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4日訊】親愛的來自中國的同胞，我的朋友們：
在這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和六四流血事件20週年紀念日越來越臨近的時候，有一個詞在我腦海中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這就是「六四綠卡」。每當我與年輕的大學生們提起這個詞的時候，他們大多會一臉迷茫，因為在89那個時代他們尚未出生或者出生不久。但是我想，這個詞對於我們——「六四綠卡」的獲得者來說，無論現在具體的政治立場如何，都是永遠不會忘記，想忘記也忘記不了的。
我們還記得，1989年中國波瀾壯闊的民眾民主運動在6月4日前後遭到中共當局幾十萬大軍的殘酷鎮壓之後，國際社會同聲譴責這個暴行，並且給中國的受害百姓予以深切的同情和支持。1990年4月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保護中國在美成員的行政命令，之後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在1992年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布什總統於10月簽署了該法案。該法案規定受布什行政命令保護的自1990年4月10日前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在被免除移民配額、優先類別、勞工證明、入境許可文件和兩年回國居留限制的情況下，可在1993年7月1日起的12個月中按照移民法規申請調整為永久居民身份。從1993年7月1日至1994年6月30日，大約8萬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及其親屬獲得在美國永久居住的權利，取得了綠卡，這就是所謂的「六四綠卡」。六四綠卡的受惠者還包括這些學生學者此時尚在中國大陸、香港或澳門的配偶和年齡未滿21歲的子女，還包括這一時期來美探親、觀光、訪問及洽談商務的大陸人士，甚至還包括非法入境者。所以因此直接及間接受益的中國公民實際上超過了10萬人，成為美國華人移民史上數量最大的一波新移民群。大家也不會忘記，在這一過程中，作為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在海外產物的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學自聯）發揮了積極有效的遊說功能，美國移民局在這一時期也顯示了特別高的工作效率。
我歷來對「六四綠卡」這一歷史事件持肯定的態度。我認為，這批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大軍為美國華人小區提供了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才，為未來華裔影響美國經濟與政治發展提供了新的力量。「六四綠卡」這一群體在美國的存在與發展，對於中美兩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雙邊關係都有好處，同時也可以為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一個持久的推動力。時間過得真快，「六四綠卡」大軍在美國安居樂業了近20年，而且從1998年開始，很多人陸續加入了美國國籍。大批專業人士在工商、科技和文化教育學術界站穩了腳跟，顯示了實力，成為美國社會的中堅和菁英。朋友們有了車子、房子，溫暖富足的家庭，生下了一個個美國小公民。也有人因為從事商業活動和學術交流，參梭往來於中美兩地，乃至作為「海歸」重返中國大陸發展，成為中國大型科技公司或者高等院校年薪幾十萬、上百萬的特聘專家教授。這種現象，與當年美國國會及政府試圖保護中國公民回國不受政治迫害的本意相距遙遠，這就是歷史。異化本來就是人類歷史中的正常現象。
在這個時候，我除了向「六四綠卡」的朋友們在專業領域和私人財富積累方面的成就表示祝賀外，還想提請各位回想一下當年取得綠卡時候的激動時刻——可以說，沒有當年的這一個基礎，也就沒有後來成功的一切。
我一向不贊成指責「六四綠卡」獲得者是吃「人血饅頭」（借用魯迅小說《藥》的故事）的說法。我認為任何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居留地；依據因六四引起的美國法律獲得在美國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學生學者，並沒有什麼可以引為恥辱的地方。在一個巨大的歷史變革之後，那些並沒有參與或者沒有積極參與變革的人享受了變革所帶來的利益，這種所謂「人血饅頭」事件是正常的歷史現象。民運組織並非祇為那些積極參加民主運動的成員謀利益，也要為數量更多，不夠積極參加民運活動甚至沒有參加民運的老百姓謀利益。作為全美學自聯創建者之一的我清楚地知道，1989年春夏在美國的成千上萬中國學生學者，熱血沸騰地從各個城市湧向華盛頓，高呼口號，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慷慨捐款，表達自己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大批有良知的共產黨員和幹部子弟也參與其中，在那個時候，他們並沒有懼怕因此會回國受到專制制度的政治迫害，我對朋友們當年的義舉，始終抱有由衷的敬意。
我又深深地理解提出「人血饅頭」的說法的朋友們內心的焦慮。人們都可以看到，當年六四綠卡獲得者中間確實包括一些中共權貴子弟，甚至參與天安門屠殺人員的親友；相當一部份人回到中國並不會受到迫害；有些人拿到綠卡後就「淡出」民運，甚至臉不紅心不跳地與中共各級當權者建立發展關係，自由進出大陸充任「現代買辦」。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當局度過了困難時期，加上人類遺忘機制的作用，一些人更加心安理得地踏著死難者的鮮血公開謀取私利，以「愛國僑胞」的身份成為中共統戰部的座上客，甚至與大陸貪官污吏勾結，共發國難財；或者「反戈一擊」，撰寫出版攻擊污蔑海外民運組織和個人的文字，跟著當權者指責慘死在東西長安街頭的六四冤魂，向中共強權者扭腰獻媚。如果說魯迅筆下華老栓的愚昧尚且值得同情的話，那麼這類現代中共大小幫閒實在是面目可憎。
記得當年有人算過一筆賬，對於在美學生學者來說，「六四綠卡」至少使得他們第一，免去了幾千美元律師費；第二，省卻了2-3年甚至更長的等待時間；第三，免去了按照中美之間協議回中國服務兩年的要求。這三項相加，每人從「六四綠卡」的獲益大約為5萬至10萬美元。這祇是一個簡單的經濟賬，還沒有包括每人各各不同的後續效應。
我與各位一樣，也是「六四綠卡」的獲得者，有一點可能不同的是，我至今保留著中國公民的身份。1989年5月25日我帶著捐款從美國趕到北京，參加了5月28日大遊行，與母校北師大同學一起高歌痛哭；我被6月4凌晨的槍聲驚醒後趕到長安街、天安門廣場；看到了坦克、機槍，催淚彈，戴鋼盔的大兵、燃燒的軍車、滿臉是血的女孩，緩緩到下的中彈者，被壓扁的屍體，衝上去收屍的市民……。6月7日在雜亂中狼狽逃回美國。六四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也是我心中永遠的傷痛，是我始終想要回到祖國為那裏的老百姓做些什麼的不會消失的動力，因此帶來了我2002至2007年在中國5年的牢獄生活。我並不要求「六四綠卡」的朋友對先烈們一定要感恩戴德，但至少要有中國傳統的「飲水思源」之情，更不能忘恩負義。通俗地說，做人應該起碼講個良心，就算不必對那些用鮮血和生命幫你換來綠卡的年輕學子心存感激，也不能恩將仇報，跟著當權者胡言亂語吧。
在當年關於六四綠卡的爭論中，有人說過，在美中國人員取得綠卡身份之後可以有更好的地位，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我一直把此言當真，也知道在當年綠卡取得者中，確實有人每年6月4日都在家中悼念死難者的亡靈，以自己的收入接濟國內民主維權人士。藉此機會，我向各位朋友提出如下幾點懇求。
第一，告訴你的子女和下一代關於六四事件這一民族悲劇的真相。有時候，你因為有所顧忌可以不說全部的真話，但是絕對不要說假話。由於中共當局的刻意掩蓋，六四事件的全部真相至今還是一個謎，對於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許多具體細節，人們也會存有爭議。在此，我想借用民運人士盛雪在接受亞衣採訪時候說的一段話，為我們求得最大的共識。
「對於一個歷史事件、一場群眾運動或一種社會現象，任何人都有權站在自己喜歡的角度評價。對八九民運，何嚐不能用負責的、調侃的，親臨其境的、隔岸觀火的，讚賞的、批判的——總之任何一個角度去品評論證呢?進退時機、策略應用、正負影響——參照系統很多，佔有事實不一，結論自然相悖。但是，對於動用機槍、坦克屠殺和平請願民眾的政府赤裸裸的暴行，在全人類的文明發展到今天的時候，標準共同而且祇有一個，那就是：屠殺者必須遭到譴責，死難者應該受到悼念。這不是一個需要大智大慧才能判斷得清其是非的問題。八九民運的是非功過，任人評說；六四屠殺之罪大惡極，無須討論。它超越政治派別之爭、利益集團之分，社會學說之異。如果還有人類的正義，就應該譴責殺戮；如果還有人類的善良，就應該同情無辜。」
第二，儘可能通過各自可行的方式資助國內的受迫害者，包括以「天安門母親」為代表的六四受害者群體。如果你過去多年沒有來得及對中國當代的民主事業出過力，那麼請你現在憑藉自己的良知作一點點有益的事情，包括時間、精力和金錢上的支持。
第三，面對自己居住地、工作場所的鄰居、同事、朋友，為中國今天的民主維權運動說幾句公道話，讓今天的中國始終處於國際社會——包括自由國家的政府和民眾的人道關注之下。
我相信，當年「六四綠卡」大軍的有良知者能夠為中華民族精神未來的復興，避免重演六四悲劇做出積極的貢獻。
過幾天，就是六四慘案20週年紀念日。我懇請各位朋友在那天穿上白色的衣服，表達我們對當年死難同胞——包括在廣場和長安街倒下的年輕的大學生，被流彈「誤傷」的市民，還有在執行「平暴」命令中死去的軍人的懷念；駕車者，請把你的車燈打開，照亮中國光天化日的黑暗；在夜晚，讓我們點上一支蠟燭，寄託我們海外遊子的哀思。
讓我們通過各自喜歡的方式為我們的母國祈禱：願一個人民自由幸福，社會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富強，為世界的和平、文明做出積極貢獻的新中國早日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謝謝讀完我的這封信的朋友們。我祝願各位未來身體健康，事業發達，家庭幸福，生活美滿。
你的真誠的楊建利2009年5月17日
楊建利博士（1963）簡歷
中國政治異議人士。公民力量召集人和發起人。
楊建利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原籍山東，畢業於北京師大數學專業，八十年代留學美國，因八九年「六四」學生運動的契機，開始投身於中國民主運動，堅定了以推進中國民主反對共產黨極權專制的決心與信心。曾當選海外民運組織「民聯陣」副主席。
1991年，楊建利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獲得數學博士以後，又到著名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攻讀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楊建利博士因八九年「六四」時返回中國大陸聲援天安門廣場學運，隨後遭大陸當局列為拒絕入境的四十九人黑名單。
楊於1996、1999年兩次申請返回中國大陸均被拒絕。楊與妻子傅湘及兩名年幼子女住在波士頓，儘管持有綠卡多年，但一直未申請加入美國籍，因他希望保持中國大陸公民身份，有朝一日回大陸「報效祖國」；楊建利認為，如果已成為美國公民，仍對中國事務「指手劃腳」，總有點「名不正言不順」。
傅湘表示，楊於2002年四月十八日自美搭機直飛北京。他告訴妻子，中國正在變革中，他要成為「參與者」，而非「旁觀者」，與其在海外「隔岸觀火」，不如冒險犯難，實地瞭解大陸情況。楊建利「六四」後被列為禁止入境的民運人士黑名單中，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入境大陸，因此希望妻子理解支持其行動。
據稱，楊建利此行回大陸的目的，是為了爭取異議人士「回家的權利」，並考察中國的工潮。
楊建利於2002年四月廿七日在雲南昆明機場使用假身份證購買機票時暴露身份，一度被軟禁昆明觀光飯店，當天深夜與外界失去聯絡。楊早已列名中國禁止入境的四十九人「黑名單」上。
2002年4月，他使用友人護照進入中國大陸，以考察中國東北部出現下崗工人的大規模工潮。他在準備從昆明乘坐內陸機前往雲南大理市時被捕，由於他涉嫌非法入境，同時也違反當地法律及國際法，因此「現在自由」組織不能作出營救。在關押期間，當局不許其妻子及兒女探望楊建利，只能關注楊在獄中的健康狀況。
2004年5月13日，楊建利被裁定犯有間諜罪及非法入境罪，判處他五年徒刑。
1998年楊建利開始擔任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主席，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他繼承了基金會每年舉行一至兩次學術研討會的傳統，邀請海內外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就中國的焦點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他先後主辦了「文革三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哈佛大學協辦）、政黨政治和中國前途（柏克萊加州大學協辦）、鄉村選舉和中國的民主化（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協辦）、全球化與兩岸關係研討會（美國大學協辦）等一系列研討會；最近兩年他還主辦了兩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活動，邀集了來自海內外的港澳臺藏蒙回漢等各方面的青年俊傑，從現實環境條件入手，營造未來民族和解的基礎，爭取在最大限度內實踐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
在現今的海外民運中，楊建利是一個有留學生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不僅是一個投身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實踐者，也是一個對於中國民主憲政理論的不懈探索者，九十年代中期，他曾參與著名政治學者嚴家其等人的「聯邦中國」研究項目，《中華聯邦憲法草案》即為這個項目的一個具體成果；楊亦曾於海外各媒體上發表大量研究中國民主政治的理論文章，並曾創辦網絡週刊《議報》並擔任社長。
2007年4月27日，楊建利被中國政府釋放。但官方一直不給他返回美國的護照。他的妻子傅湘7月26日致函給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懇請早日允許他離境。8月17日，北京官方通知他第二天可以回美國。18日，他被北京公安局送上飛機，途中有美國駐華大使館一位官員全程陪同。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布什、副總統切尼、國務卿賴斯以及美國國會一直呼籲胡錦濤釋放楊建利。
公民力量發起人
楊建利博士
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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