中國》總共出刊249期，社論共有429篇，其中116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網絡圖片）

《自由中國》時期的夏道平

《自由中國》半月刊是1949年11月在臺北市創刊的政論性雜誌，共有十一年的壽命（1960年9月被禁）。那段時期的台灣政治氣候，被夏先生形容為「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就是「風雨晦冥期」，既不同於當時中國的雷霆鬥、日月昏，也與變天過程中風雲詭譎的1980年代的台灣有別。
《自由中國》總共出刊249期，社論共有429篇，其中116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先生以本名或筆名寫的和譯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評。總之，夏先生是《自由中國》的一隻健筆，已故的臺大張忠棟教授稱之為「如椽大筆」。

雖然《自由中國》半月刊當年風靡一時，對社會人心發生重大影響，以至今日仍有人稱頌讚揚有加，而夏先生是該刊不可少的人物；但夏先生卻相對地被忽視，與殷海光先生比，遜色許多。張忠棟認為原因在於殷先生被取消臺大教學的權利，出國遭遇困難，最後又得了癌症，晚年的生活充滿了困厄，所以他的言論角色得到特別的彰顯。相對地，夏先生性情比較平和，而《自由中國》結束後，夏先生也一直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雖有一些橫逆，但都平順度過，因而其當年的政論文章，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其實，夏先生寫的文章中曾有驚天動地的影響。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夏先生在1989年元月應多位朋友敦促，將其在《自由中國》的文章，依有關史料性的和問題至當時尚未解決的兩個標準選擇結集，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了《我在《自由中國》》一書，張忠棟教授在序言中就作了生動評述。張教授舉了幾篇夏先生寫的社論為例，說明夏先生的文章擲地有聲，批評的矛頭直指軍方、高層官員和官方傳播機構。最轟動的一篇是1951年6月1日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該文指出有人在土地銀行開戶，取得銀行期票，然後以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等到借貸成交的時候，即由治安機關當場出面破獲，告貸方以地下錢莊罪，而金融罪、買賣金鈔罪和地下錢莊罪當時罪名極重，都可援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進行軍事審判。該文進一步指出此案三個疑點。第一、從破案資料看，在土銀開戶的人存款不少於一百七十萬元，數額不小，似非普通人，然則此人是誰，外界不知道。第二、治安機關起訴書始終只有貸方姓名，而無借方姓名。第三、借方以一百餘萬元存於銀行，取每月四、五分利息，再用銀行期票去質借，付高達一角二至二角六的高利，這種傻瓜行為，實不可解。由於這三點疑問，夏先生在該文裡認定整個案件必非尋常，而是政府機關或政府人員為謀破案獎金，事先設計的誘民入罪案件，對於政府威信將會造成重大的傷害。

該篇社論觸怒了當時執行金融管制的軍方。但軍方保安司令部督察處長陳仙洲發表的談話，卻不直接答覆社論中所提出的疑點，而只把非法金融活動和匪諜活動扯在一起，語帶威脅地要求新聞界合作，「支持各級官員推行金融經濟措施，防範匪諜阻撓政府政策，破壞政府威信，打擊人心士氣」。由於治安單位的反應強烈，《自由中國》接著又發表一篇社論，表示贊同經濟管制，也肯定台灣經濟管制的成效，以及主管機關的認真和辛勤，同時聲明〈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絕對不是故意侮辱有關機關工作人員的操守。張忠棟教授指出，從事後的各種資料看，整個事件驚動了許多黨國要員，其中如吳國楨、陳雪屏、陶希聖和黃少谷，最為憤怒的則是當時權傾一時的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

但是〈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得到胡適先生高度的支持，他認為這篇社論「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法也很細密，可以說是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所以他「十分佩服，十分高興」。但是他正在高興的時候，聽到軍事機關有壓力的傳聞，又看到《自由中國》的新社論，感覺言論自由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因此他連寫兩封信給雷震。他的第一封信說：「《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胡適說他要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頭銜，一來表示他百分之一百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二來表示他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他的第二封信說：「自由中國不可沒有自由，不可沒有言論自由。總統和行政院長在這個國難期間，更應該切實鼓勵言論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週知的可能。此是大事，我的辭職的事是小事。我要先弄明白一點：究竟你們在臺北辦《自由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你們是否能繼續發表像〈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類批評文章？」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篇社論批評到軍方，驚動黨國大員，激起胡適的義憤，張教授認為它的價值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歷史上可以永垂不朽。大約四年之後，夏先生又為《自由中國》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從孫元錦之死想到的幾個問題〉，性質內容類似〈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結果卻大為不同。原來孫元錦是一位從中國播遷來臺的毛紡織商人，最初事業甚為順利，當時向政府繳納各種稅捐即高達三十萬元；但是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臺北經濟組組長李基光以其資金來源可疑，不斷對他敲詐，他不堪其苦，又得了肺病，終於厭世自殺。夏先生在那篇社論中報導了這一件事，進而批評政府追究工商界資金來源之不合理，治安機關的職權太濫，治安和稅收機關的獎金制度要不得，以及治安人員之濫權謀利實因為合法待遇太低。這篇同樣有骨有肉的社論已經印刷廠排字印好，正待裝訂的時候，竟然被迫抽換，那一期的《自由中國》也延遲了一天才發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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