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9日訊】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屬於中國文化大師的時代 文 ◎ 袁紅冰
對於一個人，心靈之燈熄滅了，生命就陷於百年不散的黑暗；對於一個歷史命運，文化傳統一旦滅絕，她就進入黑暗時期。被稱作「中國」的歷史命運，現在正處於黑暗時期。
近代，西方文化腳踏科學理性創造的巨大物質能量，登上歷史的制高點，俯瞰東方。作為一種古老文化命運的中國，面臨從未有過的關乎生死存亡的嚴酷挑戰。
中國面臨的近代史上的挑戰與以往完全不同。對中國造成威脅的，不僅是來自西方的巨大物質的能量，而且是來自西方的具有幾乎同樣悠久歷史的文化存在。以深遠的歷史背景為依託的西方文化命運，一旦得到強大物質能量的充實，她所要征服的終極目標就不只限於土地——她最終要征服的是心靈。中國命運面臨的威脅，是中國心靈的滅絕，是中國文化的消亡；心靈的滅絕意味著萬劫不復的死亡，文化的消亡意味著萬年歷史之魂的湮滅。
二十世紀中葉，共產黨依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在中國建立起體現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暴政體系。以此為起點，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國人喪失文化的祖國和精神的家園，走上精神和文化亡國奴的命運之路。
中共暴政的憲法序言中規定，中國人必須以來自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接受共產黨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這意味著，暴政強權要用鐵血暴力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的地位，而馬克思主義則以絕對真理的名義，證明暴政強權的合理性；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實際成為中國的國教，中世紀歐洲的政教合一的極權專制又在中國重現；這意味著，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通過馬克思主義借屍還魂，並獲得主宰中國命運的暴力形式；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人的精神暴君和心靈的控制者。
從建政之日起，中共暴政就從沒有停止利用各種形式的精神整肅和政治迫害，來審判思想，摧殘自由的人格。幾乎每一次精神整肅和政治迫害的鐵血鋒芒，最終都指向中國文化精神。
只有摧毀中國文化精神，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絕對精神專制。在謀殺中國文化精神的過程中，暴政不僅將國家暴力的屠刀運用到極致，而且還鍛造出兩柄精神之刀，即被暴政嚴格控制的國民教育體系和媒體宣傳體系。以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為魂的中共暴政，利用國民教育和媒體宣傳體系這兩柄無形的刀，剜出中國人的高貴的中國文化之心，並給中國人換上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腐爛的獸心。
中國文化精神死於心靈自由被剝奪。中共暴政實施的絕對思想控制，是埋葬中國文化精神的鐵棺；西方極權文化意識，則是刻在鐵棺上的死咒。只有擊碎鐵棺和死咒，中國文化精神才可能走出死境絕地。
（摘錄自「自由聖火」網站文章〈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屬於中國文化大師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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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對談 精神激盪
文 ◎ 陳柏年
由「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等單位主辦的「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國際學術研討會」，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在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召開。（攝影／林仕傑）
三月底「第二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暨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國際研討會」在臺北舉行，與會者圍繞著「以自由的名義，重建中國文化精神」的主題探討中國的自由，並認為唯有推翻中共，中國人民才有未來。
三月底，仍然是料峭春寒、雨霧陰沉的時節。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研討會、暨第二屆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的舉辦，卻帶著盛夏火般的熾烈，對於自由中國的信念，再度蒞臨臺灣。
就在臺灣為了安利採購團大規模來臺、兩岸宗教自由交流而各家媒體大肆報導的時候，這些對自由懷有堅定信念的學者與作家，卻遭到中共當局嚴峻的阻礙：原已獲得中華民國政府核發簽證的十五位作家，一一遭受中共祕密警察約談及威脅，導致最後無法成行。
這樣的事實揭露，令人不禁感到一絲寒意。
自由 中國人命運的枷鎖？
此次的研討會主題是「以自由的名義，重建中國文化精神」。這個議題有著令人振奮的浴火重生之感，如同仰望偉大中國文化如同朝日初升的希望一般美好，然而在今日中國，討論這個議題卻被戴上詛咒的枷鎖，注定不幸的命運般沉重不已。
在中共治下，中國的良心犯與維權人士，至今還在領受專制鐵拳的壓迫，還要為民主與自由拋灑熱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兩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時羅曼羅蘭夫人沉痛的感嘆，尚可用在這片無數古聖先賢曾經留駐、祈福至禱的土地上。
正如無法來臺的作家老驥，在〈論中共黨文化與民主理念的相斥性〉中的自述：「不少生者，最後也成了撲火的燈蛾，包括最小的我——最後的一代童子軍和最早的一代紅領巾——爬在古墓的通風口子上，我除了詛咒還是詛咒：你這騙人的自由！」
中國現代詩的精神性
圍繞著「以自由的名義，重建中國文化精神」這個主題，此次研討會共有六項專題討論和對談：一、中國新詩美學形式；二、對談：中國文化命運——一個哲學的話題；三、中共陰影下西藏文化的命運；四、臺灣多元文化與中國文化自由前景；五、以自由之名——中國文化精神重建；六、憲政法治與中國文化精神。可以看出本會意圖從精神領域的哲學與美學，探討到具體的西藏問題、兩岸現況、與落實多元自由民主之憲政的可能，範圍極廣。
首場主題「中國現代詩的精神性與形式美學」，由中國大陸詩人孟浪主持，中國流亡詩人貝嶺、楊煉，以及旅法中國詩人徐虹、臺灣詩人管管及學者江文瑜，共同參與座談與對話。
自五四運動開始，白話文在過去的九十年，與五千年漫長的文學文字系統，發生了中斷。因此，延續其中的精神必須得到重建。從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學至今，經歷了三十多年，演變成現代中國大陸網絡式的地下文學，都是一種精神的自由運動，不斷反思的成果。貝嶺指出詩歌具有警示與見證的作用，他說：「詩，不僅僅是『複雜經驗的聚合』，它還是一種警示，是我們所處時代的見證。」
臺灣多元文化成與中國借鏡
臺灣由威權政治轉變到人權體制過程相當的艱辛，但畢竟將臺灣帶向多元文化主義，其中歷程多彩多姿。第四場「臺灣多元文化與中國文化自由前景」，由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長邱榮舉主持，座談會中三位與談者提供了自身的經歷與所長，精闢剖析引領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再創自由文化高峰的機會；而這也將會是中國文化走向自由與民主的最佳借鏡。與會者無不同意中國文化的整合，更須建構在自由、平等、人權的基礎上。
中國民主文化運動亟需中國散在各地的維權人士與民主運動者連結，彼此間要求同存異，中國才有文化自由的前景。邱榮舉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在國民黨時代推行所謂國語教育下，差點忘了母語，而母語的優點除具有各自文化的特性，也具有凝聚的力量。臺灣文化由威權轉到民主的過程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也是孫中山所說的自由、平等、博愛，這樣的實踐過程值得華人社會推動民主運動者參考。
孔子祭典在台灣。（AFP）
剷除中共才能獲得平靜
中國流亡作家、法學家、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席委員袁紅冰，在第三場「中共陰影下西藏文化的命運」中表示：「我來臺灣以後，發現一個問題，他們分不清中共暴政和中國以及漢人的關係，西藏問題是中共暴政要用國家恐怖暴力對西藏進行文化性的種族滅絕，不是要殺光藏人，是要把他們換成一顆馬克思主義的心，藏傳文化還存在，而漢文化在中國已經被滅絕了，中國在文化上已經亡國了，在自己土地上，不能自由的言論、信仰，中共暴政不是中華的兒女，是馬列的子孫。」
來自美國的中國過渡政府總統伍凡說：「今天應該從如何改變現狀這一個角度講，其源頭就是要剷除共產制度，才能恢復所有人民的自由，否則喊一百年也沒用，我們成立了中國過渡政府，目的就是為了剷除中共，才能解體所有老百姓的苦難，包括法輪功、地下教會、天主教徒，都能獲得宗教信仰自由的心寧平靜及安寧。」
中國文化精神重建
據說上帝造世界，由於慎重其事，曾經實驗數次，最後得以完美創世，形成我們如今眼中的世界。偉大中國的再起，會不會也需要一個借鑑的實驗，才在百般苦難中，留下承傳真正中華文化的臺灣，在驚濤巨浪中，有一扁舟可依？
中國雄霸東亞，是亞洲第一個民主革命先聲的國家，為何至今仍脫離不了獨裁的專政？而又是什麼樣的人，在這樣的重重打壓下，即使眼見屠殺、流亡海外，在血海狂瀾中，也要宣揚真正的國家與生命存在的合理狀態？在臺灣自由人士與中國自由人士的對話裏，我們可以發現最為真實的對話。我們期許有更多人來關切這樣的對話，也期許他們以堅定信念擁戴真理，卻不斷被暴政阻撓與禁止的對話內容，終將如湯沃雪、星火燎原一般，擴散到華人的世界，讓真正的中華文化自由精神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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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文化的先行者
文 ◎ 航志
二零零八《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後，頒獎人與受獎人合影。 （攝影／曾懷慧）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宗旨為在中國創造出一片自由創作的天地，但現實的發展仍不如人意，受邀的十五位中國人士接受到中共百般阻擾，只有一人成功來臺與會。本文摘錄五位自由文化獎得獎人的書面致答辭。
三月二十七至三十一日，「第二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暨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國際研討會」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舉行，由「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國立臺灣大學及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臺灣民主基金會、臺灣發展與文化交流協會共同主辦。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宗旨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創作、自由地表達」，價值目標為「創建自由而美麗的文化精神、重建高貴而獨立的知識份子人格、重建與自由人性一致的道德價值、重建亞洲大陸東部這片土地上各民族心靈的家園」，具體內容是「支援文學、哲學、史學、法學、經濟學，以及音樂、美術等一切文化藝術領域內的自由思想、自由創作和自由表達。」
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邱榮舉在開幕致詞時表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要談「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實在令人感慨。而更令人感慨的是，主辦單位邀請中國大陸十五位人士與會，每一位都受到祕密警察的約談，並且明白被告知「即使上了飛機，也要把你拉下來。」
結果，只有一名大陸人士順利來臺。而十位自由文化獲獎人中，只有臺灣哲人史作檉親自出席領獎。這樣的結果，更加突顯了自由文化運動與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以下摘錄五位自由文化獎得獎人的書面致答辭。
詩獎得主郭路生
詩獎得主郭路生的妻子翟寒樂，在書面獲獎感言中說：「郭路生是一個愛自然，愛自由，更愛詩歌的人，是視詩歌為自己生命的人。他以善良的心對待每一個人。多舛的命運逼迫他不得不一次次提筆抒寫心中的傷痛，以求得內心的平衡。在近長達三十年被人們稱作瘋子的時間裏，特別是在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長達十二年失去人身自由的瘋人院的生活中，是詩歌和被詩歌培育的那顆心拯救了他，使他沒有完全瘋掉。」
郭路生。（網路圖片）
人權獎得主張林
此次人權獎頒給仍在囚禁中的大學生張林，他的妻子方草在書面答謝辭中寫道：「《悲愴的靈魂》字裏行間浸透著張林先生的心血，全書真實地記錄了張林先生從事民主事業的悲愴歷程。一個孤獨而高貴的靈魂在黑暗中為尋找光明而苦苦掙扎，一個翩翩少年一邊學習、一邊探討人生哲理，常被人們誤解為不務正業；一個清華學子毅然放棄核子物理專業，而專心致志研究中國的人權、自由、民主理念；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頂著各方壓力，拋棄公職，四處漂流，登西藏、闖緬甸、跨海峽、渡香港，結識天下志士、英豪；為探索中國民主之路，張林先生歷經滄桑磨難，嘗盡人間痛楚，遭到獨裁統治者嚴酷迫害。而善良的人們卻對張林先生無比關愛，並把崇高的榮譽授予張林先生，這是對張林先生的肯定與鼓勵，也必將激勵更多的人勇敢地加入自由、人權、民主、偉大的事業。」
人權獎獲獎張林與妻子、女兒的昔日合影。（新紀元資料室）
經濟學獎得主何清漣
今年經濟學獎的得主何清漣，在書面謝辭中說：「我一直在關注自由文化運動的進展。經過袁紅冰先生篳路藍縷的努力，自由聖火論壇已經成為海內外中國文化人展現思想鋒芒、互相砥礪的重要平臺。它以開放性、相容性及其草根性為其特點；自由文化獎則以其公正的開放姿態與公開性吸引了眾多文化人的熱情參與。
我一直認為，衡量一個好的精神平臺——無論它是雜誌、報紙還是網站的標準，不在於有多少名家在上面言說，而在於它一視同仁地鼓勵思考者參與並形成交流互動，成功地培養出一批批新人，形成思想接力。以此衡量，自由聖火無疑是個非常難得的思想平臺。這種類型的思想平臺，是中國走向多元開放的公民社會所不可缺少的。」
經濟學獎得主何清漣。（新紀元資料室）
新聞自由獎得主Alan Huang
新聞自由獎得獎人是由無界瀏覽創始者Alan Huang與自由門軟件開發者Bill Xia共同獲得。Alan Huang 在書面致謝辭中說：「自由不僅是每個人內心的渴望，其實更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網絡本來是人們自由表達和交流思想的平臺，卻成了獨裁者封鎖和阻擋自由的工具。無界本來是不應該有的，因為有網絡封鎖才需要無界。
無界的使命有兩個目標：第一是在技術突破網絡防火牆，第二是讓大量中國線民自由上網。第一個目標是技術問題，已經解決。第二個目標不僅是技術問題，還需要廣大社會自由力量的支持。更多中國的線民使用無界，就是對無界的最大支持。
相信無界在完成其使命的過程中，對中國自由文化的作用是正面而積極的。讓我們共同努力。真正的獲獎者是中國的線民。」
代表何清漣領取經濟學獎、代表Alan Huang與Bill
Xia領取新聞自由獎的易蓉（左）。（攝影／曾懷慧）
文化成就獎得主「成都讀書會」
文化成就獎頒給了四川「成都讀書會」，代表人周鈺樵在書面獲獎感言中說：「當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在淪陷之時，自由文化運動有如荒原中熊熊燃燒的篝火，讓無數在追求精神自由之路上的艱苦跋涉者感到自己不再孤獨。
去年四月十日，我和楊雨先生參加「第一屆自由文化獎暨苦難文學與臺灣戒嚴時期文學國際研討會」時，我心中湧動著幾分忐忑，幾分欣慰，幾分亢奮。爾後的短短十天，我用自己的腳丈量臺灣，用自己的眼觀察臺灣，用自己的心感受臺灣，用自己的腦思索臺灣——惜乎時間有限，匆忙中來不及思索與歸納。當我回到故鄉四川成都開始整理紛繁的思路時，震驚全球的五一二大地震就在我的身邊、我的眼前似乎毫無預兆地瞬間發生了！
這次地震，孩子死亡多，學校垮塌多——天良喪盡的豆腐渣工程，必有受到清算的那一天！」◇
文化成就獎得主「成都讀書會」創辦人周鈺樵。圖為去年獲頒哲學獎的資料照片。（新紀元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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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國文化精神 必從自由開始
文 ◎ 陳柏年 攝影 ◎ 林仕傑
中國流亡作家、法學家、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席委員袁紅冰。
中國知識份子在追求創作自由的第一步，必定從追求自由開始。中國人民自古以道家思想為依歸，順其自然，所以面對中共的百般壓迫始終容忍。但近年來每年十萬起的維權抗議事件發生，已經引起各界的關注。中國的自由，是否已到來？
知識份子的良心，永遠是大時代追隨的方向。三月二十九日下午，臺海兩岸知識份子有機會共聚一堂，臺灣的金恆煒、大陸的楊小濱、沈戎，在袁紅冰的主持下，展開一場精采無比的對話。這些對話睿智犀利、處處機鋒，令聽者拍案叫絕。
當自由臺灣遇上極權中國
《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首先提到，中國文化在臺灣，一則並不深厚，二則過去在政治體系影響廣大的「新儒家」雖然影響甚巨，但因為形成儒派主義，對臺灣民主發展也不好。且其後新儒家在政黨輪替後，幾乎全盤退出、轉進中國，在臺灣衰落，已無可論。他認為目前臺灣人深受日本思想影響，且對於西方的民主概念，尚停留在古典理論、理性主義對於民主的定義：「權力來自於人民」。這是屬於烏托邦的想法，也是不切實際的理想；因揆諸二次世界大戰後，熊彼德所提：「民主就是爭取選民的選票取得勝利。」如此說法在世界廣泛承認，卻罕見有人在臺灣擁戴此種務實理論。他也列舉當今儒家思想影響深遠的國家，無法施行民主政治，以證明他的觀點。
《當代》雜誌總編金恆煒。
對此說法，旅澳學者袁紅冰教授認為，政治問題需與文化觀念作一釐清。政治文化僅是人類文化重要的一部份，而中國自由文化是多元的，絕不僅僅只有政治或者新儒學。
大陸學者沈戎回應，他認為中國文化並不僅有儒家而已，最精髓、最為民眾認同的思想，應該是道家文化。他並以南韓的民主狀況，回應金恆煒先生：儒家思想亦可力行民主統治。
儒家思想並非民主的阻力，但是可悲的是林肯名言：「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在中國應該倒過來：「什麼樣的政府就會有什麼樣的人民。」中國問題不在中國文化，而在執政者。因為老百姓奉行的是道家文化，習慣順其自然，所以唯政府之命是從。比較北韓與南韓的不同，也就在於執政者不同。只要政府願意實施民主，他就可以民主。民主是普世價值，大家都知道這是好東西，但是如果執政者把持權力不放，人民願不願意為其付出代價？這是沈戎所提出的疑問。
中國自由文化的探索
楊小濱教授認為，政治的觀念許多涉及制度，不能與文化問題一概而論，也不是能夠提供解決問題的終極方法。他認為金恆煒的核心觀念就是民主，而民主即使在中國也有某種程度的體現，在實施民主多年的西方，也仍舊問題重重。如果民主僅限於政治制度而失去精神層面，或許會失去很根本的東西。
大陸學者，目前為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小濱。
楊小濱教授推崇莊子自由逍遙的精神，但認為莊子消極的生命觀，難以融入現代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文化。他觀察從五四運動、魯迅文學、到毛澤東統治，看到的是非常西化與絕對主體性的話語體系。這種不容分說的表達方式，使被接受的人不能懷疑、只有接受；而個體如何從這種鐵板一塊的話語體系，尋找縫隙與力量的話語體系，也是我們可以關注的文化部份。因為只有當質疑的力量存在時，民主才可能實現。
與會學者並探討到知識份子角色，是否應該與政治關係聯繫緊密，或應該獨立於黨派之外？基督教精神原罪形成西方民主的根源，或是神權思想反而抑制民主？
袁紅冰最後做一結論：沒有自由就沒有文化，沒有寬容的精神，就沒有多元文化。中國自由文化必須建立在自由的前提。這是一切討論中國文化精神的基礎。
大陸百姓渴望自由
伍凡評論家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今天臺灣學者是西方經典的學院派，另外一派是大陸的實際派。他說：「在我看來，用西方的經典派看中國問題沒有一個準確的，沒有一個真正的外國通是可以把中國問題搞懂的。」
知名評論家、中國事務雜誌總編伍凡。
伍凡舉哈佛大學的中國通教授為例說明，臨死前把他所有的書燒掉，寫了一本新中國歷史，因為六四之後把他所有的歷史觀改變。伍凡說自己經歷過五四年代、各種改革，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才離開中國；這期間可以看到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態度一直在改變。六十年代時死了四千萬人，老百姓沒有任何人反抗。
但是現在中國老百姓要求維權，每年超過十萬起，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他們很清楚要求：「你這個官員貪汙、把我的土地、錢財拿走，我要求監督你這個政府，改變這個制度。」因此老百姓是渴求民主的，簡直是揭竿而起。他們要求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民主。但因為共產黨迫害力量太大，所以目前還無法匯集成一股力量。這不是中國的文化可以解釋清楚的問題。這是他從實際狀況觀察到的結論。
他強調民主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市場。老百姓要的是把官員請下臺，關進監獄。許多文化低落的百姓並沒有深厚的文化支持背景，但是他們的訴求非常簡單。至於用什麼程序，那就是技術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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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紅冰論重建中國文化精神
文 ◎ 李大衛
在此次《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袁紅冰所提出〈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屬於中國文化大師的時代〉這篇三萬字的專論最具份量、擲地有聲，他在論文中首先指出，近現代文化史是西方文化迅速崛起並且主宰人類命運的進程，同時也是西方文化中的兩大傳統，即古希臘的理性民主共和法治傳統（指雅典），與復活的極權主義傳統（指斯巴達）之間的對峙搏殺的過程。
他並詳細分析了在此時刻，復興中國文化有來自四方面的艱難：
（一）中國已經淪為馬克思主義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事實，中國人處於精神和文化亡國奴地位的事實。
（二）自由思想者和寫作者即使流亡天涯海角，也時時感覺到中共暴政對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迫害。
（三）西方文化已經習慣輕蔑地斜視連中國自己的知識份子都詛咒的中國文化精神，中國文化命運只是西方文化考古獵奇的對象，而不是現實的關切。
（四）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主體背叛了文化的祖國——詩人背叛真實的情感，哲人背叛真實的心靈，史者背叛真實的歷史，法人背叛社會正義，他們追隨中國民族文化失敗主義的節律，為中國文化精神的滅絕，作歡歌醉舞。
袁紅冰強調，文化創造人格。「人是文化的起點和終點；同特定文化相關的人格狀態，是考察這種文化的基本標誌之一。高貴的人格必定源於高貴的文化；腐爛的人格一定能在特定的文化中找到腐爛的原因。」
而目前中國正處於人格危機之中。因為「精神危機必定表現為人格危機；人格危機則必然成為精神危機的結果。所謂人格危機，根本上是道德危機。」袁紅冰深刻地剖析當前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
即使處境艱難，袁紅冰仍試著具體提出四項中國文化復興的精神原則：
（一）對中國文化傳統作嚴峻反思的原則。
（二）創造意志主導的原則。
（三）道德復興的原則。
（四）自由原則。
最後袁紅冰的結論是：「復興中國文化本質上意味著以自由為上帝的精神信仰運動。她所要拯救的是一個有萬年歷史的文化命運——文化就是心靈。中國文化精神不死，就因為有這些自由的孤獨者和寂寞者在；他們在書寫中國文化精神復興的希望；他們正創造屬於中國文化大師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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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機制解析兩岸文化
文 ◎ 林禾平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陳君愷教授。（攝影／林仕傑）
輔仁大學陳君愷教授認為，一個國家要有自由的多元文化發展，國家才會發達進步，但中共現行的共產主義，處處是禁忌，且講一套做一套，禍害全球。惟有清除共產黨，中國文化才能獲得真正的救贖。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陳君愷教授，在中國自由文化精神第二場研討會——「臺灣多元文化與中國自由文化前景」座談會，對中國共產黨與民主自由臺灣的對立做抽絲剝繭的剖析，發人深省。
首先，他清楚界定所謂「多元文化」並非「擁有很多種類的文化」，而是「能夠包容、使其他文化得以存續」的宏觀文化。從這個角度看，文化是有層次的，除了漢文化、滿文化、圖博文化等文化之外，還可能有一個在上統攝或在內運作的文化，這個文化，如果是大漢沙文主義，那麼，雖然有其他文化存在，也會受到壓抑、甚至於滅亡。
文化的機制 選擇的權利
陳君愷以一間公司需要「物料」與「創新」精神，才能使業務蒸蒸日上，來比擬一個國家要有自由包容的多元文化發展，必須要有文化的「成分」與運作的「機制」。他說：「所謂文化的機制，指的是在一個文化裏頭，人們的共識、默契、規範與行為模式，以及其再生產的方式。」「真正主導文化發展方向的，是文化的機制。」
由於有良好的默契與共識的機制，使人們接受「多種文化」的自由發展、正視其價值並形成尊重的共識，進一步自我規範且具體實踐；正是這種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使得多種文化得以存續與發展，從而形成了「多元文化」。而這中間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選擇的權利」。它的另一端，則是「禁忌與義務」。即從民主臺灣來看，不論統一或獨立，都是「選項」、是「權利」；然而在當前的極權中國，獨立卻成了「禁忌」，統一成了「義務」。他說：「從這裏，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在臺灣，主張獨立、統一、甚至共產主義，都是自由的；正是因為臺灣的民主體制，保障了這種自由。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引進這種西方文化，是引進了一種文化機制；它跟引進「喝咖啡」這種文化成分，所產生的影響，差別極大。」
共產黨以欺世盜名為文化
接下來，陳君愷教授指出共產黨種種荒唐悖理的狀態，以說明其文化機制的「名實不符」：「當前這個中國共產黨，明明要走資，卻不肯正名為『中國走資黨』；明明朝向資本社會發展，卻硬要說是回到『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結果，任憑官僚資本家剝削工農、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竟然硬生生倒退回有嚴重社會矛盾的『資本主義末期階段』！不僅如此，中共更大力發展軍備，意圖行帝國主義之實，完全應驗了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他認為，這種荒謬的行徑，若從文化機制分析起來，是因為在共產黨文化中，一直有著「講一套，做一套」的壞習慣。他們「陽共陰資」，還美其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再從文化脈絡分析，可以發現中共基於「民族大義」要統一臺灣，基於「制止分裂」要鎮壓屠殺圖博人、東土耳其斯坦人，思想根源來自帝制時代的大一統思想，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既不符中國正統文化中孔子所說：「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與馬克思、恩格斯也在《共產黨宣言》的結尾，表明：「共產黨人不屑隱瞞自己的主張與意圖」毫無相干。
中共鎮壓屠殺圖博人。（AFP）
共產黨不除 世界禍害不止
陳君愷教授繼而言詞鏗鏘的指出：「革命先行者孫文早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預示了：如果中國不能擔負起『濟弱扶傾』的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對這種既走資又變成帝國主義、還不肯老老實實承認的中國，我們能不警覺並大加反對嗎？」
他舉出歐洲聯盟就是在各民族在自己國內完全當家作主時，才能夠實現真誠的國際合作：「臺灣與中國、圖博與中國、東土耳其斯坦與中國之間的真誠合作，難道不也應該是如此嗎？」
最後，他沉重指出中國共產黨不肯讓人民當家作主，而與中國國民黨密謀以「講一套，做一套」的ECFA圈套臺灣，意圖使臺灣成為中國的附庸，是背後的文化機制使然。唯有徹底的將其所服膺的惡質文化再生產機制掃入歷史的垃圾箱，中國文化才能獲得真正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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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自己的天問
文 ◎ 林梅英
中國流亡詩人楊煉。（攝影／林仕傑）
中國流亡詩人楊煉居海外時，嘗試作出回返源頭的努力，認為中國詩歌史上的屈原，善用發問的精神完成作品，完成自己的天問。這種提問的精神是一種活的傳統、生命力，一直貫穿到當代詩歌，影響了詩歌模式。
成長於北京的現代詩人楊煉，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中國流亡詩人。他在論文〈發出自己的天問──兼談當代中文獨立寫作〉一文，嘗試作出一種回返源頭的努力，找到的源頭是中國詩歌史上的第一個名字「屈原」。他以屈原善於發問的精神，指出詩歌應以個人的精神追問為體，以古今中外為用，建立我們的精神世界。
楊煉一九八八年後旅居澳洲，原本打算於護照一九八九年八月到期時回國，期間因天安門事件滯留國外，成為中國流亡詩人。後在海外輾轉多國，現定居英國倫敦。他說：「關於重建中國文化精神，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貫穿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中國文化面臨的困境。從困境到靈感，到能量，到創造這樣一個經歷。」
屈原長詩《天問》，用將近兩百個問題，舉凡宇宙起源、自然萬物、神話歷史等等問題，發出自己的天問。他說：「不停的用深刻的提問的這種精神，指出了我認為詩人古往今來的一種性質，那就是提問者的性質與精神，這是古往今來偉大詩歌的共同特點。而且，屈原不只提出為什麼要提問的典範，同時完成了怎麼提問的高標，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有獨特的形式，從《天問》、《楚辭》、《九歌》等，詩歌形式與詩意深刻結合。是一種活的傳統、生命力，一直貫穿到當代詩歌，影響了詩歌模式。屈原精神的高操和命運的苦難，他的流亡，其實是整個世界上詩人的共同經歷。」
楊煉以屈原為開創流亡詩的源頭，指出了屈原的苦難、流亡，以及高潔的節操，以及不願同流合污的堅持。
中國現代詩的特點
他認為中國現代詩有三個特點：
第一點是基於文革以及在大陸種種的帶來的現實的提問，是現代大陸詩歌基本的問題，這種提問不限於政治，包括對文化傳統的反思，對滲透在漢語語言內部的思維方式，以及人的心理的反思。這樣的提問，不停地回返到創作中間。聽起來是現代詩，實際上不停地和偉大的古典詩傳統構成新的關聯、新的有機的能量和結構。
第二點：現代詩也不停地把滲透到古典詩歌裏的美學因素，包括視覺的、音樂的，意義的，結構的，時間、空間、哲學意義上的，甚至形而上學的，對語言和世界的反思，重建成我們當代的意識和資源。實際上，中國古典詩歌已經成為了當代、現代詩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判斷。
第三點：以這樣獨立的思考，個人提問的精神作為精神動力，已持續建立文學創作的豐富性，而不流於簡單的政治宣傳，這是當代、現代中國詩歌的一種根本的要點。
他最後說，「對於我來說，這一本本的詩集，甚至每一部作品，每一行詩，並非詩歌創作，我都把他們稱為思想藝術的項目。以個人的精神追問為體，以古今中外為用，建立我們的精神世界。」◇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16期「封面故事」欄目（2009年4月No.1刊）
http://mag.epochtimes.com/118/1.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