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到58年年初，《自由中國》發表一系列的社論，討論「今日的問題」，其中也有夏道平先生寫的，譬如〈我們的軍事〉，譬如〈小地盤，大機構〉。這一系列的社論，終於引起官方傳播機構的圍剿，指《自由中國》鼓吹「反攻無望論」，主張「兩個中國」，「破壞民心士氣」，「為朱毛共匪張目」，要「扯垮反共抗俄的政府」，是「從批評政府轉向批評憲政」，是「從批評中國國民黨轉向於侮辱中國國民黨，並否定中國國民黨」。當時《中央日報》有兩篇社論，一篇是〈亡國主義和救國主義〉，一篇是〈中立主義的轉變〉，代表圍剿的意圖，轉彎抹角就是要把《自由中國》說成「亡國奴」、「漢奸」、「中立主義者」和「敵人」。

針對這些圍剿，夏先生也寫了兩篇社論，一是〈救國主義與亡國主義的對照〉，一是〈一篇血腥氣的怪論——「中立主義的轉變」〉。其中有一段話說：「《中央日報》討厭我們的言論，反對我們的言論，但它又不能從理論和事實上硬繃繃地拿出反對的理由來，只是一味地謾罵。它罵人的文章，差不多已經八股化、公式化了。就是：從罵共匪而罵到大陸淪陷前所謂『民主人士』，有時再罵罵淪陷後的所謂『靠攏份子』，然後畫龍點睛，罵到它所要罵的人。這時，一頂特製的帽子，就順便給你戴上。這樣千篇一律的公式，已成了近來官方報刊罵人文章的特色。這類的文章，有它所特有的邏輯。它可以隨便拿出一個不能成立的前提，再把這個前提像以牛頭對馬嘴一樣，硬套在一個定罪式的結論上面」。

國民大會增訂臨時條款，破壞總統任期的憲法限制，讓蔣中正三連任（乃至後來有四任、五任），也是《自由中國》和海內海外輿論當時批評的焦點。夏先生在這個題目上，先後以社論方式發表的文章，包括〈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所謂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對政經半月刊事件的觀感〉，〈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敬告我們的國大代表——團結、法統、政治買賣〉，〈怎樣才使國大的紛爭平息了的！〉〈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這些文章的文字不必引述，它們立意的剴切也無庸置疑；然而事實的發展，卻是和夏先生的想法相反，和《自由中國》的基本立場相反，為海內海外的眾望所不歸。張忠棟認為，後來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早先看去是因為雷震等人籌組反對黨，最近的一項資料顯示，由於《自由中國》的批評，特別是反對總統三連任的言論，有關方面早已準備下手，反對黨的籌組，只是給了他們一個下手的最新藉口。

自由經濟思路的養成、傳布

在《自由中國》的十一年，夏先生不但寫了深具影響力的社論，也培養了對自由經濟理念終生不渝的情操。當時，夏先生一面撰稿，一面不斷地充實自己論政的知識，特別對自由理論的鑽研更起勁，那時張佛泉和殷海光兩位先生又對夏先生助益良多，他們在自由哲學上時常辯論，雖然個人的自由理念有異，但相互卻有重要啟發性，都對自由理論的鑽研有同樣熾烈的熱情。

這裏，有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那是在《自由中國》停刊的三年前（1957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鄉詹紹啟先生寄給他一本《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雜誌，那一期正好介紹米塞斯（L. von Mises, 1881-1973）的《反資本主義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這本書的摘要，就因多讀了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於跟隨殷海光或張佛泉兩位先生走上「非理知」自由主義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69）型的「浪漫的自由主義」，張先生所講的自由是類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積極性自由主義」。而米塞斯是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第三代宗師，他們的自由主義是從市場機能的運作中發現的。

夏先生說，市場機能這個名詞，在台灣現已成為財經官員的口頭禪，也是傳播媒體的常用語。但是，真正透徹懂得市場機能的人，實在太少。它的運作微妙，非寫一本厚書無法講得清楚。不過，扼要地說，它的特徵，是在於從個人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而演繹出來的。他們在觀察社會現象時，總要落實於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的互動過程。至於社會、國家、民族，乃至階級這類集體名詞所意涵的概念，不可高於或外於活生生的個人而成為獨立的實體。所以在這種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中，真正地是「把人當人」。因而他們反對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處理社會問題。自然科學所處理的是「物」、不是「人」。如用這種方法處理社會問題，就是把「人」物化了。

在譯了米塞斯那本著作的內容摘要以後，不久夏先生又譯出他那本書的全文。米塞斯用英文寫的書有六本，夏先生譯出了三本，另兩本是《經濟學的最後基礎》（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和《人的行為》（Human Action）。《人的行為》這本書有八十多萬字，是米塞斯理論體系的代表作。

由於譯了米塞斯的三本書，激起夏先生更濃厚的興趣，進而研讀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英文著作。於是，他又譯出海耶克三本論文集中最精采的一本《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然後又譯了不屬奧國學派的德國罕有的自由經濟學家洛卜克（W. Röpke, 1900-1968）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Free Society）。

經濟學家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AFP)

篤信「理知的」自由主義

翻譯了這五本名著以後，夏先生更深切地、更週延地理解理知的自由主義，而篤定了他的自由經濟理念。由於這一理念的抱持，夏先生受到兩大益處。一是理知的自由主義者研討社會問題，不是一味地靠經驗知識，他們更憑藉先驗的推理。舉例來說，米塞斯在社會主義風靡世界、而蘇聯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制度受到世人讚賞時，他獨樹一幟，預言社會主義因扼殺市場機能而終將慘敗。海耶克在凱因斯學派聲勢赫赫的時候，痛斥他們將導致通貨膨脹率長期累增而終將陷於假相繁榮中的貧困。米塞斯、海耶克憑先驗推理的預言，現在都已實現了。

夏先生所翻譯的米塞斯和海耶克的那四本書，都是唯心主義憑先驗推理的論著，也都是二十世紀的寵兒─迷信科學萬能的知識分子所排斥的。他那時默默地翻譯那幾本書，卻是在做不合時潮而又吃力的冷門工作。但是，他卻偏好這種理論體系，而有樂在其中的自我享受，得有精神生活的安適。而且，20世紀末由於米塞斯、海耶克二人的預言實現，夏先生以前埋頭做的冷門工作，在今日台灣的學術界已博得相當的肯定，這一「不虞之舉」，又給了他意外的安慰。

《自由中國》結束後，殷海光先生也英年早逝，那時與夏先生談學問的對象是周德偉先生。這位做官而不忘學問的稀有人物，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直接受教於海耶克，夏先生也從此得以接觸更多海耶克的著作，於是更加堅定走向海耶克的自由經濟理念和體系。

夏先生特別在意的是，海耶克的自由理論體系，多年來被所謂進步分子或美國型的自由分子稱為「保守的」。而「保守的」這一標籤一經貼上，就成為時髦的言論市場中被塵封的產品，於是在一般顧客的心目中，僅憑這一標籤已可想見其品質的陳腐，用不著再去檢視了。為了破除探路者可能已被誤導的成見，夏先生特別向想了解海耶克體系的人士推介先讀海耶克的〈個人主義：真的和假的〉（Individualism: True and False）這篇文章，最好能讀原文，如此或可預防他人輕率的誤導。

經濟學家可區分為三類

夏先生將通常統統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論的底蘊分為三類，一為真正的經濟學家，二為經濟工程師，三為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這三類人同樣都是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在談經濟問題，也就很自然的把他們都叫作經濟學家。因此，在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當中，有的是魚目混珠的被捧，有的是揹黑鍋而被罵，青紅皂白不分，褒貶毀譽也就混亂了。所以夏先生特別說出辨識的方法：對於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本身已夠明顯，不必多加解說，夏先生雖看不起這種人，但也認為若這類人赤裸裸地講出他們所爭取的是什麼，也是光明磊落，無可厚非；但他們大都是每每把內心的真正企圖偽裝在富國利民的宏論中，藉以在輿論界造勢。

經濟工程師就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來做，亦即將人「物化」，這些人都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的行為所形成的公共經濟事務。至於真正的經濟學家，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的行為」。人是具有爭取自由的本性，從事不得已的選擇行為，於是演化出分工合作的互動行為，以「無形之手」或「長成的社會程序」來維繫互動行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幫忙無形之手，以法制來協助，使市場運作順暢，而非干擾或擾亂「長成的社會秩序」。有這樣的基本認識，才能走向正確經濟學家的思路。

夏先生的這種看法，當然得罪不少人，但終其一生堅持不渝，而此種自由經濟理念如今卻已綻放出炫人光芒。

在《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夏先生曾在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銘傳商專等校教學，繼續傳布自由經濟理念。退休之後，因緣際會進到中華經濟研究院擔任特約研究員。
那是1981年那一場「蔣（碩傑）王（作榮）論戰」時候，夏先生深受蔣碩傑先生兩篇文章感動，乃寫信給蔣先生表示敬佩和支持。蔣先生乃邀夏先生到中經院從事改稿和編輯《經濟前瞻》季刊（自1995年1月起改為雙月刊）的工作。於是自由經濟的種籽乃播到中經院研究員身上，而遠流出版公司一系列的《自由主義譯叢》，就是此種成果的展現。

信奉「基督教」以終

夏先生之信教是由於求知慾要找一個最後歸宿，他之選信「基督教」有兩個原因：一是上面已講到的基督教的上帝耶和華與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中的「天」，同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這一超邏輯的信仰，畢竟解答了知識面認為不可思議的問題－－如何由「無極」的「無」而生所有的「有」？另一個原因，是基督教也解答了另一個受人質疑的問題，即：上帝耶和華既是全能的宇宙萬物創造者，而祂也是愛人的，為什麼要造些壞人到人世間作惡為害呢?這又是一個不能從知識面理解的問題。但在基督教經文中有了亞當、夏娃在伊甸園偷吃禁果的神話（神所講的話），對這個問題給了解答。夏先生說，當你到了自覺自己的知識追求再也不會有何增益或貢獻的時候，你的求知慾就可因相信這個神話而得到安息了。

為了要讓求知慾找到最後歸宿，就不能停止在中國固有的「家」的傳承，必須從外來的三大宗教之間選擇一個來信。此所以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夏先生，終於選擇了基督教。

1995年12月23日傍晚，這位前半生致力於台灣自由民主、後半生為自由經濟散播種籽不遺餘力的哲人─夏道平先生安詳地離開塵世到他的天國，我們只能在他留下的《我在《自由中國》》、《自由經濟的思路》、《自由經濟學家的思與言》三本文集中繼續探尋並接續其真正知識分子典範。

在這混亂過渡期的台灣，夏先生的「要減緩台灣當今滾雪球般的公共政策，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負起知識的責任，拿出道德勇氣，針對那些只求增加個人選票的政客和只求提高個人知名度的輿論界人士，予以無情的痛擊，並就持有的知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個長期的教育性問題，這要靠那些正鑽研海耶克純正的、主觀的個人主義的年輕一輩不停的努力了」諄諄告誡，很自然地在我的耳際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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