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選擇在華盛頓定居，倒非一定出於個人的喜好，而是因實際上的需要，因為陳納德將軍的遺囑得在華盛頓聽候查驗，我必須留下來處理他的產業，當時看起來那也許算不上什麼，不過它卻讓我有一段緩衝的時間，給自己找份工作，找個棲身之地，再給兩個小女兒選所學校，讓她們上小學。
我在華府西北麻薩諸塞大道四○○號看中了一幢公寓，它和同一條街上其他公寓建築沒有兩樣——毫無特別顯眼之處，就是一幢14層的紅磚建築物，背後環著高大的樹木，面向寬闊的麻薩諸塞大道，許多人就以此地為他們的家，有暫時住一陣子的，也有長期定居的，而我之選中它主要是因為天主教區附屬小學就在對街，我的兩個小女兒一個上一年級，一個上二年級，早晨上學再方便不過。當時空出來的只有一套兩間臥室的公寓套房，月租375元，那是1958年秋天，我急於遷入，因學校開學在即。9月1日，我們搬進麻薩諸塞大道四○○號，勞動節一過，兩個女兒就開始上學了。
這是我第一次住狹窄而擁擠的公寓，過去，我們住的都是平房，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平外祖父家。在中國，大家庭數代同堂不足為奇，大家住在一塊兒，除了熱鬧，也多個照應。
第二個家也在北平，是父母的家（1930至1935年之間），漫漫夏日，直聳入雲的棗樹梢，傳來陣陣蟬鳴，春日煦煦和風，吹綻4月的花朵，舊時燕子在空中盤旋良久，終於識出每年春天棲息的朱簷。秋天10月裡，泣血的夕陽，滿山楓葉紅似火，菊花做放霜枝——對我來說，這些就代表著家，家中的一切至今仍歷歷在目，園中一草一木、一溝一壑，是那麼熟悉，午夜夢迴，叫人懷念不已。
其次是我和陳納德婚後之家，上海虹橋美華村5號的新居。
現在，外祖父母和丈夫都離我而去了，何處是我的家？
我隻身在華盛頓，離開北平萬裏迢迢，我已從一個少女變成少婦，單身帶著兩個女兒，既無錢又無勢，只擁有受人尊崇的陳納德這個姓氏。
從1950年到1958年我和陳納德將軍婚後這幾年裡，我們每次到華盛頓，都住在維拉旅館，這是早年美國歷任總統之家。陳納德將軍在華府酒店另有一間辦公室。許多住在華盛頓或到過華盛頓的人當還記得，維拉旅館至今仍被視為是許多總統的寓所，富有歷史價值。它位於第十四街和賓夕法尼亞大道的街角，離白宮只有一箭之地。八○○號套房通常是為我們保留的，因此，當我到華盛頓處理先夫產業問題時，很自然地，我先下榻維拉旅館。
我們認識旅館裡所有的侍者、櫃檯職員和經理，對它有著一份親切感。1968年，美國大選之後，它關門大吉，我還為之黯然神傷了好一陣子。當尼克森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時，委員會即以維拉旅館作為尼克森競選總部。
旅館對我特別優待，八○○號套房包括一大間起居室，兩間臥房，和一小小的書房，只收我每月1200元，算是相當公道和優待了。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廚房設備，我相信許多住過旅館的人都知道，旅館中的餐食，吃久了，實在叫人倒胃口。除此以外，房錢我們也許還負擔得起，食物的價錢，當時以我經濟情況而言，卻有點觸目驚心。
華府酒店的辦公室對我幫助不小，辦公室裡兩位秘書小姐，追隨陳納德將軍已有多年，杜琳‧雷諾茲太太早在我認識陳納德將軍之前，就在替他工作了，她對陳納德將軍一直忠心耿耿，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杜琳後來加入美國國務院工作；費安‧希爾太太也是在50年代初期就進民航公司工作，她們二人對我非常幫忙，尤其是在我最艱苦的那段時期，她們給了我不少安慰與鼓勵。不過，在婚後的9年半中，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東方，雖然我們也偶爾因為業務前往美國，我在華盛頓的朋友並不多。此外，在華盛頓，忙著處理業務，我從來沒有機會去多結交一些朋友。
陳納德將軍去世後，他一些摯友個個衷心願意幫助他年輕的遺孀，但是你能只依賴別人的友情嗎？我一個陌生人，在異國，我需要找個棲身之地，也需要一份工作，維持生計。
我的姐姐靜宜和姐夫李佑厚醫生千里迢迢從台灣趕到華盛頓，安排喪葬事直，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責任，8月將盡，他們也得離開了。我到機場送他們時，真想要求他們多待一段時間，因為我心中有無限的惶恐，但是，我也知道，從今開始，我得靠自己了。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再逃避，我要姐姐別替我擔心，我會好好地照顧自己，雖然內心並沒有太大把握。但我一直要他們放心回臺北去。
古人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初到華盛頓打天下，真有這一份感覺。從中國到美國不止8000裏路，有1萬裏路，旅途終點更覺徬徨，真是「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我這個學文學的人能做些什麼？學理工，學數學，學法律的人，都比較容易找出路，甚至會速記和打字也不難找到工作，而我只拿著一枚筆，這問題就不太簡單了。悔當初沒有用功讀三角幾何，又沒有在實驗室裡多花些時間，如今已太遲了。
我這個有時連加減乘除都會出毛病的人，大概一切只有從頭做起了。亡羊補牢，只好一邊工作，一邊再分出點時間來做學生了。
在華盛頓，我開始找工作，70年代軍方對遺族的生活照顧得很周到，但在陳納德將軍去世那個時候，美國軍方對於照顧軍方遺眷的生活乏善可陳。我領到300元喪葬費，此外空軍方面派人來詢問我的經濟狀況，並告訴我如果我一年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時（那是1958年），可以通知空軍，領取救濟金。我的天，1200美元一年夠做什麼！外子生前可領的退休金，死後即告中斷，外子原有一份保險金，但他的產業卻被凍結了——5年內不得提用，因為他的家人甚多，大家都想分些利潤。幸好我還有一點積蓄賴以度日，只是我知道自己得趕緊找份工作。
喬治城大學是一個試驗的開始，兩個孩子那時候還小，教育費用尚無需我太操心，但是來日方長，我必須挑起這生活的擔子。最初幾年，我靠自己的積蓄，節儉度日。當然，我的姐妹和一些朋友都來問我有無需要他們幫忙的地方。
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外子去世後還不到一年，就有好幾個人向我求婚，那些不識相的傢夥會說：「安娜，你一個女人住在華盛頓，怎麼應付得了？讓我來照顧你。」我總是潑他們一盆冷水，笑說：「我要葬在阿靈頓軍人公墓陳納德將軍的身旁，不能改名換姓。」他們會說：「老天啊！你怎麼會說出這種鬼話？」我的回答很簡單：「我就準備這樣做。」
現在我知道當時自己在許多方面都太天真，例如男人要我到他們的辦公室去談一份工作，或是關於我要出版的書，最初我都信之不疑，誰知他們大都想藉機會吃豆腐，我那時太天真而年輕，但我也知道著想保有好名聲，必須謹記一點，那就是：自重。這並非說我是個講道學的人，自命清高，但是我有我的原則，我只是不願隨隨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在我看來，兩性之間的關係雖是兩個人之間的事，但總也得保持一份尊嚴。這也許太守舊，但是我始終覺得，人如果能謹守自己的原則和標準，一定會贏得他人的尊敬。
1959年，我開始在喬治城大學主持一項機器翻譯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把各種語言的教科書用科學方式譯成英文。
這在當時還是一項很新的研究。同時申請這份工作的連我在內一共有6人，只我一人是女人，很幸運我被錄取翻譯時，經常會遭遇許多困難，有些句子很難從一種語言翻成另一種語言，例如英文中的成語或口頭禪如It’s raining cats anddogs ，或barkingup the wrong tree。
我白天從事翻譯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讀書，也沒有太多時間參加社交活動。但我深知年輕而聰慧的獨身少婦，在華府的確很吃香。
我自己覺得當時最重要的事是增進自己的英文能力，說來慚愧我沒有在任何一所美國大學唸過書，而我的妹妹們卻都是在加州受中學大學教育，只有我戰時留在中國，我所受的中國教育還可以拿來騙騙人——在美國學府裡，我也算是一個中國學者了。因為在中國，我寫過幾本書，無聊時也寫些詩和小說。做過中央社記者也算一招。因此還被聘為美國之音做節目及廣播。
後來又為《新生報》、中央社、《民族晚報》寫些專欄。還好對於讀書我還有興趣，有些聰明才智過人，但是卻忙得無法定下心來讀書是很可惜的。我的看法是，無論多忙，一個人總該找出時間唸書，自修充實自己。而我，因為想教書的緣故，開始研究公共演講這門課，還有如何發音等，不過我至今仍然不會唱歌，但喜歡唱，唱走了調兒，唱錯了腔，滿不在乎。
一個東方女子想在這既複雜而又充滿人種歧視的美國求發展並非易事。不過有時命運對每一個人的安排有說不出的奧妙。我在華府當初隻想有一份工作，能夠維持生活，並繼續記得甘迺迪總統遇刺的前天晚上我在家裏請客，在華盛頓的餐會上，只要有議員在座，大家三句不離本行就會談到1964年的大選，當時我曾對總統南部之行表示關心。我曾說：“南方這時期因為黑白平等運動境況不太安定。甘迺迪去南方似乎時間不太合宜。”有人笑我杞人憂天，想不到不到12 小時，總統竟被殺身死。
為了參加甘迺迪總統的就職大典，我犧牲了一雙價值美金75元的高跟鞋……那天，華盛頓下大雪，空前未有的大雪。共和黨敗北，而且票數相差甚微，使我心中非常懊喪，但友人一再邀請，我勉為其難地參加了就職大典。甘迺迪夫人有她的風度，但許多審美專家認為她的一雙大腳，是美中不足。
整個白天和晚上都下著大雪，刮著大風，但來自各地觀禮的人仍是興高采烈。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總統就職典禮。以後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賓。但是愜意的是，1969年1月和1973年1月尼克森就職大典，因為我算是功臣，而且也負責主持他的就職事項，非常有趣。其後尼克森又派我代表他到菲律賓，到韓國、到泰國參加各項大典。都是有歷史價值的。以後再談。
我記得初次與甘迺迪總統正式單獨會面會談是在1962年的5月，那時我因事蒙總統在白宮召見，他留給我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後在好幾次要會中也見過他，但最後一次是在1963年夏天。那時他的背痛病發作，行動起來有點不太自然。但在他百忙的公務中，他還是很詳細地問及我們的近況與工作。臨別還送給我一支有他親筆簽名的原子筆作為紀念。
甘迺迪總統遇刺前的一段時間，報紙上不但常有甘迺迪總統的照片，甘迺迪夫人也回到華盛頓來——她自從1963年夏天小產後即很少見客，後來又到歐洲去散心，回美後才在正式場合重新露面。她對於競選運動一向不太熱心，據內幕人說，她這次欣然陪著夫婿出去拉選票是很難得的，想不到竟會發生流血慘劇。
白宮報導說，當時甘迺迪總統的兩個孩子卡露琳和小約翰都在睡午覺，對於父親的亡故毫不知情。事情發生的兩天前，小約翰的照片還在報紙上出現，他正蹲在總統的大書桌下玩耍，總統卻在辦公桌上埋頭處理要務。想不到兩天之後，這個天真的小孩和姐姐便做了無父的孤兒。
權勢是一樁孤獨的冒險，而在死神之前，無論王者之王也罷，一個平民也罷，都只有低頭。
