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狀元出身的宰相為數不少，可狀元出身的實業家則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實業救國」的先驅張謇。
張謇是江蘇南通市海門縣常樂鎮人。他出生在一個富裕農民家庭，祖父是文盲，父親識字也不多，但聰明的張謇自小讀書就很勤奮，據說5歲時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誦《千字文》。有一天，老師見門外有人騎白馬走過，便以「人騎白馬門前過」為題，讓學生對下聯。張謇的三哥對的是「兒牽青牛堤上行」，而張謇對的是「我踏金鰲海上來」。老師大喜過望，說他志向遠大，將來一定能大有作為。
但是張謇參加科舉考試並不順利，他16歲考中秀才，直到33歲才考中舉人；此後連續4次參加進士考試，都名落孫山。他一氣之下，把應考用具都砸了個粉碎，發誓再不參加科舉考試！
1894年春天，因為慶祝慈禧太后60大壽，清政府破例多開一次科舉考試，張謇被父親和伯父強逼著，再次應考，沒想到這一次卻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龠禾）的賞識，中了頭名狀元，並被任命為翰林院修撰。然而這年6月，中日甲午戰爭就爆發了。張謇滿腔義憤，和翁同（龠禾）等人一起，積極主張堅決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他一再寫奏章給皇帝，抨擊李鴻章的賣國投降主義。在鬥爭正激烈的時候，張謇的父親因病去世了，按照當時禮教，他必須回到家鄉去服喪守孝3 年。於是張謇匆匆離開了京城。
第二年2月，甲午戰爭以中國戰敗而告終，中國不得不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南通，張謇對腐敗的滿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國「不貧不弱」，不受外國人的欺侮，當務之急，一是要實行政治改革，以議會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發展實業，以求民富國強。他認為，一個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就應當正視現實，勇於投身實業，以拯國家於危難，救百姓於水火。所以，他拒絕回北京重新擔任官職，決心在家鄉開辦工廠。在給翰林院辭職書中，他明確地表示：「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
當時的兩江總督張之洞，也是一位辦實業的熱心倡導者，他原先和張謇就有交往，也有在蘇州、南通兩地興辦工廠的打算。他看到張謇是新科狀元，又熱心於實業，便委派張謇在南通籌辦紗廠。這正和張謇的心意不謀而合。因為南通地區濱江臨海，交通便利，氣候適宜，無霜期長，是傳統的產棉區。這裡的棉花不但產量高，而且質地潔白，纖維長，富有彈性，很早就以「沙花」而聞名天下。同時，當地農民具有紡紗織布的傳統技術，他們織的「通州大布」遠銷東北市場，深受歡迎，所以對於機器紡紗的需要量日益增長。此外，從當時的情況看，搞紡織所需資金比搞其他工業要少一些，生產週期短，能較快地獲得利益。這些有利條件再加上官方的支持，都促使張謇放手大幹一場！
1895年6月，張謇到江寧，與張之洞談妥了辦廠的事，回到南通，跟當地的豪門富戶和親朋好友一說，當即有人贊成，答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事情漸漸有了頭緒。第二年春天，張謇把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陳維鏞、劉桂馨，上海洋行買辦郭茂芝、潘鶴琴，以及上海紳商樊時熏等人請到家裏，商量集資認股的事情。大家議定以100元為一股，並分別認定了自己負責募集的股數，成立了最初的董事會。這6個人被人們稱為紗廠初期的“通滬六董事”。當天，他們又現場勘察，選定了南通城北15裏的唐家間作為廠址所在地，並且確定廠名叫“大生紗廠”。
大生紗廠的旗號一打出來，開頭也是轟轟烈烈的。大家見領頭開工廠的是個狀元，既覺得新鮮，也感到心裏踏實，所以投股的人相當踴躍。特別是唐家間一帶的農民，聽說土地可以入股，便紛紛以土地折股，省下了廠方不少購地款。張謇又仗著熟人朋友多，親自寫信到處為工廠作宣傳，也招徠不少股東。
這樣算下來，建廠所需要的資金該夠了；可是，購買機器所需要的資金，就完全沒有著落了。張謇只得再去找兩江總督。這時張之洞已經被調任兩湖總督，接任兩江總督的是劉坤一。劉坤一的態度很熱情，然而談到錢上，他卻也表示為難，先讓張謇打他的旗號去借，後來乾脆讓張謇到湖北去找張之洞。張之洞總算是積極支持張謇的，他為了在湖北辦紗廠，已經向國外購了一套機器，這時便決定，如果南通的大生紗廠廠房先完工，就把這套機器先讓給大生紗廠用。 經過幾番周折，大生紗廠的廠房總算建成了，紡織機器也運到了廠裏。1899年4月14日，大生紗廠正式開工，紡出了第一縷棉紗。面對震耳欲聾的機器聲，身為總經理的張謇激動得熱淚盈眶。看熱鬧的人感到奇怪，瞭解內情的人卻不覺得意外。他們知道，為這紗廠，前後5年間，張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難！他一個堂堂的“狀元公”，不得不東奔西走，集資籌款，看人家的冷臉，聽人家的嘲諷。直到前幾天廠裏試機，還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說：“紗廠煙囪高，何時才冒煙？機器雖然響，何時紡出紗？”如今煙囪冒煙了，機器出紗了，張謇能不高興得流下喜淚嗎！
董事們也都興高采烈地互相道賀。張謇便趁著這個機會，把大家召集起來，商量訂立廠規廠約的事。他說：“頭一腳雖然踢出去了，但正式生產，沒有個規矩是不行的。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這麼大個廠，沒有廠約，怎麼負責理事？這是事業成敗的關鍵！”可是這些人對於開工廠並無經驗，也不知道廠約該怎麼訂。幸虧張謇早有準備，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從總董事、分職董事、車間執事的職責，到各車間、各帳房、各棧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標準，獎罰等級，一條條說得頭頭是道。董事們聽得心悅誠服，一致決定就按張謇的辦法去做起來。為了提倡新的風氣，打破陳規陋習，張謇還規定：“工廠中凡執事人概稱‘先生’，不得沿襲‘ 老爺’舊稱。” 在19世紀末的中國，張謇就能制定出這樣一套比較完整新穎的管理制度，應該說是很有見識的。這些措施的實行，對於改善企業的管理，形成企業新風氣，以及增強企業的競爭力，都產生了較好的作用。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大生紗廠的機器只響了半個月，就突然停了下來。張謇急忙查問，才知道是買棉花的資金用完了，廠裏不得不停工待料。管資金的董事前幾天已經向張謇反映過這個資金不夠周轉的問題，張謇因為正忙著辦紗廠的附屬學堂，希望早日培養出自己的能掌握洋機器的工人，所以把這事給忘了。他內疚地宣佈，要給他自己記過一次，並且當即想辦法，一方面讓廠裏把紡出的紗賣了，先買些棉花來維持生產，同時決定再次到上海去借款作為工廠的周轉金。 張謇這一次到上海，一連奔走了兩個月，卻連一分錢也沒借到。他發電報向老股東求援，同樣沒有回音。他急得嘴上起泡，雙眼紅腫，最後連帶出來的旅費都用完了，無可奈何之際，只得在報紙上登出廣告，在四馬路賣字3天，籌集回家的路費。憑著他的狀元名聲和一手好字，慕名而來的人很是不少。 回家的路費是不成問題了，但他還是久久地在黃浦江邊徘徊：空手而返，廠裏急需的資金還是沒有著落啊！後來上海的朋友給他出主意，說可以先把工廠租給別人，幾年後再收回，這樣工廠還是自己的，得到的租金又可以作為流動資金。張謇不得已接受了這個辦法。可是接連來了幾個有錢的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壓，並且公然表示，只要張謇答應，他們可以給張謇個人大大的好處。張謇聽了大怒，強硬地回答：“你們把張謇當成什麼人了？難道我也是貨物，可以花錢收買的嗎！哼，你們也太小看我張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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