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繁忙的公務以外，富蘭克林的生活中總是有許多的朋友，有著廣闊的社會交誼，也有親密的私人朋友，還有他在帕西的家。
　　
富蘭克林在巴黎參加的俱樂部是共濟會的「九姐妹」寓所。1777年，這傢俱樂部接收他作為會員。1778年11月28日，他參加了這傢俱樂部舉行的一次典禮，主題是紀念5月間辭世的伏爾泰。在典禮完畢後的宴席上，200名來賓為美利堅合眾國和它偉大的使者幹了第一杯酒。第二年，富蘭克林被推選為這個俱樂部的「大師」。在他健康許可的情況下，他總是主持那裡的聚會。1783年3月6日，在巴黎的新共濟會大廳裡舉行慶典，富蘭克林的胸像在音樂聲中隆重揭幕。
　　
法國的共濟會和美國的有所不同。在美國，共濟會只具有社會性和地方性的意義，對政治的影響微乎其微。在法國，它卻帶有自由思想、反對專制的鮮明特徵。「九姐妹」俱樂部歡迎富蘭克林成為他們這個派別的兄弟，在他們眼中，富蘭克林已在他的國家裡實現了它的改革目標。

「九姐妹」俱樂部在富蘭克林心目中則猶如費城的共讀社，他在這裡活動，如同他在青年時代貧窮、默默無聞時參加「皮圍裙」俱樂部一樣。法國最著名的共濟會所在為新的共和國服務方面，成了他的非正式的同道，會員們成了他在一個對他極為友好的國家裡的一群寶貴的親密朋友。對於會員們極為關注的法國的事務，他自然不便去發議論，因為身為一個國家向法國國王派駐的官方大使，他不能不謹慎。然而，他是他們中的一員。由於他的建議，拉‧羅其福考爾‧丹維爾將美國的州級憲法譯成了法文。
　　
在「九姐妹」宅的共濟會員看來，美國的憲法成了他們學習實踐中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啟蒙課本。這是些立憲主義者，他們想用憲法限制本國的君主。他們中有幾個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成為革命的溫和派——吉洛特派分子。在暴力革命發生前，他們和這位科學家、思想家談論憲法，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他用可敬的智慧製造了一場革命，這符合他們的口味。
　　
顯然，富蘭克林也覺察不出法國的革命會走一條同美國不同的道路。數年來，忙於外交事務的富蘭克林，足不出巴黎和巴黎近郊，出入於富豪和特權者的圈子，沒怎麼注意到法國人民悲慘而絕望的處境。因而他同意法國立憲派關於法國所需要的不過是一紙憲法的主張。

他所知道的羅伯斯比爾只是阿拉地區的一名年輕律師，在1783年10月往帕西寄了一份他在法庭上的答辯詞，反對一項禁止在聖奧馬爾教堂使用避雷針的法令。富蘭克林知道的馬拉也只是一位不著名的關於火的性質的研究者。馬拉在1779年請求富蘭克林幫助他將他的有關新思想在皇家科學院提出來。富蘭克林給了他幫助。他何曾想到，這兩個當時的小人物在後來的法國大革命的風暴中，成了叱咤風雲的領袖。
　　
富蘭克林對探索大自然的興趣從來沒有減退，但自從來到巴黎以後到參加締結和約的幾年中，他卻抽不出時間作研究。對此，他頗為沉痛地寫信告訴普利斯特裡說，「假如我有閒暇和你一道探索大自然的產物我就太高興了。我指的是無生命物，而不是有生命物或道德方面的內容。對前者我發現得越多，我便越讚美它們；對後者我瞭解得越多，我便越厭惡它們。」
　　
就在他這樣寫的前一天，他在皇家科學院目睹了拉瓦澤演示關於氧氣的實驗。其後，他訪問了正在實驗室裡的拉瓦澤。他還常常參加皇家科學院和皇家醫學學會的會議——1777年他當選該學會會員。他的老友勒‧羅伊是國王在拉‧米特的實驗室負責人，拉‧米特是在帕西的一所皇家城堡。富蘭克林常去那裡，也去勒‧羅伊的家。正是和科學界人士的頻繁接觸，才使他痛感自己荒疏了自己熱愛的自然科學研究。
　　　　
然而，他在一些領域仍作過觀察和思考，也有所發現。
　　
1777年4月26日，在給英根豪斯的信中，富蘭克林評論了萊頓瓶和伏特的起電盤之間的明顯差異。到1778年12月，他完成了《論北極光》的論文，論文於第二年的復活節後在皇家科學院宣讀，並用英文和法文發表了。1780年富蘭克林痛風發作，他在養病期間於11月13日給倫敦的一位朋友寫信在談到對倫敦、費城和帕西空氣悶的觀察的同時，談到濕度表。1781年5月1日，他對圖戈特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即對10年前他發明的一種耗煙爐作了補充說明。

在同年的5月7日，富蘭克林在一封信中觸及到了美國的語言問題：
　　
「由於印第安人沒有字母，他們就沒有拼字法。特拉華語言在弗吉尼亞人那裡就有不同的拼法，這可能並不總是因語言的不同而引起的，因為學習某一印第安民族語言的外地人，發現其語言沒有拼字法，而是用他們認為能最好地表達那些單詞的發音的字母組合來自由地書寫該種語言。

我觀察到，我們的學習同一種印第安語言的不同民族的歐洲人，按照賦予他自己的語言的字母的通常發音，形成了每一種他自己的拼字法。因之，同樣的莫霍克語言的單詞，被一個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翻譯寫出來，在拼法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而不瞭解字母在翻譯的語言中通常所具有的作用的人，不可能瞭解印第安語言的語音」。
　　
在忙過了和談的緊張階段——1782年夏季以後，9月22日，由於深受持續不斷的結石疼痛之苦，富蘭克林對地球的地質結構進行了思索。他注意到英格蘭的地質，因為在英國的懷特黑文、德比郡的奧伊斯特等山區富有煤礦，他相信在這個島的地表曾發生過巨大變化。

「在我看來，假如地球一直到地心都是固體的，這個球體的表層部分的如此變化大概就不會發生。所以，我想像地球的深層部分可能是一種比我們熟悉的任何一種流質更為濃稠、有著更大的特別的比重的流質；因此可以在它裡面游泳或浮在它的上面。因而，地球的表層是一層殼，可以被它復在下面的流質的劇烈運動所打破或攪亂。……你看，我放縱了我的想像力；但我對你的哲學性的研究方式要贊同得多，它進行實際觀察，從事了收集事實，結論離事實所保證的就不會遠了。」
　　
這些才是真實的富蘭克林的科學研究與觀察，而不是如有些人那樣把富蘭克林想像成了超自然的怪異。按1788年2月27日霍拉斯‧瓦爾波爾的說法，連一些英國大臣也具有這類迷信心理。「一些掌權的自然哲學家相信，富蘭克林發明了一種機器——大小象牙簽盒那麼大——和物質，可以使聖保羅大教堂化為一掬灰燼。」但富蘭克林作為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名氣增長得更快。

他的《政治、哲學論文雜集》於1729年在倫敦出版，出版者本傑明‧沃根在扉頁上稱富蘭克林是「美利堅合眾國駐巴黎王朝的特命全權大使」，儘管當時英國政府還沒有承認「美利堅合眾國」這樣一個國家的存在。1780年，杜勃格翻譯的法文版的資料和沃根版本的資料被譯為德文，作為三卷本的富蘭克林選集在德累斯頓出版。意大利文的譯本在帕杜亞先後於1782年和1783年出版了《哲學文集》和《政治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