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日前在其博客中致函中宣部長劉雲山，批評中宣部控制意識形態、壓制學術和新聞自由。該公開信已遭刪除，但內容在海內外網站被廣泛轉載，並引起強烈反響。
夏業良教授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自公開信刊出後，收到世界各國、大陸各地很多人以各種方式表達的關注、聲援、支持和鼓勵。他對此表示感動、感激和鼓舞。他說：「有這麼多人在精神上支持你，說明你不是一個人在抗爭，會感到更大的動力。」
夏業良分析了中國知識界存在的劣根性，他認為，歷次政治運動因為知識份子的助紂為虐而更加嚴酷。他說，知識份子放棄了思想者的功能是可恥的。這封公開信，至少讓中國社會感覺到在北大仍然有一些追求自由的、捍衛知識份子尊嚴和最基本底線的呼聲，中國的知識份子沒有完全喪失氣節，還有一種最後的守持。
經過多年的學習、觀察和思考，夏業良對當局放棄幻想，他認為，中國的希望在民間。「過去近十年來，民間的各種力量，從各個方面，積極的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他主張，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抵抗、不合作運動的方式，使得制度發生變化，乃至中國社會發生變化。他並呼籲中國更多的知識份子站出來維護正義。「如果社會精英能夠承擔起社會職責和道義，往前引領的話，就會有更多人跟上和付諸行動」，「中國不是完全不可救藥。不去努力當然看不到變化」。
新聞封殺比希特勒時代尤甚
為何此時公開炮打中宣部？夏業良表示，因為我覺得越來越難以忍受當局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控制，現在可以說是最黑暗的時期，我已經無法忍受了。
日前北大出版社出版《夢縈未名湖》一書被禁止等，這是激發夏業良寫公開信的導火索。
他說：「就中宣部一個人，打了一個電話，沒說自己姓甚名誰、官居何職、名義理由等，就直接禁止，嚇得出版社就不敢出了。被禁者連詢問和申辯的機會都沒有，就封殺了。這種做法，比希特勒統治下蓋世太保時代還要嚴酷。」
「老是用黨的棒子來指揮人家，搞黨天下越搞越厲害，這怎麼能行呢？！動輒『思想正確』。那你思想正確的人做出一點學術給別人看看？」
「還是需要有人出來做這樣的事情」
對於公開信發表後當局的舉動，夏業良說：「中宣部不是直接管我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跟我接觸，但是他們直至高層都應該知道此事。校方已經接到上面的指令，跟我打招呼，要我注意，說這段時間特別敏感，不要說跟上面不一致的話，以免帶來不穩定、不安全的因素。」
他分析說：「今年，當局很緊張，總怕出事，各級都成立了『維穩辦』，把維護穩定作為特別重要的政治任務，甚至對地震區的死難者家屬都是四對一的看守。汶川地震紀念日，北大學生本打算在校內燭光夜悼，校方也很緊張，派很多人看著，怕出事控制不了。」
對於可能為此遭受當局打壓，夏業良表示：「可能會遭到報復，也許要付出很大代價。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要這麼做，因為中國需要有人出來做這樣的事情。」
他說：這封公開信，至少讓中國社會感覺到在北大仍然有一些追求自由的、捍衛知識份子尊嚴和最基本底線的呼聲，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喪失氣節，我們還有一種最後的守持、吶喊的呼聲。北大最能代表中國知識份子的，因為它一直是中國的思想發源地。在這樣的地方，面對黑暗，如果都沒有聲音發出的話，那應該說是民族的悲哀。
夏業良表示：如果因為公開信遭到打壓，使他有可能成為當今北大為數不多的有骨氣的知識份子而永載北大民間校史，那他應當感謝當局的「成全」。
公開信引發強烈反響
對於社會各界的反響，夏業良表示，藉此機會向所有關心和支持他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謝。
他說：「反響很強烈。最近短短幾天，接到了很多素不相識的人的電話，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他們非常振奮，說，中國還有像你這樣的知識份子。很多人給我留言或寫信說，他們原來以為，北大已經死了、沒有希望了，但是現在他們高興的、欣慰的看到，還有人在堅守著北大的靈魂。有人說，我們要賣掉自己的產業幫助你。還有人說，如果你要被迫害、有經濟困難了，我們會發起募捐運動支持你。聽到這些，我很感動，有這麼多人在精神上支持你，說明你不是一個人在抗爭，會感到更大的動力。這是很有意義的。我相信，中國13億人的一個大國，不會所有人都沉淪下去，還是有很多人有這種振奮的決心。」
絕大多數人都是支持、鼓勵的聲音，但也有少許逆流。夏業良說：「令我感到有些失望的，是我們學術界內部的某些知識份子，他們對此不以為然、麻木不仁的說，這有什麼意思呢？太不值得了，你這樣做的話只能犧牲你自己。還有的說，你也許這樣做有勇氣，但並不能改變現狀，反而讓你自己失去了本來有可能獲得的晉陞等機會。我鮮明的表達自己的立場說：如果知識份子連這方面最基本的底線都沒有了的話，那是可恥的。」
「知識份子裡面也有的人，他不敢做事情，一旦別人做了，他就會在旁邊冷嘲熱諷，這可能是一種嫉妒心理。這次，就有人酸酸的跟我說一些不鹹不淡的話：你說的這些話，也不算什麼，你也不是第一個說。沒錯，的確，這種話誰都應該說，我也不是第一個說的。但為什麼在關鍵的時間你不說呢？！」
「知識份子本身就有探求真理的職責。而現在，卻放棄了這一職責，甚至盲從別人的意見，尤其是被某一種專制的力量控制，圍著黨的指揮棒轉，這和秦始皇時期指鹿為馬的做法一樣，完全沒有是非概念。我覺得如果知識份子連這種爭辯的能力都失去的話，那還叫什麼知識份子呢？！知識份子放棄了思想者的功能是可恥的。」
分析中國知識份子百態
夏業良認為，中國社會的沉淪，知識份子負有很大一部份責任。他說：「這些年來，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是犬儒主義，而且這種犬儒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大家都已經很麻木了，已經養成了逆來順受的習慣，苟且偷安，失去了抗爭的本能」，「一個人如果沒有人的尊嚴和人格，只是覺得日子過得不錯，那和動物有什麼兩樣。最近這幾年，在知識界，大家也經常自嘲的說，我們還不如一頭『幸福的豬』，或者說，我們本身就是一頭『幸福的豬』，日子過得不錯，整天只要有吃的就行了，不去思想。」
對於中國知識份子的心態，夏業良分析說：「有的人主動選擇放棄精神上的追求，追求個人利益，甘願作衣食無憂的『幸福的豬』，有些跟當局諂媚換取名利；有的人無奈的放棄，覺得抗爭是無謂的，結果必然是悲劇；有些人內心還認同基本價值，私下談話也會表現出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公開需要表態、站出來的時候，他絕對不會做出這樣的犧牲；有些人認知能力、是非觀念還是有的，但是在壓力下逼迫他們表態時，他們明明心理知道是非如何，但可能做出違心的選擇；有些人看風使舵、落井下石，給自己撈好處。在正常情況下，競爭不過別人，所以投機的利用政治運動消滅自己的競爭對手。在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莫不如此。你非常瞭解的朋友，為了保護自己，甚至會害你；有的人甚至把無恥當榮光，招搖過市；就像詩人臧克家所寫的『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這都是知識份子的劣根性、軟弱性，甚至我覺得，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有了知識份子的助紂為虐，運動才更加嚴酷。」
對當局放棄幻想 中國希望在民間
雖然北大《夢縈未名湖》等事件是夏業良「衝冠一怒」的導火索，但他今日此舉也是基於他多年來的思想積累和轉變過程。
夏業良80年入大學，主修英美語言文學專業，如饑似渴的閱讀了很多西方書籍，比較早的接觸到了西方的思想，之後對西方的語言、文化、哲學、歷史、基督教信仰等作了系統的學習。這些為他如今追求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的行為奠定了基礎。
八十年代中後期，他先後在加拿大和美國學習，對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社會狀況有了更多的瞭解。他認為，中國應該朝著那個方向改革。夏業良回顧說，「在八十年代，我們期盼中央能夠主動進行這樣改革，後來發生了『六四大屠殺』，大家都明白了：當局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從此就中斷了。」
「那之後，我們又期盼著換一個領導人可能啟動政治改革，但等到胡溫上任之後，我們越來越失望，直至絕望，覺得當局決不可能自己進行根本的變革了。」
對當局放棄幻想之後，夏業良認為，如今希望在民間。他說：「要靠公民社會的成長」，「過去近十年來，民間的各種力量，從各個方面，積極的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其中包括已有2、3億規模的網民」。
「最近這幾年，中國民間有一些進步，各種自發的維權活動形成強大的潮流，大家都知道要捍衛自己的權利。甚至農村、鄉鎮等偏遠地區，都發出很多這樣的聲音，隨著網絡的普及，有很多基層幹部也越來越能夠接受這樣一些理念了。尤其是網絡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大家不敢有反對當局的聲音，或者有也發不出來。但是去年的很多群體事件的真實情況，都通過網絡傳播開來，有很多網友發表不同聲音，最後被大眾接受，甚至迫使當局不得不作出跟以前決策相反的決定，有的官員因為網絡聲音被撤換。這就是網絡群體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越來越大。大家的聲音發出來產生的效果，以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
對於民間如何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夏業良主張，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使得制度發生變化，乃至中國社會發生變化。他說：「我反對以暴易暴，我覺得那樣不能起到從根本上改變制度的作用」。
夏業良主張印度甘地的做法，他說，非暴力抵抗、不合作運動。這尤其適用於現階段的中國知識份子，用不著暴力的衝突，但不是說你沒有原則和力度。你就堅持底線、堅守良知，有些方面不能妥協的，就堅決不能讓步。
「用一種和緩的形式，更能顯示你的力度」，「堅決不屈服、不合作，這本身就是一種力度。」
今年2月1日，夏業良曾參加一個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小型聚會，他在會上發表了即興演講，呼籲知識界堅持自己的立場，採取跟當局不合作的態度。他說，這個發言引起相當大的反響，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與其哀歎，不如行動」
夏業良呼籲更多知識份子勇於站出來維護正義。他說，知識份子對於社會的導向作用是很顯著的。
「社會大眾往往看社會精英如何做。現在網絡上把社會精英罵得一無是處，那是基於可悲的現狀。不可否認的是，一個社會的潮流需要有人引領。社會精英如果做了一個很不好的範例，這個社會就會更加沉淪。如果社會精英能夠承擔起社會職責和道義，往前引領的話，就會有更多人跟上並為之付諸行動。」
「有時候就是一種精神的創造。一個好的精神理念的存在，就會有越來越多人認同和行動」，「但是需要有人引領，發出這樣的聲音，逐漸形成這樣的聲勢」，「先由少數人引領，引發大多數人認同，最後加入到這樣一種努力當中」。
中國民間社會力量的成長，令夏業良越來越有信心。他說：「中國不是完全不可救藥。不去努力當然看不到變化，有些人總希望別人去努力，自己旁觀，或者說，別人作犧牲，自己不作出哪怕一點點犧牲，這樣社會進步就會緩慢。」
「每次大家私下哀歎，中國的事太難辦了。我覺得，與其哀歎，不如行動。」
中國經濟存在嚴重問題和危機
對於中國經濟的現狀，夏業良指出，經濟上的發展反倒為當局的專制統治提供了資本。當局詭辯說：如果說我們統治不好的話，怎麼會有這麼大的經濟成果呢？
他說：「中國經濟雖然是有發展，但用『經濟騰飛』是誇張了。另外，關鍵問題還在於是不是可持續的，以及發展是否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們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帶來很多難以恢復的惡果，比如，對環境資源的破壞程度，對商業倫理方面的逆反性的趨勢，大家越來越覺得在商業活動中可以忽視道德倫理，所以出現越來越多的假冒偽劣產品、黑心事件。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結構性的問題和體制性的弊端所造成的嚴重問題，由此潛伏著很多嚴重的矛盾和危機，說不定哪天沒有外部危機，自己都會爆發危機和深重的災難。很多民營企業家，被地方官員迫害，所有資產都被剝奪。中國嚴重的貧富分化等問題，也會加劇這些危機。還有很多基層老百姓遭受欺壓，日子沒法過，而且沒有正常的反映渠道，上訪還被監禁。」
夏業良尤其指出：「有些人之所以麻木不仁的說，我們日子過得越來越好，好像誰當政都行，那是他沒有經受具體迫害。他們沒有想到，稍微碰到一些問題時，就沒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機制，只能靠個人的運氣。說不定哪天冤屈會輪到自己頭上了。當你的個人資產被掠奪和強佔時，你會覺得這個政權有很大的問題。」
夏業良表示：即使中國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也不能說明什麼，更不能代表中國社會的進步。他說：「日子好不好過，就看你側重的指標。吃穿這種基本生存，對不少人來說，可能是比以前物質極度缺乏時相對豐裕，但是從整體的生活質量上來講，尤其是精神上，很多人不滿足的程度越來越明顯。」
「我相信，中國大多數國民，對自由、民主、人權之路的渴望和追求，在今後會更加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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