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緩緩地說：「討論天下大事，不是一家子的私下議論，希望平心靜氣地聽聽意見。」王安石為之慚愧，這才改變了臉色。

程顥

自從王安石主政以來，程顥沒有講過一句涉及功利的話。他在職八九個月裏，幾次議論時政，最後一次，他說道：「聰明人做事，就像夏禹治水那樣，讓洪水從沒有阻礙的地方流走；捨棄這種辦法，而到險竣的地方去築堤防水，說不上是聰明。自古以來，為振興政治而提出的措施，沒有朝廷內外的輿論都說不可以而能夠有成績的，何況還排斥忠良志士，阻攔和抹殺公眾輿論，使卑賤的人欺侮高貴的人，邪惡的人侵犯正直的人呢!這正是使得僥倖有了一點小成績，便放肆追求功利的臣子一天天受重用，崇尚道德的風氣一步步被破壞，這種作為，絕對不會給朝廷帶來福祉和好運！」（原句是：「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顥講完這些鏗鏘作響、擲地有聲的話語之後，便請求辭去諫議官的職務。

王安石

王安石本來與他友好，到這時雖然意見不合，還敬重他的忠誠，不深責怪他，只讓他出朝擔任提點京西刑獄。程顥堅決推辭，便改任簽書鎮甯軍判官。

司馬光得知此事後，也立即上疏請求退職，他說：程顥無私正直，認為自己不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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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他曾因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而遭貶官，後來主要從事講學活動。後世稱明道先生。他與他的弟弟程頤二人，是宋代理學的主要創始人，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哲學史上，都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王安石變法的是非功過，且留待史家去討論。但是程顥在這裏指出的「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卻十分值得引起我們重視。

中國經濟尚十分落後，經濟建設無疑是當務之急。但是，在加強經濟建設和市場經濟的另一面，卻必須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設。一個社會肌體是否健全、健康；一個家庭的生活是否成功，絕不是錢這一個標準，所能衡量的。錢僅僅只是保障社會肌體健全、健康，家庭生活成功的手段之一，而道德，才是我們所應追求的主要目標。

道理很簡單，只有在一個具有高度道德水準的社會和國度中，人們才可能享受充分的關愛和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物質財富給人類創造的種種方便和舒適，才能從根本上認識人類和自己，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掘人類自身的潛能，去追求和創造更高水準的社會。因此，倘若要造福社會，造福國家，那就必須在注意「興利」的同時，特別注重「尚德」。@*
（事據《宋史‧程顥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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